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中产和中国中产之间，差了100个《三十而已》都拍不出来的求生欲,澳洲财经见闻微信公众号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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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正确认识自己的位置
澳大利亚人不爱“上升”爱“降维”？
后记

前言

从古至今，中国人似乎就总是对“穷人逆袭”、“富人落魄”这一类的故事特别感兴趣。

在最近的一部现象级热剧《三十而已》中，来自上海中产家庭的顾佳原本拎着香奈儿限量款包包都挤不进的上层富太圈，却终于在她刷爆了信用卡换成爱马仕后被其他富太太接受了合照。

最左的顾佳，就算把香奈儿包藏到了身后还是难逃在晒照时被截掉的命运

其实对于观看这部剧的绝大多数观众来说，当然没有资格笑顾佳是个“穷人”。

甚至很多人在现实中与连这条“鄙视链”底端都够不上的香奈儿的关系，可能只不过仅限于为自己或女友购买过“斩男色”的某某色口红；

——但并不妨碍它仍然狠狠戳中了太多中产男女对于实现阶级跨升的满满“求生欲”。

剧中，上海的豪华公寓顶层复式还是“输”给了永久产权的老洋房

实际上，和剧中门禁森严、从低层到高层“等级鲜明”的豪宅公寓大楼一样，阶级焦虑其实一直都是很多中国人的心病。

这体现在古人寒窗苦读十年只因等待“金榜题名时”，上一辈的人虔心信仰成功学并把“奋斗改变命运”引以为座右铭，现在的年轻人则喜欢在网上刷屏“阿姨我不想努力了”。

而类似这种在中国无孔不入的阶级焦虑，或许也是很多华人过了而立之年也要拖家带口地逃离到澳大利亚追求“向往的生活”的原因之一。

那么在澳洲的人们就真的不会有阶级焦虑吗？

正确认识自己的位置

有人说，焦虑的原因往往是来自对自己所在位置的不正确认识，正所谓“心有余而力不足”。

那么不妨让我们先来看看，在澳洲究竟有多少人属于“不上不下”的中产阶级？

实际上，根据世界经合组织（OECD）去年4月发表的一份题为《压力之下：被挤压的中产阶级》（Under Pressure：The Squeezed Middle Class）报告：

如果基于收入是否位于中位数的75%-200%区间的标准划分澳洲上中下三个阶级，那么澳大利亚的中产阶级占据所有人口的比例为58%，略低于世界经合组织的平均水平；另外，仅有十分之一的澳大利亚人在上层阶级；32%的人则位于下层或底层。

这个标准区间换算成具体数字，则是单人税后年收入在3.33-8.87万澳元之间，双人家庭（带两个小孩）6.66-17.74万澳元。

那么在现实中，有多少澳大利亚人觉得自己是中产呢？

在社会政策研究学者毕铎（Nicholas Biddle）在《澳洲社会中的阶级、资产与身份》（Class, Capital and Identity in Australian Society）收集了近1200份样本的调查结果中，约有57%的澳大利亚人自认为中产阶级。

这个数字看起来似乎和世界经合组织的统计结果相差无几，但这份调查中还有另外两个值得推敲的细节：仅有2%的澳大利亚人认为自己是上层阶级，而有高达41%的澳大利亚人认为自己是工人阶级（中产以下）。

这也意味着，澳大利亚人对自己的阶层认知其实比实际情况出现了“整体下移”：

一部分原本实际收入属于上层阶级的人觉得自己是中产阶级，一部分本是中产阶级的人以为自己是工人阶级。

那么澳洲华人对于自己的认识呢？

根据我在《澳洲财经见闻》今年5月进行的一项收集了700余份样本的读者线上问卷调查，62%的澳洲华人认为自己属于中产（包括中产底层），另有8%的选择了上层，18%的人选择了工人阶级，还有11%的人选择了其他选项。

有意思的是，澳洲华人自认中产的比例较之前一份澳大利亚人的调查结果中比例的更高，其中自认上层阶级的比例也与世界经合组织的统计结果更接近。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大多数华人在澳大利亚的“地位”真的就比其他澳大利亚人高？

或者从另一种意义上说，关注了《澳洲财经见闻》、阅读了这篇文章并投出宝贵一票的可能大都是在澳洲的华人精英人群？

毕竟在2016年的澳洲人口普查中，在澳洲15岁及以上的中国移民收入中位数仅为375澳元/周，与澳大利亚本地人高达688澳元/周的收入相比无疑是被打入“底层”的节奏，就连澳洲其他移民的平均收入（615澳元/周）也望尘莫及。

所以，你是觉得那种每次考试说自己发挥不好、考得不行，但最后公布实际成绩却是全班第一的学生比较容易焦虑？

还是那种明明觉得自己博士毕业了，但结果却被网友激出现实中连“知网”都不知道的学生更容易焦虑？

澳大利亚人不爱“上升”爱“降维”？

实际上，阶级焦虑的核心在于一个人在清楚认识了自己的阶级之后，还是否能够安于现状。

在美国，其文化精髓已在最近的“选举盛况”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只要有梦想，你也可以成为总统”。

而在中国，虽然没有那么多人拥有“兴于草莽、黄袍加身”的豪情壮志，但位于上层之下的绝大多数人对于自己所在的位置总归是不太满意的，还是想方设法得地往上挪一挪的好（除了一个人人都以无产阶级为豪的特殊时期之外）。

但在澳洲这事儿就变得有意思了。

实际上，正如伦恩（Stephen Lunn）在《澳大利亚人》发表的一篇题为「阶级的流动」（The currency of class）报道中采访内容所述：

对于澳洲很多来自工人阶级或者已经跻身中产的人们来说，他们实际上并不在意自己或家庭所在的阶级，而且也没有向上攀升的“野心”。

比如从小就读于私立学校、曾经做过会计、但如今却经营一家包括自己在内共有6个员工的砌砖公司、年收入10万澳元的西恩（Hearn），与未婚妻在墨尔本的外城区Bacchus Marsh买了新房，在附近还有一个投资房。已经28岁的他回忆，在他的生活中并没有太多关于阶级的讨论：

“我的父亲在大型建筑公司工作，我们生活得非常好。但我们从小到大不讨论钱，也不讨论我们所在的社会阶级。”

但他补充称，“可能在办公室的氛围会不一样。工人们大多依靠集体作业，如果你不团结起来，那做不成事情。但我们不讨论像阶级这样的东西。我们知道我们只是应该做好我们该做的事情，而这会让我们快乐。”

我最近迷上了这种澳洲看起来最快乐的动物

另一位年收入在10%顶层区间的受访者凯思称，“就算我以后变得很有钱，我还是觉得自己是中产阶级。”

但澳大利亚人对自己所处阶级的“不焦虑”，是否就意味着消极颓废的“不上进”、“不努力”？

凯思说，自己的家庭背景对于她塑造世界观有着极其重大的影响。“我在一个小城镇长大，这里并不存在什么阶级与阶级分化。在维州西区，所有人都特别特别努力工作。这不容易，因此阶级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

“我的父亲有几个建筑工地，他72岁了也仍然一周六天、七天的工作。他开着一辆旧路虎，穿着Hard Yakka的工作服，蹬着一双沾满泥的靴子，身上永远脏兮兮的。他正是一个为什么在我看来阶级不重要的完美例子。”

前生产力委员会主席哈维斯（Peter Harris）总结称，澳大利亚人并没有实现阶层跨升的强烈欲望。“我们并没有那种「走上人生巅峰」的执念，这种任何人都可以成为总统的想法在美国当然是真实的，但在澳大利亚却没有多少人对此有兴趣。”

实际上，许多澳大利亚人不仅没有阶层跨升的焦虑感，甚至为了享受生活还选择了“降维打击”。

潘宁顿（Sylvia Pennington）发表在《悉尼晨锋报》的「为家增添绿色：论搬家到乡村城镇的经济优劣」（Tree change for families: financial pros and cons of moving to a country town）一文中，描述了35岁的罗伯森（Robertson）一家十三年前从距离悉尼与墨尔本450公里、人口不足6万人的Wagga Wagga小镇搬离前往大都市悉尼，却又在十三年后从悉尼回到故乡小镇的故事。

他们一家四口当时在Neutral Bay的时候，每周要花650澳元在租金上，而且还只是一个两室的小公寓。在同一个小区，三个卧室的房子租金高达近1000澳元/周。

“生活成本太高了，我们都不能存钱买房子。所以我们得重新选个地方存钱。”

经营了一家设计公司的妻子表示，“搬家了以后，我们就没有这种经济压力了，「我们在悉尼得怎么样才能买房子啊？」我们在这里更开心，因为我们觉得这是可以实现的。”

“在这里只需40万就可以买到很好的房子，”——但这个看似简单的澳洲梦，在房价中位数已经突破100万澳元的悉尼无疑是非常难以实现的。

而这次疫情中悉尼、墨尔本等大都市相继经历的病毒爆发危机，也使许多中产以上的澳大利亚人开始重新思考“下乡降维置业”的可能性。

另一位在40岁不惑之年决定从墨尔本举家下乡搬到Albury的澳大利亚人的感受，或许正是这个问题的标准答案：

“在乡下，得到的太多了。我们有一大群朋友，我们有美食和美酒，我们被酒庄围绕，我们喜欢户外活动…我们不可能比这更高兴了，全家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