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当前，不少不幸中招的患者在医院的花费过十万，并且很多药并不属于医保报销范围内。

在小城市，这笔费用可能是一个家庭数年的积蓄。

同期，过去一个季度，澳大利亚退出私人医保的人又骤降上万人。

很多人直言，购买私人医保就为防范各种突发情况。然而，究竟什么导致如此多的人要省下这笔本不应该省下的钱呢？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澳大利亚智库格拉顿研究所（Grattan Insitute）也抨击本国私人医保体系是““死亡螺旋”。

保险业最高长官更是直言，除3大基金，其它保险公司不是委身于人，就得倒闭。

为此，不少公司气愤上书财长要求炒了这位高官的鱿鱼。

医疗、教育、保险和育儿……这些都是澳大利亚家庭必需支出的一部分。

然而，在过去二十年的时间内，这些服务和产品的涨幅已经远远超过我们的工资和薪金增长。

这种涨幅有多大，举个例子，您可能更容易理解。

数据显示，过去20年间，医疗和医院护理费用几乎翻了三倍。

以私人医保为例，20年期间平均涨幅大约为118%。

现年50岁的迈克尔·费里尔（Michael Ferrier）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

他和妻子购买了最高级别的私人医疗保险，每年缴纳保费6000澳币（约合2.85万元人民币）。

他说：保费很贵，并且是越来越贵。”

“相反，我们并没有从中获得太多的价值。但是，就像所有保险一样，你购买保险是为了防备紧急情况，或者您不希望发生的情况。”

几年前，费里尔84岁的父亲接受了前列腺手术，尽管购买了最高级别的私人医疗保险，但是自费费用仍高达12,000澳币（约合5.7万人民币）。

费里尔说道：“我父亲发现，手术不能报销的部分为9800澳币。另外，我父亲在术前必须接受几次MRI（磁共振成像扫描）检查，这部分费用私人医保不报销，国民医保（Medicare）也不报销，结果导致这部分自费费用接近2000澳币。”

保险公司Integrity Life董事总经理克里斯·鲍威尔（Chris Powell）表示，生活成本的飙升意味着许多家庭正试图通过放弃购买应急保障产品（例如完全及永久残疾保险、人寿保险和私人医保）来节省开支。

该公司的研究显示，目前，大约有45%的澳大利亚居民表示没有购买保险来应对可能出现的突发状况。

公司董事总经理说，“总体生活成本上涨意味着他们不太可能拥有可以帮助支付此类产品(例如医疗保险）的余钱。”

卫生部长格雷格·亨特（Greg Hunt）最近证实，今年私人医疗保险费用上涨平均限制在2.29％。

涨幅将于4月1日生效，为18年来最低水平。即便如此，还是远高于2019年1.6％的通胀率。

无论是政府也好，医保行业也罢，他们所担心的事情正在发生。

无论是澳大利亚智库格拉顿研究所（Grattan Insitute），还是保险业最高长官杰夫•萨默海耶斯（Geoff Summerhayes），他们的言论也并非没有事实根据。

首先，死亡螺旋是经济理论和人口老龄化的基础数学所预测的结果。

根据澳大利亚的私人医疗保险规定，无论年龄或健康状况如何，每个人都为同一产品支付相同的保险费。

这意味着年轻、健康的投保人在补贴老人和病患。与购买汽车保险不同，您不会因为没有申请过理赔就可以获得奖励。

导致整个系统无法持续的问题在于：大量婴儿潮一代进入膝关节和髋关节置换的“黄金”岁月，与老人和病人相关的医疗成本一直在上升。

另外，上述以及其他与年龄相关的“择期”手术主要在澳大利亚的私人医保系统中进行结算。因此私人医保保费不可能下降，导致无论是否年轻和健康，保费逐年激增。

尽管老人和病患仍然可以从私人医疗保险中获益，并且避免公共系统中择期手术漫长的等待时间。

但是，年轻、健康的人群却不再乐意为此买单，尤其是在其他生活成本攀升的情况下。

于是，我们看到年轻人“成群结队地”退出了私人医疗保险。

因此，随着越来越少的年轻人和健康的人，而越来越多的老人和病人，保费被推得越来越高，直至“死亡”。

据APRA于上周发布的估计，到2025年，还将有345,000份私人医疗保险投降。这是该行业面临的死亡螺旋式上升。

如果没有年轻健康的人使用健康保险并且不支付保险费，该系统将无法正常工作。它变得不可持续，它在我们的公私合营医疗体系中的重要作用也受到阻碍。

对于澳大利亚私人医保部门而言，本财报季的残酷现实仍在上演。

在澳大利亚审慎监管局（APRA）保险业务的最高长官杰夫•萨默海耶斯（Geoff Summerhayes）口中所说的三大医疗基金中，Medibank是最大的一家。

这家澳大利亚最大的私人医疗保险公司于上周发布了财报。

受此影响，Medibank股价下跌2％，至2.92澳元，为近一年来最低水平。

首席执行官克雷格•德拉蒙德（Craig Drummond）指出，私立医院假肢费用激增是导致理赔增长的主要因素，并且增长的“并不正常”。

他说：“假肢成本增加了6.4％，占医院理赔增长的69％。考虑到近一半的医院使用量增长了1.1%，这是不正常的。”

德拉蒙德表示，尽管Medibank已设法将成本降低了近10％，但是照这样下去再怎么节流也跟不上病患花钱的速度。

为此，他只能求助于政府，呼吁联邦政府对行业进行更广泛的改革，终结目前“疯狂”的假肢系统。

值得一提的是，“假肢”一词是指政府假肢清单上列出的所有物品的统称，包括诸如起搏器和髋关节和膝盖置换术之类的核心器械、以及诸如胶水和海绵之类的杂项。

该清单由联邦政府任命的专家组编制。

NIB则是三大医疗基金中的另一家。

和Medibank一样，受医院理赔额激增影响，NIB上半财年净利润同比下降近25%。

NIB董事总经理马克·菲茨吉邦（Mark Fitzgibbon）将健康保险理赔费用飙升归咎于“不正当”的激励措施和政府干预

截至12月31日的六个月中，NIB的基本营业利润为8320万澳元，较去年同期下降27.2％。

最重要的是，NIB低估了2019财年下半年的理赔增长率，这意味着其储备金低于预期。

受此影响，NIB税后净利润为5710万澳元，比上年下降了23.1％。

菲茨吉本（Fitzgibbon）先生提出了一份改革清单，想要解决格拉顿研究所提出的“死亡螺旋”。

其中包括取消政府对保费的限价措施，以及假肢器械定价、消除医疗器械支付相关的道德风险。

简而言之，NIB支持的是一个“监管减少、市场定价”的机制。

私人医疗保险行业是一个接受澳大利亚联邦政府补贴的行业，但是整个行业正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

私人医保投保人迈克尔·费里尔（Michael Ferrier）表示，作为消费者，他的目的只是希望能够物有所值。

他说：“人们需要有一种购买了合适保险的感觉。同样，我认为不少人对目前的保费上涨和承保范围收紧持有怀疑的态度。因此，他们会有一种物不所值的感觉。”

“我不知道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的一个私人医保体系，但是眼下似乎需要一个相当大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