本文授权转载自《澳洲财经见闻》

本篇共6104字｜预计阅读时长7分钟

前

言

近几天，榆林产妇跳楼事件已经反转了几次。

陕西榆林医院里，一位准妈妈因顺产疼痛难忍，情绪失控，带着她肚子里未出生的孩子从5楼一跃而下，经抢救无效过世。

医院和家属相继连发多条声明，各执一词。家属称曾要求医生剖腹产被拒，院方则两次发声明表示，拒绝剖腹产的是家属。

两方纷纷指控是对方的一己私利和不作为，害死了年轻的产妇和未出世的孩子。

医院先是公布家属亲笔签名的委托书，凌晨又发布声明和监控视频，坚称产妇向家属下跪；家属也迅速回应，解释产妇只是因为疼痛下跪，与哀求无关。

但事实再怎么反转，两条生命已经不可能再回转了。

这一次，杀死产妇的不只是疼痛，家人的冷漠和刻骨的绝望，还有医院的退却和回避。

一

一场专业意见让位于业余意见的悲剧

这样一个事件发生在社交网络刚刚兴起的那几年，意见很可能朝着 " 医院管理不善草菅人命 " 的方向倾斜，因为在那个时期，医院的负面形象相对而言更为深入人心。产妇一家作为家庭条件普通的农民，这种 " 弱势群体 " 形象反而更能激发人们的普遍同情。

然而这些年来多次发生的医闹事件逐渐将 " 受害者 " 的帽子转移到了医院方面的头上，如今一旦发生医患纠纷，许多人往往容易猜想：会不会又是医闹来讹钱？

而这一次产妇跳楼事件发生后，榆林市第一医院抓住 " 家属要求顺产 " 这一点展开自我辩护，并出示了看似无懈可击的患者家属签名以证明这点，轻易将舆论引导到了对医院方面而言非常有利的方向上：家属出于某种愚昧甚至恶毒的动机，强行要求顺产，屡次回绝产妇苦苦哀求，逼得产妇无路可走，唯有一死。

产妇丈夫一家 " 担心剖腹产影响下一台生育 "" 以繁殖为目的迫害产妇 " 的居心与嘴脸深入人心，进而遭到万众唾骂。

另外不少声音质疑，为什么产妇本人对是否进行剖腹产没有决定权。《医疗机构管理条例》要求手术前医院 " 必须征得患者同意，并应当取得其家属或者关系人同意并签字 "。

患者是否要求剖腹产，家属是否同意剖腹产，他们做出决定的原因有无数种。他们或许会担心剖腹产更花钱，也有可能会忧虑剖腹产会有生命危险。除非我们能读心，否则无论事实最后调查得多么清楚，他们动机的好坏善恶，我们根本不可能得知。

事实上患者或家属的意见，在紧急情况下根本不宜被过度重视。产妇是因为医院拥有专业医务人员和医疗条件。一名处在崩溃边缘的产妇、一群焦虑的家属，他们的决断能力本已值得怀疑，何况患者和家属作为非专业人员，对自己决定可能带来的后果可能根本没有概念，而限于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专业人员却必须遵照这种非专业的决定。

实际上，治病救人也是有概率的，有治好的时候，也有失败的时候，人们总希望被治好，但这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百分之百的事情存在。

只是，很多病人的家属根本没有这种常识，总以为医疗事故都是医生故意的行为，于是各种闹腾，到头来搞得双方都很急张。

试想，如果产妇的家属们能遵循医生的建议，在遇到难产时作出相应的措施，大概就不会引发这一场悲剧。可惜，悲剧就是如此戏剧性和荒诞化：“外行人指挥内行人”。细细挖掘其中的内核，其实就是个“自保的过程”。

家属寻求自保，花钱就要按照自己的治疗方式治；医方寻求自保，安心挣钱少惹麻烦。唯独，当事者最没有选择权。看似都为当事者好的家属与医方，到头来其实都是为了自己。

不管当事者有没有意识，能不能清楚的认定自己的病情，貌似都自己难以决定自己的生命。能决定的却成为“寻求自保”的家属和医方，说到底这种处境真是“生死由天”。

二

在澳洲生孩子，你的命交给了谁？

首先，澳洲社会存着两种不同性质，但却同样合法，可靠的医院：公立医院和私立医院。澳洲人会综合考虑自己的各方需求和利弊，然后选择去公立医院还是私立医院。

公立医院是政府出资投建的，以政府补贴为主。

澳洲PR和公民在公立医院看病是完全免费的，不管是小病看诊，还是大病手术，手术中的材料费，手术费，住院期间的食宿费，以及护理费等等，所有这些费用都由政府承担，病人只需要向医院提供个人Medicare（医疗保健卡）信息即可。

医院会将病的花费上报政府，最终由政府为病人买单。所以澳洲PR和公民在公立医院生孩子，全程是免费的。

但是如果不是澳洲PR和公民，去澳洲公立医院看病或是生孩子，收费是非常贵的，生孩子的话价钱大约在1万澳元以上。

而私立医院则是由私人经营的医院，大部分是盈利性质的，但也和公立医院一样，都是合法经营，且十分可靠的正规医院。

由于大都属于营利性质，私立医院看病非常贵，基本是公立医院消费的数倍。

但是如果购买私人保险，在私立医院的消费可以通过保险公司报销掉一大部分。

通常澳洲人如果决定再私立医院生孩子，都会提前一年买私人保险，因为生产保险有一年的等待期。

在公立医院，产检和接生一般都是由助产士（Midwife）来做，而不是专业产科医生，只有当需要做手术时，专业产科医生才会亲自出马。

孕妇到公立医院产检或者生产都无权挑选助产士或医生（需要做手术时），一般是轮到哪个助产士值班就由哪个助产士为孕妇做产检或者接生。

如果在私立医院生，孕妇可以自主选择医生，从早期的产检到最后的生产都由这一位医生负责。

在澳洲，私人产科医生其实并不属于私立医院，即便有时候他们的诊所设在私立医院的门诊部里，他们都是个人性质的私人医生，和私立医院应该算是一种合作关系，每个私人产科医生可以在多个医院接诊和接生。

总体来说，澳洲公立医院和私立医院的服务都很好。但是由于一些现实问题，相比之下，两种医院的服务会稍有不同。

比如，由于公立医院全程免费，但是公立医院的医疗资源是有限的，所以去公立医院产检经常要排队等很久。

在公立医院生孩子也不像在国内一样，觉得快到时间了就可以去医院待产，澳洲基本都是觉得快生了，给医院打电话，医院会问你的具体情况，只有确定你真的快生了才会让你去医院。

生产时，产妇自己也不能选择顺产还是剖腹产，要由助产士来决定。而助产士如遇到紧急情况，则会依据自身专业医疗知识做出判断。

而且在澳洲整个分娩护理过程都会本着“Woman Centered Care”，也就是说以产妇意愿为中心的原则。

三

在澳洲也存在医患矛盾？

医患矛盾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澳洲一样存在。

澳治疗过程也常有医疗事故，近年来针对医护人员的攻击性事件也不时有闻，去年仅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的12家医院就共发生攻击性事件112起。

澳洲医疗联盟（Australian Medical Association）维州主席Stephen Parnis称，医院普遍存在攻击性事件，医院的过度拥挤及酒精和毒品相关、以及精神疾病患者使这一情况更加恶化。

由此可见，虽然澳洲医护人员受到攻击的数量近年来较多，但澳洲那些攻击医护人员的人主要是受酒精和毒品影响，或是有精神疾病者。鲜有行为正常的人去医闹，更没有所谓的专业医闹。 

其原因在于：

澳大利亚从1975年开始在西方世界率先推行社会主义性质的全民免费医疗系统。

而有意思的是，澳洲政府负责管理这个全民福利体系，包括发放澳洲人从摇篮到坟墓的各类福利的部门，有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社会主义名称，就叫做The Department of Human Services。

但澳大利亚的全民医保福利，如果移植到中国，就是无法承受之重。

澳大利亚实行医药分业管理。澳洲法律规定，医院和诊所不能向病人卖药，病人需凭医生处方自行到独立的药房买药，而且医生开的处方上只能写药名，不能写品牌。

个人或家庭药物支出超过临界线后，可以向药房领取PBS卡，再需要买处方药时，每张处方单只需支付不超过6澳元的自付费用。

政府每年会调整药物安全网的临界线，确保低收入人士不至于一旦生病就倾家荡产。

而很多的疗效好的新药，也会被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不断地加入了药品福利计划当中，造福澳洲民众。

例如，去年美国开发出治疗癌症之一的黑色素瘤的新药，却因为价格昂贵而让患者可望不可及。

而澳洲联邦政府在短短两个月内就有所行动，投资5700万澳币，帮助抗癌KEYTRUDA免疫治疗药物加入到澳洲药品福利计划中，每年给每个患者价值15万澳币的补贴。

如果不通过澳洲药品福利计划的纳税人补贴，那么使用KEYTRUDA治疗相关癌症，将花费患者每年高达156130澳币的医药费。

澳洲政府同时也批准了667种全球新型药品增加到澳洲药品福利计划中，让广大的澳大利亚病人受益。

Roy Morgan调查公司的“职业形象调查”。该调查发现，从1994年以来的15年中，护士一直稳居榜首，89%的公众认为护士是最有道德和最诚实的职业，其他的职业包括药剂师、医生、学校老师、牙医、工程师、法官等。

澳大利亚医学会（AMA）对Roy Morgan调查结果的评论是，“医生是社会道德和诚实的重要标志，澳大利亚公众对医务人员的评价结果表明：人们认可医生的服务质量。这个调查结果表明，澳大利亚人看医生的时候，感到安全和有保障。”

（上图是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的宣传广告）

If you think it’s okay to assault a nurse,doctor or ambulance officer,we’ll give you up to 14 years to think again.

“如果你认为攻击医生护士或者救护人员是正确的，那我们将给你14年的时间（在监狱里）去重新思考一下这个问题”这就是澳大利亚的态度。

在澳洲这样一个没有死刑，对犯罪判刑较轻的国家，却对攻击医生或护士的判刑高达14年，不能不说是有较大威慑力的。

据了解，澳大利亚有完备的机构、机制和法律来处理医疗矛盾。

医患纠纷投诉的渠道很多——官方的专业投诉机构、行业和消费者机投诉构等等，也有很多人选择直接到法院起诉。

而对一些无法在医院内部解决的问题，患者可以向州政府的健康投诉管理委员会投诉。任何人认为医疗服务提供者的诊疗行为影响了个人的治疗及恢复效果等都可向该委员会投诉。

如果投诉无效，患者还可进一步诉讼，如果胜诉，可以要求医院和医生进行赔偿。

在医生方面，由于澳大利亚的医生都购买了巨额的医疗事故保险，如果万一在法庭上败诉，保险公司会负责赔偿，而不是医生承担。

所以实际上医疗事故官司并不是医生和病人的官司，而是病人与保险公司的官司。

由于每一步都有法可依，而且并不会出现败诉以后无力赔偿的情况，所以通常情况下，澳大利亚的医患矛盾并不会恶化和激化。

人们常说，产房见证生死。

产房，就是孕妇、医生和婴儿与死神搏斗的地方。可悲的是，从死神手中逃脱的产妇和婴儿，甚至可能逃不过亲人的魔爪。再大的疼痛，都疼不过对身边人的绝望。

把产妇推向死亡深渊的，不是疼痛本身，而是明明意识清醒，却身不由己。

这种无助感，或许比死亡更可怕。

要知道，最可怕的从来不只有生孩子的疼痛，还有过程中的人心，人性。

本应迎接新生命的到来，如今只能惋惜两条生命的逝去。这一桩悲剧，留给我们反思的，实在太多。

笔者认为，该事件是一场对医疗、对法律、对生命的多重拷问，到底是当今医患间的冷漠，还是患者与亲属间的无情，更或是法律法规缺乏对患者本人自决权的尊重，确实值得社会深思。

在医患纠纷有着上千年悠久传统的国度，要诞育出一种理性的医患关系，恐怕经历的阵痛，绝不亚于生孩子，而且时间会更加长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