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会计工作还被视为是一项极为平淡无味的工作，但可以称得上是一份稳定的工作。但现如今，一切早已经时过境迁：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已经成为了巨头，在商业世界中占领高地，运筹帷幄。但这样真的是一件值得欣喜的事情吗？

不一定。

“四大” 成为一只看不见的手，指引着澳大利亚人的生活。

而这只手将我们引向哪里，不知道谁的心里能似明镜般透亮。

时间来到2020年，有一句话说，2019年是最困难一年，同时也是未来十年最好的一年。那么2020年呢？说到2020年，其实相对明确，这是一个下滑时代，从经济到利润，从个人到阶层。

在所有人急于分析2020年整体经济环境、商业发展或巨头企业走向时，可千万不能忘记算上“四大”的这份起伏跌宕的精彩。

据《澳洲金融评论报》近日报道，普华永道(PwC)的11名合伙人已经与竞争对手公司开展接洽，希望将他们能够被集体聘用，因为他们希望获得更好的薪酬待遇。据估计，11名合伙人每年可以给集团带来4400万澳元的收入。

此次“抱团”找工作的11个合伙人目前正在接洽的机构包括竞争对手咨询业巨头毕马威(KPMG)、埃森哲(Accenture)和德勤(Deloitte)。作为澳洲营收最高的专业服务公司普华永道(PwC)最近对其咨询部门进行了重组，据信这是导致11名合伙人 “抱团” 找工作背后的一个重要因素。

普华永道的11名合伙人认为，他们“抱团”后会更具吸引力，与之接洽的竞争对手公司已被告知，他们或许还能带来170名普华永道员工。

据了解，这11名合伙人来自普华永道咨询部门，但他们的身份尚不清楚。

在此次 “职场大地震”发生之际，新冠肺炎疫情严重打击了“四大”的利润，并导致客户支出转向技术咨询服务，而不是其他“可自由支配”的咨询形式。在这个时候所有公司生意都不好，都在想怎么省钱，更不会去花钱请咨询公司。由此以来，一次前所未有的“裁员潮”向“四大”袭来。

危机危机，危险中总蕴是蕴含着机遇。

在各行各业都到了调整期和变革期，所谓“皮之不存，毛之焉附”，“四大”也不例外。

但大多数人不知道的是，疫情危机对于“四大”来说，大概率只是一次微不足道的“颠簸”而已。其通往“统治地位”、“大而不倒”的金光大道依然无法被撼动丝毫。

对，没有看错。不是四大银行，而是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KPMG)、德勤(Deloitte)、普华永道(pwc)和安永(Ernst & Young)。

如果你经营一家大型跨国公司，你就必须使用“四大”的服务。如此一来，“四大”就有了稳定可观的现金流，得以通过大举收购而进入新的业务领域，例如网络安全服务、规模较小的咨询公司、广告营销公司、律师事务所等等。

当我们再次审视“四大”的时候，“四大”能做的、甚至说擅长做的早已不仅是查公司账簿了。虽然传统的审计和会计角色依然存在，但他们的势力范围已经扩展到商业和政府的各个方面。

“四大”将自己定位为多元服务公司，通常不会对任何事情说不。如果你带着市场营销和房地产开发的机会来找他们，他们也会愿意与你深入探讨提供服务的可能性。

与此同时，不仅仅是大公司依赖于“四大”的建议和专业影响力。

各国政府越来越多地依赖“四大”给出的报告和分析来支持其政策决定。澳大利亚经济、全球经济都已经与“四大”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没有“四大”的参与，就不会有重大的政策变化。主要的基础设施投资、交通运输政策、核政策，几乎你能想到的一切很可能都是由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建议推动的。

过去五年，毕马威“几乎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而在此期间，澳大利亚经济增长率仅为3%左右，这显然不能无限期地持续下去，否则仅“四大”中毕马威一家最终也能接管世界。

该公司在帮助澳大利亚政府提供服务方面是有争议的，但这部分业务的价值，在2017财政年度就超过了5亿澳元。

澳大利亚社会上使用毕马威服务的范围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

虽然在一些国家，毕马威只与企业合作，但在澳大利亚，毕马威更是与企业、非营利部门和政府部门有深入合作关系，合作范围主要集中在咨询业务版块，这也是澳大利亚“四大”增长动力的重要部分。

在过去四年里，德勤也已经收购了超过28家公司，从身份安全公司到虚拟现实插图公司，无所不收。

安永也收购了一家税务律师事务所、两家数据分析部门和一家市场研究公司等。

普华永道(PwC)收购了主导基础设施项目的公司，还收购了一家广告公司的股份。

至于毕马威，它在过去四年里进行了16次收购，从工程到市场研究，几乎面面俱到。

这些公司在飞快的运转，没有人觉得这其中有什么问题。至少，在事情出了岔子之前，没有人意识到。

例如，2017年奥斯卡颁奖礼压轴时刻，由于拿到错误的信封，颁奖嘉宾把本该属于《月光男孩》的最佳影片奖项发给了《爱乐之城》，造成世纪乌龙，全球为之哗然。负责此次颁奖礼计票工作的就是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普华永道。

没有人知道普华永道在统计选票，直到出错为止。

“四大”没有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也不需要发布财务报告。

这是我们需要面对的现实，如果一切正常，就没有人会注意到。但如果事情出了岔子，就可能扰乱未来。

当今这个时代，“四大”已经拥有了前所未有规模的商业优先权，但其需要承担的责任也相当有限，更不用恐惧于失败所带来的后果。如此这样，“疏忽与挥霍” 的行径，往往就会恰如其时地出现。

比如，英国有两百年历史的建筑业巨头佳利来（Carillion）在2018年初破产倒闭，毕马威却在其最后一份年度财报中认可该公司“至少还可以生存三年”。财报出具后仅三个月，佳利来轰然倒塌。4万多名员工被迫面临失业，股票投资者血本无归。过去19年，毕马威一直为佳利来提供审计服务，收费2900万英镑。

2017年，毕马威还曝出另一桩骇人听闻的丑闻。毕马威2011年被聘为美国米勒能源公司的外部审计师，并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过高（超过100倍实际资产）地预估了该公司的资产，进而导致了投资者对该公司价值的判断。

2018年，普华永道被美国地区法院判罚6.25亿美元，创出了史上最高的会计师事务所罚单纪录。该事务所被调查出在审计过程中疏忽大意，未能发现阿拉巴马州银行Colonial Bank的重点客户存在大规模欺诈舞弊行为，助推该银行于2009年宣告破产，从而令诉讼原告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损失了数十亿美元。

2017年10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宣布安永将支付1180万美元了结对美国油服巨头的审计失职指控。2010年，安永遭纽约总检察长Andrew Cuomo起诉，指责其帮助雷曼兄弟粉饰财务状况逾七年之久，利用“回购105”为雷曼兄弟暂时性转移资产达500亿美元。那是当时近十年来美国官方对会计师事务所提起的最大规模的诉讼。数据显示，在雷曼倒闭前的十年，安永从雷曼赚取了超过1.85亿美元。

2011年，德勤不仅身为西班牙Bankia银行集团的审计师，还负责制定会计账目，完全背离了审计独立性的基本原则。德勤还在Bankia的IPO招股书上宣称该行已盈利，且财务体系健全。然而，这家银行在IPO不到一年之后就因财务问题宣告倒闭。

会计的刻板印象掩盖了这一职业对日常生活的重要性。

现代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审计师的工作：独立核实公司财务记录的会计师。这项工作对于向股东提供准确的报告，并最终维护整个经济至关重要。

我们都受到审计的影响。目前各国的经济体系几乎完全依赖所谓的“四大”。因为它们的市场份额意味着，它们往往是唯一大到足以审计跨国公司的机构。

作家兼获奖记者理查德·布鲁克斯(Richard Brooks) 在英国《卫报》发表的“The financial scandal no one is talking about”一文中，围绕四大会计事务所展开论述，分析其与竞争对手、政府、职员之间的暧昧关系。并提出：最近的丑闻和金融危机表明，会计核算失误很容易导致数千人失业和数十亿美元的纾困。

今时今日，会计却已经不再是原本的会计了。

它更像是一种咨询行业，或者专业服务机构，审计只是其中一项业务。这也造成了利益冲突，因为这些公司正向它们理应独立审计的同一家公司出售价值百万千万的商业建议。

当前世界经济下，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更好、更有力、更有效的审计。但恰恰在那时，审计师已不再执着于初心。

虽然“四大”在各个场合都会强调基础业务的重要性，坚持认为审计和算出正确数字是自己的业务核心，并会衡量任何咨询关系从而避免进行糟糕的审计。但事实上，在一个没有多少公司可供选择的市场中，糟糕的业务表现不会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

“关键绩效指标”的前两项往往是“收入增长”和“提高利润率”，其次是顾客与员工满意度。而社会想真正想从会计师那里得到的，揭露虚假会计、欺诈、逃税、对经济的风险等都不是其优先考虑因素。

而那些就职于四大会计事务所的毕业生中，很少有人能满怀激情地致力于根除金融违规行为，以使资本主义变得“清白”。包括中等职员在内，他们的动机是良好的收入前景，再加上对于商业精英世界的向往。

审计的核心业务在更具有吸引力的代替品面前显得格外枯燥无味，而许多会计师则渴望着那些传统业务所不具备的兴奋感。没有人愿意被人描述为一个令人乏味、缺乏想象力、缺乏主动性、没有幽默感、无趣单调的家伙，虽然上述这些情形对于大多数职业来说是相当大的缺点，而对于会计师来说，恰恰是优势所在。

数据表明，行业翘楚“四大”的审计业务已经式微，而咨询业务正当欣欣向荣。如何保证审计独立性一直是问题关键所在，税务和咨询服务的高速增长，的确可能影响审计业务的独立性。”

越来越多的监管者担心，如果当一家会计师事务所的大部分收入来自咨询服务时，无论其内部自我约束机制有多么完善，都很难保证审计人员在需要对客户财务运作进行严格审查时，不会因为担心失去利润丰厚的咨询生意而放任不轨行为。

在会计师业界也的确发生过为了保住咨询收入而‘放低’审计标准或‘忽视’财务问题的案例：2001年，安然公司付给安达信的5200万美元的报酬中2700万美元是用来支付咨询服务的，2500万美元才是用来支付审计费用的。咨询带来的利润比审计本身要高。

毫无疑问，无论是在澳大利亚，还是在全球审计市场，四大会计师事务所都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相关数据显示，澳交所200上市公司中超过95%的企业均由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负责审计。同时，由于咨询业务增长迅猛，审计几乎成为这些事务所的“副业”。在2018年下半财政年度，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业务带来的营收只占总营收的14%至21%。

如果有一家处于成长阶段的企业需要从审计、税务、内控到融资、战略、运营等方面的一条龙服务，“四大”能以部门协同的方式以最低的成本提供，而普通咨询公司这方面就会受制于较高的人力成本而给不出有竞争力的价格，同时也无法在综合性上与“四大”匹敌。

而澳大利亚联邦公共部门购买的顾问咨询服务业为“四大”带来了丰厚的收益，在2013年至2017年间，“四大”拿下了价值17亿澳元的合同。这笔大订单，甚至让联邦政府也被冠上“现金奶牛”的称号。

2018年9月，工党要求澳大利亚竞争和消费者委员会（ACCC）调查这些公司获取政府合同的方式，特别是有中小企业参与招标时，审计市场竞争的结构和水平，以及这些公司快速增长的咨询部门与其传统的审计部门之间的冲突。工党还在书面请求中强调了“立即关注”的一个领域——“四大”首席执行官举行了两次私人晚宴。

之后，澳大利亚竞争和消费者委员会（ACCC）对德勤(Deloitte)、安永(EY)、毕马威(KPMG)和普华永道(PwC)是否以卡特尔或反竞争方式出售审计和咨询服务开展了初步调查。ACCC联系了四家会计师事务所，获取了业务约定书、提案草案和其它与公共部门工作相关的说明等信息。

澳大利亚公司和金融服务联合委员会（The joint committee on corporations and financial services，以下简称：委员会）于2019年2月14日（周五）发布报告称，多年来，澳大利亚审计市场一直存在根深蒂固的问题，同时呼吁相关机构对整个行业进行“严格审查”。

在报告中，澳大利亚公司和金融服务联合委员会指出，审计市场应接受“严格审查”，对诸如“市场支配地位”、“利益冲突”等问题进行深入调查。同时，委员会呼吁澳大利亚证券和投资委员会（ASIC）采取新的措施，对审计质量进行评估，以便推动实现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审计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报告中直接点名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咨询业务部门，表达了对四大丧失独立审查机构地位的担忧。

委员会指出：“风险主要表现在，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由于担心商业利益受损而不愿对他们所审计的公司账目和风险持无所畏惧的态度。”

但近日，澳大利亚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ACCC）表示，将终止对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德勤、安永、毕马威和普华永道可能存在的垄断行为调查，称“仅冲突”并不足以被视为违反竞争法。

据《澳洲金融评论》报道，ACCC主席Rod Sims在一封信中写道：“就之前掌握的信息来看，ACCC尚未找到可作为采取进一步调查行动基础的证据，而这些证据对于将案件提交法庭是必要的。”而信的接收方正是最早提出书面要求的工党成员、财政部助理发言人Andrew Leigh和同为工党成员的Julian Hill。

Rod Sims主席还在信中表示，ACCC有权对影响澳大利亚市场（包括资本市场）竞争的事项进行监督及调查，并在某些情况下提起法律诉讼。然而，仅仅是冲突还不足以被认定违反了法律。

也就是说，在澳大利亚，针对“四大”的风波暂时平息，但会计师事务所赚得盆满钵满的好日子还有多久呢？

可以说，现如今根本不存在能够真正削弱四大会计事务所地位的竞争对手。而更为重要的是，所有地区都有进行审计的法律要求，因此这是一个由国家保障的卡特尔寡头垄断组织。

尽管经济风险很可能是由于会计业务不精而导致，但是会计师很少需要为这些结果承担责任（对比“四大”被起诉次数与其客户数量及利润规模）。也就是说，四大会计事务所为这个世界献言献策，却不怎么需要为自己的错误承担责任。

竞争最大化和责任最小化为这些精于算计的人提供了非常舒适的生活。四大巨头的扩张速度远远快于他们所服务的世界。至2016年，四大会计事务所在全球150个国家中雇佣了89万人，这一数据超过世界上最有价值的5家公司人数之和。

但是，让“四大”继续在金字塔尖占有一席之地所付出的代价却无法计量。未来几十年，如果不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这一代价只会变得愈加昂贵。如果监管机构忽视了这些潜在危机，那么它可能会带来与上次金融危机不相上下的后果。

针对当前现状，各国提出的潜在改革方案包括：

但实际操作起来，任何改变都会遇到阻力。

四大也并非无所准备，而是已经在加强某种防御。他们甚至正在为变革做准备，既然有些事情必须发生，那就坦然接受，并全力以赴的确保议程适合他们。

毕竟，“四大”在其所涉足的行业中的影响力是无与伦比的。他们的成员及前成员构成的无形的组织控制了全球会计产业的国际和国内标准制定，确保游戏规则适合事务所和客户。

事实上，“四大”不断的扩张并不完全是利益驱使，一部分也源于其自身的危机感。现如今这个时代，可以说“颠覆”是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的常态和支配力量，“四大”这样的巨头公司也不能幸免。

自动化显然威胁到了他们早先最有利可图领域的利润，不论是税收、审计还是法律，随着时代的巨轮轰然而过，都承受着根本性的压力。他们的业务范围必须不断扩大，并将重心转移至不容易被时代更迭淘汰的领域，才能再辉煌下一个百年。

另外，在管理咨询领域，其本质是企业医生，这些年来很多管理咨询公司，实际上都是披着医生的外衣，干着养生按摩店的事。在企业没什么大问题的时候，或许总会危言耸听的“吓唬吓唬”企业家，以实现收钱的目的。但是当企业真的出现严重问题时，他们大多都束手无策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而在2020年的后疫情时代，如何把前面的损失追回来，如何带领企业尽快摆脱困局，许多企业主们肯定有很多都会觉得措手无策，因为既没有应对经验，可能也缺乏应对能力。此时，可以做的事，就是尽量向管理咨询机构寻求帮助，希望能够从管理咨询机构那获得低成本的服务，获得可以帮助他们实现生存与发展的良好对策建议。

这显然给咨询行业提供了时代机遇。但中小企业终归是中小企业，其支付能力非常有限，他们所需要的是低成本的、有实效的可操作建议，不需要高大上的阳春白雪。只是，不知道“四大”是否能抓住这样的时代机遇，或者说，是否愿意"屈尊"争取这样的客户。

其实，我们也不用为“四大”劳心费神。

毕竟“四大”聚集了世界上最精于计算、最善于谋略的人才，没有什么问题是不能给出方案的。

更何况是关乎自身的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