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爆发后，欧美国家经常用“压平曲线（Flatten the Curve）”这个词解释它们的防疫策略。其原意是降低疫情传播速度，避免医疗系统过载，从而逐渐度过疫情。

但是宣传多了，这个词逐渐脱离了其原有的意思，越来越像一句胡话，仿佛当咒语念，曲线就真的能被压平。

具体采取什么措施，真正谈起它的时候，人们往往沉默，因为在选择采取这一措施的时候，一些人的感染和死亡就已经被合法化了。

更让人感到犹疑的是，最初“压平曲线”和英国提出的“集体免疫”配合出现，带着严重的绥靖味道，这很老英伦。其实选择了压平曲线，而不是采取极端封锁措施，主动碾碎曲线（Squash the curve）的时候，政府就已经做出了一个伦理选择：牺牲少数人生命权，保证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包括健康的和经济的。

当然，“压平曲线”本质上是个防疫原则，具体措施做得好，也可以达成较好的防疫效果。虽然确实很可惜，这次疫情注定会有人离世，但只要曲线别太高，早早压平降低损失也是可以的。

就怕某些国家念着“压平曲线”的经，早期几乎什么都不做，比如英国，喊起了“集体免疫”的口号，早期连检测都做不好。在疫情初期的迟疑，让1万多人永远地告别了这个世界，而且还没结束。

其实英语国家里防疫优等生也是有的，那就是澳大利亚。英美还在为疫情焦头烂额，澳大利亚的曲线已经被压平了。

如今澳大利亚的每日新增确诊数已经被压到了100例以下，总死亡人数并未超过70。澳大利亚卫生部长格雷格·亨特在4月13日对媒体的讲话中确认：澳大利亚压平了曲线，这是令人欣喜的。

首席卫生官在公布数据的时候，其实还是透露了很大的乐观情绪：因为澳大利亚的现实情况比预估好了至少一倍不止。在3月下旬的日新增病例持续在四百左右时，当时澳大利亚健康保护高层委员会（AHPPC）做出的最乐观预估是累计病例到15000例的时候迎来疫情高峰，如果失控可能会上升到35000例左右，结果没想到一系列措施让新增速度在没过5000例时就已经降了下来。

许多采取压平曲线策略的国家在澳大利亚这里看到了希望：不完全封城也是可行的，学校开放是可行的，基本买卖可以正常的，不必采取极端措施牺牲经济的。

但实际上这种希望是很虚妄的。

澳大利亚的自然条件很适合防疫，而且澳大利亚为这场疫情做的准备是很周到的，措施也很得力。具体到澳大利亚做的好的地方，主要可以总结为以下三条：

尊重专家：医学的事让专业的人做

严格执法：政策的事让普通的人懂

分段升级：经济的事让所有的人活

早在2006年的时候，澳大利亚健康保护高层委员会（AHPPC）就已经成立，法律规定它是紧急卫生事件发生后的主要决策组织，由各州的首席卫生官和联邦卫生官组成。而这些官员都是在不同医疗领域身经百战的学者专家。

这相当于在疫情发生后，澳大利亚的张文宏和钟南山们能迅速主导政策制定，所有决策部门围绕他们给出的意见运作。

这个理想的体系，在现实中也是真枪实干地执行了下去。

疫情中一个重大的分歧是澳大利亚中小学要不要停课，民众们都希望课程能够停止保证孩子们的安全，但政府没有选择停课。

如果学生在当时出现闪失，那么这届政府会赔上所有的政治生命。但这是委员会做出的专家意见，政府选择执行下去。委员会当时给出的理由是：最可怕的情景是医疗系统过载，医护人员此时是最珍贵的资源，假如学校停课，将会造成30%的医务人员（家长）无法正常工作，加上国际上的数据表明儿童的死亡率和传染率较低，所以学校必须开放。因为医学专家的意见，政府不惜以停发补助为威胁，逼迫已经停课的学校重新开放。

对于专家意见的尊重，让澳大利亚的抗疫政策执行起来没有逻辑矛盾，也就保证了执行速度。从旅行禁令的宣布到全国施行社交禁令，中间没有因为政治考量而影响执行进程的时刻。

还有一个细节，那就是4月1日，维州警方表示，在执行第三阶段的社交禁令时，分居的情侣不可以串门，这是对刚发布不久的新规定的一个解释说明。但是维州的首席卫生官员在当日下午表示，考虑到这个政策不太人道，且该行为带来的大规模传播风险较低，所以允许分居情侣见面。他的建议很快就得到了采纳。

在这里说这样一个事，并不是要支持那些不顾健康风险为爱平山海的情侣们，而是想说明：在疫情控制上，澳大利亚政府完全听从并信任来自首席卫生官员的决策和建议，这成为了澳大利亚抗击疫情成功的重要基石。

这听上去似乎没什么了不起，但事实上许多国家的悲剧，正是因为政治压过了科学。美国在对抗疫情上的出师不利，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白宫对于疾控中心的意见摇摆不定，特朗普显然一开始对股票指数比对防疫更上心，等到工作重心放到防疫上的时候又张口就来，现在福西在特朗普身边站着如喽啰，真是个悲剧。

但在政治和科学之间，澳大利亚选择了听取专家意见。政令能出于一，就能为之后的一切铺平了道路。

选择在关键时刻听取专家意见，可被视作澳大利亚在防疫时的结构性胜利。

面对争论很多的口罩问题，澳大利亚像很多国家一样选择了不戴。当然这也不能怪澳大利亚政府什么，因为全澳只有一个口罩工厂，年产量不超过1000万，在疫情最初的时候政府还派了军队去帮忙监工，因为工厂实在太小了，最后只可怜巴巴地派了14个人过去。最后产量也没提高多少——因为来自中国的无纺布不够用。

这时候全民戴口罩肯定是不可能的了，最后卫生官员给出的建议是：人与人在交流的时候必须保持1.5米的距离，勤洗手，咳嗽用胳膊肘捂住口鼻。

澳大利亚和芬兰不太像，不是人人都有社恐，平常人们打招呼还是喜欢握个手，聊个天，撞个肩。最初政策出台的时候，支持走严格抗疫路线的华人社区都非常担心：这种无法强制执行的社交距离令，能有人听么？

但令人欣慰的是，绝大多数人非常配合，不到几周的时间里人们就适应了新的社交规范，超市、银行、邮局甚至画下了地标，提醒人们遵守1.5米社交禁令。

这只是自觉的胜利吗？倒也不是，这还多亏特殊时期执法严格，各州都拨付了警力专门进行执法。

墨尔本第一张罚单就开给了一家华人饭店。这罚款说来也很痛心，当时政府要求所有餐饮企业关闭堂食，只开放外卖。这家生意受到影响的餐馆老板，就和朋友在饭店里喝起了闷酒，其实本身早都不对外开放了，但聚餐被警察现场抓包，就给这家餐厅开了5000多澳元的罚单。

对企业严格，对个人也一样。维多利亚州一名市长，在街上喝了瓶啤酒，被视为了破坏社交禁令，被罚了款以后，还专门拍视频道歉。最惨的是新南威尔士州的艺术部长，独自去了自己的度假小屋还撒了谎，被网友揪出来痛骂了一顿，最后还是被执行了罚款。

控制社区传播出现的一个意外情景是邻居举报——国外玩举报这一套也是相当熟练的。新南威尔士州的数据是一天之内警方收到了500多个邻居举报，维多利亚州的数据是警方的罚款一半是邻居举报。搞得人尽皆知的一个例子是，墨尔本7个中国留学生偷偷摸摸地在一起聚到了家里吃了顿火锅，结果被邻居检举，一口气罚了1万多澳元。

强烈的社会公民意识，严格的执法，再加上社区的严格监督，让抗疫措施最后落实到了个人。

不过说到底还是严格执法，不留执法漏洞，才能在特殊时期养成良好的习惯。从上到下不开口子，不给权贵和外国人特权，这一点值得很多国家借鉴。

反观英国，当鲍里斯·约翰逊在3月中旬强烈建议民众不要去餐厅和酒吧之后，他父亲仍然表态要去酒吧。可见建议是没什么用的，还是需要强力的执法措施，一视同仁的罚款在澳大利亚起到了作用。

在这场人类与病毒的战斗中，杀伤力更高的，很可能是活动限制带来的经济下滑。在财政政策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宣布关闭社会活动，影响可能比传染病本身还来得大。在处理疫情时同时处理经济问题，是相当严峻的考验。

澳大利亚还是按照专家建议，封锁国家的措施是分阶段逐步升级的。

国际上，在处理最初来自中国、伊朗、韩国、意大利病例的时候，澳大利亚选择了对这些主要输入国宣布旅游禁令，不允许来自这些国家的访客进入澳大利亚；当国际疫情蔓延到欧美的时候，澳大利亚宣布了关闭国境，切断了最大的海外感染源。防疫和国际交流之间澳大利亚取的是相对平衡的状态。

当然，孤悬海外的澳大利亚封国也容易。封国措施在哪国都相对简单粗暴。中国留学生先是必须在第三国隔离十四天，后来澳大利亚就宣布禁止所有外国人入境了。

在国内，防疫工作非常有条理地进行着。在没有证据显示社区传播时，澳大利亚进入了第一阶段的社会隔离，当时只要求关闭酒吧、俱乐部、赌场等公共娱乐休闲设施，将聚会人数设置到了500人左右。同时开始放宽银行贷款门槛，给弱势群体发放每人750澳元的福利金。

而之后的措施都沿用了这一顺序：准备经济措施-宣布抗疫措施-实施经济措施。这不仅控制了疫情，还保障了民生。

等开始出现社区传播后，澳大利亚进入了第二阶段，当时将聚会人数降低至100人，关闭所有公共场所，并要求所有公民不得离境。经济上则配合了“维持工作”的新福利政策：政府直接帮助企业给员工发工资，每人每周750澳元，保障了企业和个人不崩溃。

等到进入了第三阶段，也就是大规模社区传播出现时，政府要求民众放弃所有非必要出行，一律在家隔离，除了购买物资、出门锻炼、看病和工作外，不得出行。在失业问题浮出水面时，又配套出了租房政策：冻结房东逐客的权力；如果房东减免房租，政府倒是可以减免房东要交的土地税，奖善惩恶，捞了一波民心。

在最有效控制疫情的措施下，澳大利亚政府也缓和了经济打击。在这一系列的操作以后，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成为了10年来澳大利亚支持率最高的领袖。要知道去年大火时他去夏威夷度假，可被嘲讽得厉害。

从经济和防疫的平衡来看，澳大利亚的防疫措施并未十分激进。这也难免会有一定的漏洞，比如快速追溯病患在当地无法完成。目前中国和新加坡的做法是使用健康码，依靠手机APP强制完成，澳大利亚刚刚提出这个设想就遭到了民众的强烈反对，看来西方人的隐私观念还是重。

人们期待着澳大利亚能够和一直以来一样，找到自己独特的应对方式应对这个难题。目前，医疗组正在对排污系统进行测试，他们希望能够通过追踪下水道内的冠状病毒，来追踪新疫情的爆发。

成功的根源是什么？

在4月7人的时候，联邦首席卫生官对公众展示了最新的预测：模型显示意大利、纽约的可怕情况不会出现在澳大利亚，曲线被压平，而且现实还要比预计好很多。

比起疫情还较为严重的欧美国家，澳大利亚如今能把曲线压平，已经是相当了不起的成绩了。

澳大利亚独特的地理位置，远离各大洲而且地广人稀，算是澳大利亚压平曲线的先天优势。但也不可忽视，相比起它说英语的英美老干爹，澳大利亚的政府早早做起了准备，而不是仅仅抛出概念就不再采取措施，寄希望于疫情“突然消失”。

回顾澳大利亚的准备工作，其实澳大利亚准备已经算比较早的了。

2月18日，离世界卫生组织在3月11日宣布新冠进入全球大流行，还有近一个月的时间。这一天的时候莫里森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在会前就放出风来将有重大的事件宣布。新闻发布会开始后，他对着全国的媒体说：我们不管世界卫生组织怎么说，我们做的预测是疫情近在咫尺，这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我们该问自己的问题不再是这件事会不会发生，而是这件事哪时候会发生，最坏怎么样。

在告知了公众澳大利亚即将面对的严重问题后，他拿出了一份文件：《澳大利亚卫生部针对新冠病毒的紧急响应计划》。

在病毒还未在澳大利亚本地传播前，澳大利亚已经制定了从官僚系统运作、医疗资源调配、社区分工、甚至是疫情结束后如何恢复正常的全面计划。

2月18日文件被公布的那一天起，澳大利亚整个社会都开始疯狂运作起来，准备这一场艰难的战役。

直到13天之后，到了三月份，澳大利亚才出现了第一例当地人传人案例。

澳大利亚还迅速组成了一个应急决策组——国家内阁（National Cabinet），这个决策组由各州州长和联邦总理组成，每周二、周四开会重新审议现状和修订决策，这保证了全国的政策的协调性和及时性。

之前的山火也成为了冥冥之中对澳大利亚的佑护。因为这场灾难，澳大利亚官僚系统的组织能力和资源调配能力都得到了锻炼。当时，新南威尔士州和维多利亚州都拉响了最高级别紧急状态，总理还去夏威夷度了假。那时候出现的问题以及批评，成为了疫情中的宝贵经验，逼迫没有官员敢懈怠，甚至在周日晚间11点，总理都可能出现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新的抗疫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