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B News《澳华财经在线》4月8日讯  世界著名智库Chatham House的首席执行官罗宾·尼布利特（Robin Niblett）说，“我们所知道的全球化在走向终结”。

早在21世纪初，哈佛大学的丹尼·罗德里克教授就提前预判了全球化退潮的风险。近期由于新冠病毒疫情，全球股市动荡。由新冠病毒疫情引起的全球股灾，主要还不是基于病毒迅速传播对人体的危害，更多是对于全球经济景气的打击。其中最核心的焦点是对供应链的重创，不但是短期内中国复工困难构成的挑战，更多是关系到长期供应链的重组。

两年来中美贸易战下的关税和报复性关税，已经让许多跨国企业开始反思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

如果说中美贸易冲突对澳洲供应链的影响尚不明显，现在新冠疫情之中，澳大利亚不得不思考的问题是：新冠病毒会不会只是未来更大灾难的“彩排”？疫情过后全球供应链如何重组？澳洲供应链是否要发生改变？

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出口市场，而另一方面，中国对澳洲的出口占澳洲进口的24%，相比之下，美国对澳出口占比为10.5%，日本为7.2%，泰国和德国各为5%。

2月份中国疫情最为严峻时，澳洲的供应链遭到严重打击。澳洲超市巨头Coles称，从中国进口的冰箱可能会延迟到货。澳洲在线零售商Kogan称，如果中国的工厂继续延迟开工，公司的营收将受到影响。

总部位于珀斯的工程公司Monadelphous在澳洲承接大型工程，似乎与中国没有直接联系。然而， Monadelphous的一部分建筑产品来自SinoStruct公司，该公司在珀斯和北京有代表处，在青岛、上海、天津和大连等地有工厂，每年为澳洲建筑工地供应4万吨结构钢产品，因供应链中断，公司工程面临延期的风险。

数据显示，澳洲与建筑相关的原材料价值60亿澳元，其中超过60%来自中国。澳洲建筑、林业、采矿和能源联盟会(CFMEU)表示，供应链已经受到干扰，上月初，有部分公司称只有两周的原料库存。

由于建材供应链问题，澳洲商场、办公室、机场和酒店等大型工程面临不得不延期的尴尬局面。

澳洲的消费品、物流、汽油等众多行业的公司都被迫下调利润展望，称新冠病毒疫情已经对销售和供应链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上海澳大利亚商会2月10-13日对100家企业进行的调查显示，有92％表示此次疫情将对其今年第一季度的收入产生负面影响，其中一半以上表示可能会使其第一季度的收入缩水20％以上。

医疗器械是一个供应链问题更为突出的领域。中国复工复产之后，来自国外的订单猛增，几乎全球都来国内采购，订单不仅来自欧美等疫情严重的国家，还有俄罗斯、阿联酋等低风险国家，有些中国医疗器械公司的海外订单排到7、8月份，甚至已经到年底了。

全澳重症监护病床有2000台呼吸机，通过现有库存还可再增加2000台。医疗物资严重依赖进口的澳大利亚不得不打响了“本地保供”之战。联邦工业部成立了一个特别部门来准备防护物资的供应。澳洲首席科学家Alan Finkel正努力在澳洲建立生产基地，再增加5000台有创呼吸机和无创呼吸机。

珀斯美国亚洲中心研究主任杰弗里·威尔逊近期在一次访谈中指出，尽管中国是医疗和医药产品的重要生产国和出口国，但就价值而言，中国医疗和医药出口实际上仅占全球出口供应的5％。相比之下，欧盟为47％，美国为20％。

他分析说，医疗产品的供应链风险源于三个方面，一是全球医疗保健系统的需求激增；二是公共卫生措施（如封锁令限制了供应）；三是对医疗产品的出口限制。自今年年初以来，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50多个国家限制了医疗产品出口。这些“以邻为壑”的政策尤其导致了像澳大利亚这样的依赖净进口国家出现了供应链问题。

在考虑中澳供应链问题时，还必须探讨的一个问题是供应链的地理位置界定并不明晰。威尔逊博士说，进口统计数据只看某种进口商品最终是从哪个国家来的，然而该商品可能包含来自多个国家的组件，因此很难追踪供应链的全部来源。例如苹果手机，虽然是由中国工厂最终装配的，但其中有来自韩国等其他国家的组件。

供应链的复杂地理问题也意味着，澳洲的进口统计数据会夸大对中国的“依赖性”，因为中国在产业价值链中都是 “最终装配商”的角色。如果澳洲要真正减少供应链中的风险，需要考虑的不仅仅是“最终装配商”国家。

复杂的供应链上，无论哪一环节出现了意外风险，都会导致意外的中断和短缺。

“澳洲企业需要通过研究最终进口国以外的供应链的地理位置来主动管理这些风险。” 威尔逊博士说。

过去半个多世纪，全球贸易体系相对平稳。每个经济体都信奉，应该致力于自己的长项。在澳洲，本土汽车制造业很好地诠释了进口产品如何挤垮了一个有着百年历史的行业。通用曾在澳洲工厂制造飞机发动机、装甲车辆和武器装备，以支持澳大利亚军方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通用在澳洲制造的霍顿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澳洲最畅销的汽车品牌。

过去十年来，由于进口关税低或零进口关税，澳洲市场上充斥着比本地车型便宜得多的进口汽车，进口汽车要么更便宜，要么配置更高，或两者兼而有之。进口汽车蚕食了大块的市场份额，本土汽车制造商的生存变得难以为继，澳洲最终失去自己的汽车制造业。

这次疫情之后，供应链的重组似乎已经不可避免，各国政府将会要求某些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产业，将生产线移至国内或更近的地方。最先“动刀”的，无疑是医疗药品业。

今年早些时候，澳大利亚综合经济研究所（IIER-A）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澳大利亚90%的药品是依靠进口，处于全球供应链漫长的末端，这使得澳洲的药品供应特别容易受到供应链中断的影响。

澳洲的进口药品主要来自美国。但美国国会委员会在2019年关于美国对中国药品依赖的听证会上强调，美国对自己的供应链也没有足够的了解。该委员会的结论是，过度依赖国外生产关键药品是国家安全风险。

最近，澳大利亚副首席医务官保罗·凯利表示，政府需要储备的两种最关键的药物是抗生素和抗病毒药。

据媒体报道，澳洲药品批发分销商Sigma Healthcare说，澳洲三大药品批发商拥有六个星期的产品，如果新冠疫情持续六个月，则供应方面可能出现问题。

新冠肺炎疫情也将促使澳洲重新思考政府在确保其它战略物品供应方面的作用，特别是围绕“战略”的定义以及如何确保政府干预与市场效率保持平衡。

正如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副主席香农·奥尼尔所言，新冠病毒正在破坏全球制造业的基本原则。很多公司将会考虑缩小规模，并布局多个国家的供应链。对于战略性行业，政府也会进行干预，制定国内后备计划和储备。总之会牺牲一部分利润，来换取供应的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