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澳大利亚大选已经过去了1个月的时间，以自由党为首的联盟党意外获得胜利，不过我还是希望可以聊以下关于工党的这场“失败”。 

五月十八日澳洲大选，工党在昆士兰州的得票率只有27%，是失败的主要因素之一。工党昆士兰之败，与Adani煤矿项目高度相关。

这是一个投资20亿澳元的大型项目，Adani向澳大利亚当局提交的报告中称卡迈克尔矿（Carmichael）建成后，每年将生产高达6000万吨的煤碳，供应Adani集团在印度的煤电站。该项目将为澳大利亚贡献220亿澳元的税收和煤矿特许使用费。

Adani煤矿对澳洲国家战略也具有重要意义。如果Adani煤矿得以开采，澳洲将超越美国，成为印度第三大煤炭进口国。打开印度市场从而摆脱对中国市场的依赖是澳洲有关方面梦寐以求的。

但这样一个对澳洲至关重要的项目却步履维艰，阻力首先来自绿党。绿党和环保主义者根据以下两条反对Adani煤矿项目：

2017年环保大人物，前美国副总统戈尔访问澳洲时曾提问，是要大堡礁还是Adani煤矿。绿党和环保主义者的反对使 Adani煤矿项目再次搁浅，昆士兰州政府目前正组织相关机构调查和提出应对措施。

绿党的阻击使得adani项目复杂化和政治化。持保守派理念的自由党联邦政府旗帜鲜明地支持这个项目，认为任何环保政策不能以显著损害澳洲经济为代价；当地民众，因为能享受项目带来的就业和繁荣，非常支持项目上马；即便是昆士兰州的建筑矿业工会，自由党的死对头，也大力支持这个项目。

工党在adani项目上处境尴尬。在意识形态上，绿党和工党更为接近。选举时两党的选票可以互相补充。但如果工党在Adani项目上支持绿党，不仅会受到自由党的攻击，还会得罪昆士兰建筑矿业工会和当地民众。

工党领袖肖顿对adani项目的态度患得患失，既不敢大胆反对又不表示明确支持。但总的来说，工党对这个项目是不支持的，至少是消极的。工党对adani项目的决策体现了工党领袖对澳洲政治形势和大选形势的总体判断。

对2019澳洲大选的政治形势应该在更广阔的视角里观察。

全球化以来，随着西方繁荣和稳定的基石—金融资本和技术资本源源不断地流向新兴经济体，西方社会出现了产业空心化，两极分化，政府和家庭债务不断攀升的局面。

这种现象，被广泛地解读为是新自由资本主义的失败。特朗普横扫共和党建制派上台就任总统，以及他上台后的所作所为，可以说是对信奉市场自我调节和自由贸易的新自由主义的反其道而行之和极大的讽刺。

新自由主义的失败，不仅刺激了西方民粹主义抬头，也导致西方社会民主主义观念（在澳洲称为进步主义）空前活跃。经济政策上进步主义观念支持政府发放大量货币加大对环保，公共教育，公立医院，基础设施的投资，希望通过这些投资为弱势群体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福利支持。为了平衡政府投资，进步主义主张提高对富人和跨国公司的税收。

鼓励政府向环保和再生能源项目投资是进步主义经济政策的一大特色。进步主义认为政府支持或直接投资再生能源和环保技术可以成为改善经济结构的突破口，起到当年罗斯福总统通过推行“新政”把美国经济从大萧条中带出来的效果。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出于对资本一家独大，社会两极分化和全球气候环境恶化的不满，澳洲精英社会的偏左意识形态不断上升，甚至有说法认为澳洲教育学术界已被进步主义主宰。

澳洲进步主义信仰者在企业白领，职业经理人，政府公职人员，教育研究机构人员中不占少数，这部分人中的很大一部分成为绿党和工党的支持者。

当前澳洲进步主义的集中诉求是加强环保措施应对气候变化。这种诉求也有其道理 。德国早在2005年就全面禁止垃圾填埋，目前有80座以垃圾为燃料的零排放发电站在运行。英国依靠风电，潮汐和太阳能从今年5月1日到8日连续一周没有使用煤电，是自1882年世界上第一个煤电站在伦敦建立以来的第一次。葡萄牙和中国青海一些地区也有完全使用新能源发电的成功试验。

这些成功经验不仅具有巨大的环保意义，还有巨大的商业利益。澳洲最成功的软件跨国企业Atlassian联合创始人Mike Cannon-Brookes认为，在未来15到25年之间的某个时间里，煤炭的价值可能归零。澳大利亚必须优先考虑研发其他制造业，形成能力填补这个可能出现的价值700亿澳元的煤炭出口漏洞。他呼吁政府要重新考虑国家能源辩论，考虑出口太阳能和风能的新途径，甚至在澳洲国内生产移动通讯终端如手机，太阳能电池板和电池。

理论上说，澳洲的中左派更容易受到劳动阶级的支持；工党更是以中下层劳动阶层代表的身份自居。面对大选，工党领袖肖顿想在持中偏左立场的社会精英和中下层劳动阶层之间组成一个联合阵线。

具体表现为工党坚持激进的环保政策，争取中左翼社会精英的支持，承诺到2030年碳排放在2005年基础上减少45％，再生能源占总能源供给50％的目标。

工党的政策在大选前的各种民调里并没有显示出特别的问题，工党对自由党的优势始终保持在51%对49%。绝大多数的报刊评论文章认为工党会以微弱优势获胜。

但大选的结果令人吃惊。这个吃惊不是说工党输掉了一场必赢的选战，事实上在选举前多位评论员认为自由国家党联盟有可能赢，前总理霍华德也这样认为。真正令人吃惊的是工党会败得这么惨，计票开始不久，工党副领袖说今晚将是一个很长的夜晚，意思是双方票数接近，需要长时间点票才能分出胜负，但只过了几个小时工党败相已定。

为什么呢？

前工党基廷政府的部长和前排议员，现在的澳大利亚人报政治评论员Graham Richardson认为工党的改革方案太激进了。

Graham Richardson认为澳洲的下层人民相对美国和英国的下层人民日子好过得多：澳洲有不错的全民医保，澳洲是发达国家中近三十年来唯一没有经历经济衰退的国家，虽然这些年工资上涨停滞，但从2008年以来总体生活水准还是上升的。澳洲社会分化还不到能够依靠挑动阶级矛盾获得大量政治支持的程度。

Graham Richardson继续评论到，自称要开展大规模改革的政党在澳洲大选中往往马失前蹄，大选提出的改革方案越是大胆，对社会影响越是大，就越可能被攻击和曲解，而一般选民大都搞不懂大规模改革方案的真正含义。

相反成功的总理在大选时一般不会提出大规模的改革方案，霍克和霍华德在竞选时的方案都相对含蓄，他们开创的改革都是在他们大权在握以后开展的。例如霍华德在大选前曾公开宣称GST（消费税）改革方案寿终正寝，束之高阁，不会再启用，但霍华德大选获胜后不久就推出了GST改革。

工党的改革方案大胆，影响重大，其首要出发点是为了获得大选胜利。西方政治始终有党争和国家利益之间关系的问题，这种关系经常并不一致。

澳洲经济当前急需的是提高生产率。虽然澳洲长期保持经济增长，但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矿产出口，房地产产业（和移民密切相关），和旅游教育收入。

根据澳洲知名经济评论员Adam Creighton的说法：工党的经济政策中没有一项关注提高生产率。

工党的税改主要是对富人多加税，然后把征得的税收，通过各种减税和福利开支用在中下层人民身上，从而获得政治支持，而大量征税有可能压抑投资和打压房地产经济活动，增加政府开支可能加大政府财政赤字和债务。

工党不计成本的环保政策很可能进一步提高电价，工党大幅提高最低工资的政策会全面提高企业成本。综合起来这些政策对澳洲经济有很大的冲击作用。

工党的政策造成了这样一种选举现象：大城市中心区支持环保的社会精英投工党票的比例有所上升，而工党的传统选票则大量流向自由国家党联盟。

昆士兰州和新南威尔士州许多煤矿工人历来支持工党，但这次工党对Adani项目的态度使他们失望。煤矿社区和工会成员对工党是否仍然代表他们的利益感到不安。不少技术工人投资房产，他们反对工党有关房产投资的政策，认为这些政策妨碍了他们通过投资获得经济安全的愿望。

工党前排议员Fitzgibbon在大选后的ABC电台节目中袒露，工党最初以为其大胆的改革方案会导致城市选票的流失，但情况正好相反。Fitzgibbon说工党宣布要从富人那里征更多的税给穷人时，却难以定义富人是谁。许多煤矿工人认为工党的政策于他们不利，在昆士兰和新南威尔士煤矿地区对工党的支持率流失达到9.5％。

这种情况近年来在西方国家选战中一直出现，表面上中左翼（社会民主主义或进步主义）的呼声很高涨，但一到选举的时刻就会冒出很强大的保守力量。

从传统上讲，这种力量不一定属于保守势力，甚至属于左派力量的支持者。

这说明在全球化的时代，西方社会首当其冲的往往是中下层民众，他们的反应一般和他们的切身利益相连系，当他们认为他们的利益因为自由贸易，移民，和环保政策而受到影响的时后，他们就可能反对原来代表他们的政治力量。

在澳洲这次大选中，有人称呼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把他们和希拉里称之为的可悲的Deplorable 相提并论。

伴随沉默的大多数是民粹主义的发酵，这次大选Clive Palmer领导的澳大利亚联合党花费6000万做广告，大打民粹牌，事实上拉走了不少工党的选票。正是这沉默的大多数葬送了2019年工党的大选。

当选后的澳洲又回到了原来的轨迹，小部分进步主义者对2019年大选发牢骚，说澳大利亚人笨蛋，希望自己是工党当政的新西兰人。

保守派说大选挽救了澳洲经济，股市和澳元一度走高。

但中立的评论员并不认为自由党政府过去多年来经济管理是成功的，他们认为澳洲经济发展动力不足，工人实际工作时间不足，政府债务加倍，财政赤字并未消除，澳洲面临的国际形势也更为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