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对于中国人还是澳大利亚人来说，七十年前的1949年，都是一段激荡人心的岁月。

1949年3月，当中共中央与毛泽东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的时候，毛泽东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

一旁的周恩来感慨，“我们都应当考及格，不要退回来。”

毛泽东坚定地补充道，“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毛主席在天安门与民众共襄开国盛典 / 来源：《开国大典》修复录像

历史证明，这些曾经背负着“进京赶考”使命的先辈们，已经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他们不仅为新中国的诞生拉开了帷幕，也为中国人民创造出如今举世瞩目的经济与政治发展成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而对于大洋彼岸的澳大利亚人来说，1949年也是一个意义深刻的崭新开始：

1949年1月，澳大利亚《国籍和公民身份法》的通过，意味着在澳洲的人们终于可以拥有独立的澳洲公民身份，而不再以附属英国公民的形式存在。

七十年过去了。

在这段风雨兼程的岁月里，中澳两国之间的命运也已经充分地交织在了一起。

“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

邓小平南巡

正如这首耳熟能详的歌所唱，在1979年的改革开放政策实施后，中国对于澳大利亚以及世界经济的影响力飞速发展壮大；

而澳大利亚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与此前与日本和其他东北亚伙伴在经济结构上的深度互补关系相似，也使这种趋势的产生理所当然。

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其实远远在这之前，中澳两国贸易关系的深化就可以找到预兆：

比如尤其重要的钢铁和小麦贸易，就是当时中澳之间外交壁垒的例外，而个中的缘由却或许有些沉痛。

《墓碑：中国六十年代饥荒纪实》一书的作者杨继绳在书中描述称：

在1958年到1962年期间，中国全国的饿死人数加上因饥饿而少出生的人数，共计为7600万人。

“三年困难时期”/ 来源：湖南醴陵县档案局

——而当时中国粮食的紧缺，正是当时从澳洲大量进口小麦的主要原因。

一手制定了澳大利亚与日本战后经济和解协议的经济学家克劳福德(John Crawford)，曾于1938年表示：

“澳大利亚作为太平洋地区大国的未来，将取决于开放贸易是否能够通过在中国和日本的现代化进程中、保障经济安全而提供政治安全。”

事实上，这项在确保了战后多边贸易体制、并允许这些国家在亚洲经济中实现互补的重大协议，至今仍然是澳大利亚如今在亚洲的经济和政治安全的核心基础之一。

——另一个基础，则毫无疑问地是澳大利亚与美国之间的联盟：

1942年2月，澳洲政府与美国政府签订的“互助协定”，确保了战时的军事供应，以换取澳大利亚签署战后多边贸易体制。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用四十年时间走完了美国的一百年多年、以及欧洲两百多年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其中对于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开放，一直是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这个过程中，澳大利亚实际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事实上，澳大利亚不仅为推动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巨大发展的资源贸易需求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道路上，也提供了坚定不移的政治支持和技术援助。

除此之外，这些年通过中澳两国之间的贸易、投资流动、技术转让，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知识的传播，也巩固了中国国内市场的发展。

Malcolm Turnbull / 来源：Getty

比如早在1994年，前澳大利亚总理Malcolm Turnbull（特恩布尔）本人就曾在中国投资。他在河北蔡家营创办合资企业河北华澳矿业公司开发铅锌银矿，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一家中外合作矿山企业。

再比如在去年，共有1.34亿中国人出国旅游，其中包括那些前赴后继选择出国留学的中国学生。而在目前就读于澳大利亚大学的所有学生中，约有10%来自中国。

——这也为澳大利亚的高等教育机构，带来了每年高达320亿澳元的产业收入（最新2017年统计结果），远高于2008年的190亿澳元，并使其仅仅排于铁矿石和煤炭出口之后。

但中澳两国之间的关系也曾有过跌宕起伏的时刻。

2009年8月，在力拓员工因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案被捕，以及澳大利亚为热比娅颁发签证造成恶劣影响后，中方突然取消了一系列对澳大利亚的访问计划，其中包括何亚非副部长参加太平洋岛国论坛的计划。

不过虽然在当时中澳关系紧张的前提下，但在2009年8月18日，中国石油和埃克森美孚仍然在北京签署了一份总值500亿澳元的合约，也是澳大利亚史上金额最大的单项投资合同：

中国石油向埃克森美孚持有的西澳Gorgon液化天然气项目购入225万吨天然气，为期20年。

西澳Gorgon液化天然气项目 / 来源：Chevron

与此同时，自2005年4月启动的《中澳自贸协定》谈判，也终于在历经十年21轮谈判之后，于2015年正式签订。

事实上，中澳两国的战略贸易关系，不仅帮中国成功实现了工业化，也帮助澳大利亚摆脱了2000年后期全球金融危机后续的负面影响，并维持了澳洲连续28年的经济增长。

中国是澳大利亚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目的地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

根据澳大利亚统计局2019年7月公布的数据显示，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双边贸易额达到了超2080亿澳元的创纪录水平，增长速度是过去五年世界平均水平的五倍有余；

澳大利亚对中国的年出口额增至1299.9亿澳元，对中国的出口目前占澳大利亚出口总额的35.4％，创下历史新高；而来自中国的进口增至782.9亿澳元，占澳大利亚进口总量的25.36％，同时创下了另一项记录。

其中，澳洲向中国出口的货物主要包括铁矿石、氧化铝、煤炭和羊毛；而中国向澳大利亚出口的主要货物包括衣物、通讯器具及部件、电脑、玩具、儿童车和体育用品。

在2019年9月25日召开的全球化智库（CCG）圆桌研讨会上，CCG主任王辉耀向到访北京的澳大利亚议员、智库及企业代表团表示：

澳大利亚作为中国“一带一路”南线上的大国，不仅资源丰富，在亚太地区经济发展上也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而中国拥有良好的市场发展前景，未来中澳两国对双边贸易的依存度会进一步提升。

而这些强有力的双边贸易成果与市场前景也意味着：

中澳在贸易关系上是相互依存的战略伙伴关系。

事实上，这一点也在此前曾称中国为“客户”的澳洲总理莫里森于昨日发布的“十一”国庆贺词中，得到了他本人的再次澄清与确认：

“澳大利亚为中澳两国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中澳两国是长期的经济伙伴，经济互补性很强。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商品和服务出口市场，也是不断增长的海外投资来源国。”

马克思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

七十年过去了，不管对于在中国还是澳大利亚的人们来说，这一点仍然还是没有变化。

而在当下这个因中美贸易摩擦所引发的不确定性对地区贸易产生重要影响的关键时刻；

当亚洲经济格局的转型、该变化对世界大国结构的影响、与区域内繁荣发展的多边框架成为区域内国家需要首要考虑的发展问题时；

中国与澳大利亚更应深化两国之间在过去七十年中分享的战略利益，以及在加强交流沟通的基础上进一步挖掘合作的潜力，以更好实现互利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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