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9日晚，熊猫外卖（Hungry Panda）骑手，43岁的中国公民陈晓军（音译）驾驶一辆摩托车在悉尼Zetland与一辆公共汽车相撞。

他随即被送往医院，但因抢救无效于第二天死亡。肇事司机是澳大利亚当地一名63岁的公共汽车司机，出事时在“玩手机”，也“没系好安全带”，目前已经遭到警察的指控。

这次事件也将“零工经济”推到了风口浪尖。

陈先生通过送餐赚取收入，并把辛苦挣来的钱汇回中国，用于支付妻子魏丽红（音译）、15岁的女儿、8岁的儿子以及双方父母的生活费。

对于像熊猫外卖这样从事零工经济活动的商家来说，骑手和司机是“独立承包商”，在受伤或死亡的情况下，公司没有义务向其支付赔偿金。

但是，对于魏女士一家而言，丈夫的事故却意味着失去了赖以养家糊口的收入。

魏女士表示，车祸发生后不久，她丈夫的室友就打电话给她，她了解到丈夫遭遇严重车祸。

她说：“我对室友说，'拜托，拜托，请叫醒他，不要让他睡过去’。”

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魏女士表示，熊猫外卖向她伸出援助之手，协助她获得澳大利亚的签证，并代表她联系了一家殡葬公司。

但是，该公司尚未同意支付丧葬费，也没有愿意为她的两名家庭成员支付从中国到澳大利亚的机票费用。

魏女士说，她希望公司能付钱。

她说：“我非常担心，因为机票会很贵。一个人的往返机票是1.2万，如果熊猫外卖不出钱，我就得自己出钱。”

“我只能从亲戚朋友那里借钱。”

骑手陈晓军并不是个例。自从去年以来，澳洲已至少有6个外卖骑手在工作中死亡，其中包括两个来自中国台湾的外卖骑手。

有进一步的证据表明，疫情成为了零工经济工人遭遇剥削的催化剂。

事实上，90%的骑手表示，现在的薪水甚至比疫情之前还要低。尽管外卖订单多了，但是从事这份职业的人手也多了。

他们直言：“反正你不干，总会有人愿意干。”

随着薪资水平的下降，有70％的受访者表示，搞不好的话连自己都养不活，更别提养家了。

在悉尼为UberEats送餐的骑手小华表示，他以前一般每单能拿6-12澳元，根据距离不定，在疫情前基本上能赚35澳元一小时，他认识有些勤快的骑手全职跑单甚至一星期能挣个一两千澳元不成问题，但最近他一小时连15澳元也难挣。

他拿的是留学生签证，所以拿不了澳洲政府派发的任何补助。

他说：“我还算运气好的。学生签证每礼拜允许我可以工作20个小时，挣个两三百澳元，就混口饭吃吧。”

26岁的乔伊表示，自己尝试下载注册成为了一名澳洲外卖骑手。但是，三个小时内，他接了三单，赚了30澳元，除去汽油费10澳元，也就是每小时的净收入连7澳元都不到。

外卖平台的“谜算法”，也令许多骑手措手不及。

在关于Menulog的一个骑手讨论群里，一个澳洲外卖骑手发布了两张截图：

这两个单子，该平台都给他分了6.95澳元。但是，问题在于，一趟是4.8公里，另一趟却只有3.1公里。

当他询问该平台为什么送餐距离不一样，但他收到的钱都是一样的时候，Menulog客服回复称，这是平台的“机密算法”，也不肯解释背后的逻辑。

事实上，几乎所有的外卖平台都被曝光过缺乏透明度的诟病。

运输工人工会（Transport Workers Union，TWU）全国副秘书长尼克·麦金托什（Nick McIntosh）表示，对于零工经济中的公司而言，他们普遍在“钻制度的空子”，将低薪工人视为承包商。并建议他们自行购买个人保险。

麦金托什说：“在平均时薪只有10澳元的前提下，买私人保险是不可能的，这样做在财务上就没有意义了。”

有73%的骑手表示，他们担心自己会在工作中受重伤或者死亡。

送外卖，这个在澳洲监管仍然几乎等于盲区的新兴行业，无疑正在成为澳洲最剥削劳动力、危险系数却最高的工种。

和普通工作不一样的是，外卖骑手并没有基本工资，而是以独立合同工的形式和外卖平台签约，外卖平台把这叫做“合作伙伴”（partners）。

这意味着外卖骑手没有养老金，也没有病假，没有其他普通员工应享的福利，也包括正常工伤保险。

用澳洲当地法院曾在一起相关纠纷案中冠冕堂皇的表述说，就是：“他们是独立的合同工，应该为自己的安全独立负责。”

同样，在很多外卖平台上，甚至都找不到相关条款。

UberEats倒是“颇有良心”地在官网宣传为澳洲骑手提供了重大伤害的免费投保服务，但是也从未向媒体回复过保险理赔的金额。

在有关UberEats公司的类似案件中，联邦法院裁定司机和车手都是承包商，依据是他们可以选择工作的时间和地点。

麦金托什说：“在21世纪的澳大利亚，我们有某种形式的运输工人没有被归类为雇员，并且得到的工资却基本上是雇员最低工资的一半，这是一个荒谬的情况。”

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RMIT）工作场所法教授安东尼·福赛斯（Anthony Forsyth）表示，熊猫外卖没有义务向魏女士提供入境澳大利亚或支付葬礼费用的资金。

不过，他认为，零工经济公司应该被要求将工人视为雇员，以防止发生魏女士这样的情况。

福赛斯教授说：“将所有人视为承包商——这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看到的事情。”

“食物配送、网约车出行……等零工经济公司都在采用这种方法，以避免雇佣义务。”

在公布最新的预算案时，澳大利亚联邦财长乔什·弗莱登伯格（Josh Frydenberg）再三承诺，就业将成为政府的第一要务。

在预算演讲中，他连续37次提到了就业，相当于平均每分钟一次。

他说：“这笔预算全是关于工作的。”但是，财长口中所言的“工作”却是另有所指。

例如，尽管预算投入了数十亿澳元，让失业的澳大利亚重返传统就业岗位，但是，对于“零工经济”的众多从业人员，他们被排除在外。

原因很简单，零工经济从业人员被视为分包商，而不是《公平工作法》所保障权利的雇员。

“零工经济”一词是在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候创造出来的。在当时，失业和就业不足的工人不得不找各种零工来支付生活费用。

根据《纽约客》记者Tina Brown的描述，知识经济中的工人越来越依赖“一堆自由项目、咨询和兼职零碎工作”。

在2016年的一份报告中，澳大利亚智库，格拉坦研究所（Grattan Institute）估计，0.5％的澳大利亚人每月使用一次点对点工作平台。

最常见的工作类型是送餐，其次是专业服务工作，然后是写作或翻译工作。超过四分之一的人仅做过基于计算机的工作。

以网约车公司，优步和滴滴为例，他们均表示，除维州以外，其他地区的活动大体回到了疫情前的水平，出行人数持续上升，注册平台成为签约司机的人数大幅上升。

外卖平台Deliveroo表示，骑手和订单都在增加，尤其是在较小的中心。

公司发言人表示：“以阿德莱德、凯恩斯和吉朗为例，用户至少增加了50%。相比去年同期，过去9周每周新增骑手人数明显上升。”

墨尔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艾莉西亚·布莱克汉姆（Alysia Blackham）也表示，许多雇员的应享权利取决于雇佣关系，这是零工经济中工人权利少得可怜的“硬伤”。

她说，疫情导致寻求补充收入的人群迅速扩大，现在是时候寻找方法来更好地保护这群特殊的就业人群。

“疫情期间，我们看到工作时间减少，雇佣关系下滑。如果人们的工作时间减少了，如果他们的就业率越来越低，那么他们可能会选择打零工来努力维持生计。”

他说：“为了给零工经济工人提供保护，最简单、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说他们是雇员，并拥有伴随雇员的所有权利和保护。”

但是，这也是目前零工经济模式面临的最根本挑战。

例如，如果迫使平台自我消化经营的实际成本，如果让平台按照最低工资标准给付工资，那么这些平台可能根本经营不下去。

新西兰咨询招聘机构的注册会计师安吉拉·卡梅伦（Angela Cameron）认为，通过独立机构的劳务派遣形式（而不是直接依靠数字平台）是更好保护零工经济工人的一种方法。

他说：“我们的就业立法是过时的，并且没有预计到'非传统'工人的出现。改变这一点对于政府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而且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太难了’。”

“但是，对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政府而言，零工经济正在迅速扩大，听之任之并不可行。”

“通过机构实施劳务派遣，最明显的好处是他们得到了更好的保护，他们的权利和条件得到了保护，当任务无法解决时，他们也有倡导者。”

参考来源：

https://www.intheblack.com/articles/2020/10/01/protecting-workers-gig-economy

https://www.abc.net.au/news/2020-10-08/food-delivery-rider-killed-family-speaks-from-china-hungrypanda/12742956

https://www.abc.net.au/news/2020-10-23/why-changing-laws-for-uber-deliveroo-drivers-is-so-hard/128034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