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通电话

2016年年初的时候，我突然接到一通电话，是来自父亲的。

他从我的老家墨尔本打来，当时我在悉尼工作，吃着三明治，在CBD的办公室里坐着。

他很少打给我，他的声音显得薄弱，我甚至有点听不清他在说什么。

“Jas，我已经老了，”他用他带有柬埔寨口音的英语缓慢地说道，“我想问你，你会不会娶个老婆？”

我在15年前向他坦白我是一名同性恋，但这15年来他依然不肯放弃。

而现在，他想要包办婚姻，让我去娶一个我不熟悉的年轻柬埔寨姑娘。

“我可以帮你。”他补充道。

包办婚姻

我对包办婚姻的第一印象是在上世纪80年代，当时我还很小。

我记得当时我在墨尔本的某个亲戚家里，看着新郎与新娘穿着白色的礼服与众人拍照。

我表哥站在我旁边，一起观察着这对才认识一天的新人夫妇。

“他们才认识一天就相爱了？”我表哥大声地问道。

我当时脑子里也想着同样的问题，不解地去问父亲。

“他们会逐渐爱上对方的。”他解释道。

彻底失望

就算是过了那么久，我还是无法理解父亲那天的解释。

电话那头，父亲继续谈论着包办婚姻，他解释自己有多想要一个大家庭，当亲朋好友在他面前炫耀自己孙子孙女的照片，他感到十分羡慕。

“这不代表你的人生没有意义。”我说。

但他不会听进去。

“你得有一个老婆，孩子，然后孙子，”他解释道，“那才是人生！我只有一个儿子，没别的了！”

对他来说，我的人生毫无意义。

“我的人生并不不完整！”他一字一句地说道，每个字都充满了压力，好似他这句话是他最后的挣扎，以博取我的同情心，能为他改变。

我坚决地告诉他，如果我结婚嫁给一个老公的话，我将不可能有孩子。就算我不是同性恋，我也不想要孩子。

电话挂断前，那头的声音充满了失望与挫败，“好吧，就这样吧，这事儿我也不去想了，继续该怎么过日子就怎么过日子吧。”

文化差异

我试着吃完手里的三明治却怎么也吃不下去，眼睛隐约有些刺痛。

无法面对我的同事，我跑去了楼梯间，瘫坐在地上，想起了这些年来与父亲发生的种种争执。

那次在前往机场的路上，我跟父亲解释，只要一旦合法，我就要和一个男人结婚。

那次父亲看到我与一位漂亮姑娘的合影，问我为什么对她完全提不起兴趣。

那次我第一次告诉父亲我是同性恋，他坐在椅子上，紧紧地抓着扶手，轻轻地说道：“但我们把你送去了天主教学校啊。”

这些内心深处的回忆不断地涌出来，更让我想起了父亲在电话那头说的那句话，“我的人生并不完整。”

充满了无奈，我发现不管我在我的人生中有什么成就，在父亲眼里，唯有娶个老婆才能让他感到满意。为什么他就是不能理解我的想法？

我父亲在上世纪60年代以国际学生的身份来到了澳洲，一直留到了现在。

他的家里人大多都是佛教信仰，而他们一直对我的性取向表示不解。

当他们问我：“你什么时候结婚？”，我的答案总是：“当合法的时候。”

一脸懵逼的他们不知道接下去该说什么。

虽然我母亲那边的亲戚基本上都是天主教，但是他们对我的情况更能理解一些。

母亲在我12岁那年就去世了，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只有父亲和我这么一个出身在澳洲的儿子，一起面对着我们的文化差异和代沟差异。

父亲的投票

在那通电话过去一年多之后，同性恋结婚合法化的投票开始了。

我能想象我父亲在电视机前面看着各类关于投票的新闻，一个故事接着一个故事。我害怕他会投否定票，我害怕他会拒绝参加我的同性婚礼，我都能感觉到在宣誓完毕后，因为他不在而造成的那种痛苦。

于是我给他写了封Email。

“你有没有关注最近的新闻？马上就要同性恋婚姻合法化投票了，你有想过要怎么投吗？”

我按了发送，我每天都查看收件箱，都没有收到任何回信。

直到一个礼拜之后，我收到他谨慎的回信。

“这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拖了很久了。等等看看吧。”

我父亲的回信并没有说明他会投YES或者NO，短短的几句话，我甚至感觉被糊弄了。

过了几天，支持YES的广告陆续出现，其中有一句标语是“Ring Your Rellos（打给你的亲属）”，让他们支持YES。以我看来，如果真的有那么简单就好了。

又过了几天，我看到另一个支持YES的广告里，一位白人父亲勾着作为同性恋的儿子的肩膀，支持同性恋婚姻合法化，而与我不同的是，我父亲是一位亚裔。

这让我感觉到谭宝政府的这项投票，逼迫了许多澳洲人，比如我，不得不站出来面对无法理解的家人。

就算是那些支持YES群体看似极为乐观，还是有许多澳洲同性恋生活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有些甚至还因此感到羞愧。

作为少数派的我们，不得不让自己变得不那么显眼，隐藏自己的性取向。

在与家人共进晚餐的餐桌上，我们无法提及关于自己性取向的事情，因为我们害怕从此以后别人不再以同样的眼光来看待我们。

父亲的转变

几周过去了，我收到我母亲那边天主教姑妈的一封短信，让我感动至极。

“我选了YES，你知道我指什么，祝你有愉快的一天！”

我天主教姑父也选了YES。

他们给了我极大的信心，我再次发了一封Email给我父亲，我朋友建议我应该让他知道他的投票对我来说很重要。

所以我写道：

“我从姑父姑妈那里收到了一个好消息，他们说他们都在投票中选了YES！

他们愿意接受我的性取向让我十分感动，这对我或者许多跟我一样的澳洲人来说都十分重要。

我希望你知道这个投票对我来说有直接的影响，如果大部分人都投YES的话，澳洲很有可能将同性婚姻合法化，也就是说有一天我能和任何人一样结婚。

所以我希望你投了YES。”

没过几天，我就收到了回信。

我甚至有点不敢打开，怕看到他对我的再次失望。

“Hi Jas，

同性婚姻合法化这个问题已经讨论得太久了，那些政府官员不知道该怎么做，于是就把这个问题推给了人民，不管投出的结果是什么他们都不会不会被责怪。

我很高兴听到你的姑父姑妈投了YES，我也投了YES。

我最近挺好的，天气也逐渐转暖。

——父亲”

看了这封Email后我一度说不出话来。

为什么他的想法突然发生了那么大的转变？难道他因为其他家属而改变了想法？

我一遍又一遍地读着这封Email，想要抓住这一刻的喜悦。

永不嫌晚

我回到墨尔本与我父亲见面，约定在下榻酒店楼下的咖啡馆，我们聊了许多。

他告诉我他现在在装修自己的房子，将旧的木地板换成新的。他告诉我现在房价飙升，隔壁有一栋房子卖了超过100万。

终于，我们聊到了投票。

“所以你为什么最终投了YES？”

“时代变了。”他慢慢地说道，

“这事其实应该由政府决定，让他们自己解决。”

他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许多柬埔寨人都投了NO，但这只是亚裔的传统观念，要改变很难。”

之后我们再次聊起了他的房子，他话其实不多，当他去厕所的时候，我擦了一下眼泪。

我买了单，陪他一起回到他的车上。

在过马路的时候，我又说，“距离投票还有几个星期，会有多少人会改变他们的想法。”

“永不嫌晚。”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