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这个发现，很多人在发给我们的邮件里都写满了恶毒的话。”

曾经因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出版《自然灾害经济学》一书，而掀起滔天风波的Howard Kunreuther（昆洛瑟），在多年后的一场采访中感慨万千地说。

而这本书之所以能引起不共戴天的“民愤”，还得归结于他与另一作者Douglas Dacy（达西）在书中通过引用1964年的「美国阿拉斯加大地震」，论证了大型自然灾害对于灾区的灾后经济发展存在刺激性作用：

来源：History

虽然这场发生在半个世纪前的灾难是北美史上最严重的地震之一，造成了131人死亡、不少城镇被摧毁的惨况，但研究发现，阿拉斯加地区的经济却在获得来自政府与人们的慷慨支持与重建下，发展得比以往更为繁荣。

这也是对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影响进行量化分析的首批研究之一。

实际上，在以昆洛瑟和达西为代表的一些西方经济学家看来，虽然这个观点听起来可能有点“政治不正确”，但也不乏拥趸者与历史数据支撑：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天灾人祸”也并非总是一无是处；

相反，它们更甚至有可能成为扭转原本就已经陷入“死胡同”的经济发展局面的一剂猛药。

截至2月17日，新型冠状病毒在中国感染确诊人数已突破7万人，在海外的确诊人数也逼近700人，其中仅日本就有400余名患者。

被困日本“恐怖游轮”钻石公主号上的澳洲公民，将计划被送往位于达尔文的新隔离中心 / 来源：Jae C. Hong

为了控制疫情的继续蔓延，中国各地纷纷采取了比越来越严格的人员出入控制、有些地方甚至启动战时管制，并一再延长了开学开工的日期；而澳洲政府也在上周宣布了针对中国的“旅行禁令”再给予延长一周的决定。

当然，这些决策的背后也往往伴随着经济代价。（点击阅读更多：《“我们等不起了”：澳大利亚针对中国的旅行禁令再不解除，这笔账该怎么算？》）

据德意志银行预测，受当前疫情的影响，中国2020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速将比2019年同期低1.5个百分点，至4.6%；

而据牛津经济研究院预计，中国经济增长将受到更大的影响，并已将其对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2.5%下调至2.3%，这也会是自2009年以来最疲弱的年度经济增长；

与此同时，澳大利亚第一季度的GDP预期将下降0.5个百分点，即意味着在该时期将出现零增长。

实际上，为了应对这场迫在眉睫的“经济战疫”，中国政府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这不仅包括向国内金融系统注入价值几十亿美元的资金，提高了降息预期，还承诺减少行政审批事项和流程等等。

——当然，这些来自中国的经济刺激政策，对于利益攸关的澳洲经济也在一定程度上起着积极带动作用。

与此同时，澳联储也同样被认为在疫情影响下有可能会提供刺激政策：

根据瑞银基于2002年非典爆发的模型表明，如果中国的疫情危机导致全球制造业下滑，那么澳大利亚作为一个依赖贸易的“小国”，无疑也将受到影响——这或许会促使澳联储彻底放弃对于澳洲经济增长正处于“温和转折点”的预期，并开始采取大幅降息刺激经济。

在疫情阴影仍然笼罩中澳两国的背景下，这些经济刺激措施无疑是“乌云下的一线曙光”，也为我们带来了摆脱疫情影响、重振原本就已显出疲态的经济增长的希望。

更何况，我们期盼已久的“疫情拐点”，或许真的已经到来了。

许多经济学家预计的是，中国经济将在第二季度出现反弹——假设疫情最严重时期已经过去。

毕竟根据早前钟南山院士给出的说法是，虽然没有任何人可以做出一个严格的拐点预测，但通过一些数学模型分析与结合实际情况来看，应在当下的2月中旬达到发病最高峰。

Phillip Lowe / 来源：Mick Tsikas/AAP

在近日举行的澳大利亚-加拿大联合经济领导论坛上，澳联储行长洛威（Phillip Lowe）也发言表示了对这一观点的支持，“虽然仍然有很多人被感染，但感染的增长率正在下降，因此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我认为我们可以合理且乐观地认为，病例数量已经稳定下来。”

不过在此时此刻，比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更牵动澳洲人民心弦与经济的，应该还是在澳大利亚肆虐多月的山火。在成千上万澳大利亚人的家园被火灾摧毁之后，澳洲政府也早已将灾后重建紧锣密鼓地提上了日程。

事实上，为支持灾区的灾后重建工作与刺激当地旅游业，澳大利亚移民部已于2月17日出台新的工作假日签证政策，允许背包客在覆盖澳洲境内7个州及领地的45个受灾地区可延长签证最多至3年，并可以在同一雇主处工作1年，高于原来的6个月期限。

澳大利亚执行移民部长Alan Tudge表示，这些签证持有者们将能够帮助灾区人民重建房屋，并“协助清理土地，修复水坝、公路和铁路”。

Alan Tudge / 来源：Julian Smith

实际上，这条签证新政也从侧面佐证了一些经济学家的观点，即灾后重建工作可以通过吸引更充沛的物资及劳动力资源进入该地区，而提供短期的推动力：

正如俗话说的“不破不立”——的确，山火摧毁了不少旧有的房屋与基础设施，但这也意味着，全新也更有效率的基础设施得以建设，并迫使该区域在未来长期一段时间内，向更与时俱进、生产力效率更高的经济模式过渡。

“被摧毁后重建的，不一定就和原来的一样” ，密西根州立大学经济学教授斯基德莫尔（Mack Skidmore）说，“你可能会使用更新的技术，你可能会更有效率地做事。”

在这样的模式下，灾难为经济提供清除过时的基础设施服务，从而为更有效的替换品让路——这在著名经济学家斯库彼特(Joseph Schumpeter)口中，又被称为大自然母亲独有的“创造性破坏”贡献：

而随着GDP在灾后迎来复苏，实际上会变得比以往具有更高的生产力——在这些经济学家看来，灾难发生的几十年后，就能体现这种影响。

“那些杀不死你的，终将使你变得更强大。”

不过，这个令人斗志昂扬的“创造性破坏”理论虽然看起来天衣无缝，却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统计漏洞：

用GDP即国内生产总值来衡量灾难带来的影响，本来就已经失了全面性。

维多利亚大学政策研究中心的经济学家迪克森（Janine Dixon）表示，GDP主要衡量的是从灾难中恢复过程的积极因素，却忽略了灾难破坏所造成的一些负面影响。

来源：VOX

比如在火灾后新建一所房子对GDP有积极的影响，哪怕旧房子被烧毁了；

再比如采取军队疏散行动也能刺激GDP，尽管在某些情况下，这些行动威胁了一些人的生命或造成了严重的创伤；

与此同时，山火通过创造更多的医疗服务需求仍然刺激了GDP，即使受害者患有吸入烟雾、烧伤或创伤后应激障碍。

而与此同时，灾难发生后的几个月中最直接造成的损失可能包括：

• 灭火的直接成本；

• 临时搬迁居民的成本；

• 医疗费用，如烧伤和呼吸系统疾病的治疗；

• 与灭火、受伤、疾病、流离失所和生命损失相关的劳动输出损失；

• 消费者信心的下降；

• 资产的毁坏，包括房屋、农场、企业和自然资源，以及相关的经济活动中断，包括旅游业、农业和住房；

• 更换或重建这些资产的费用。

除此之外，灾难也会为当地带来更长期的损失：

• 健康问题，如创伤后应激障碍，对生活质量和劳动力供应造成负面影响；

• 对生态系统的长期损害，包括水的污染，以及一些物种的灭绝或严重丧失；

• 名誉受损或导致受影响地区和更广泛的澳大利亚旅游活动的永久受损；

• 潜在持续不愿意在澳大利亚投资的可能性；

• 由于保险费用的增加，在易发生山火地区可能增加的生活成本。

这些损失与成本，都是政府在考虑灾后重建的GDP政绩之外、应该尤其重视的内容；但如果只看GDP不看其他，那么无疑就会落入“一叶障目”的境界。

打个比方，你明明有那么多的生产力，如果没有这场灾难的发生，那么你是不是或许本可以造出更多更新的房子、更好的桥、更好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