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封锁之下，笔者与几位从事金融行业多年的同事通过视讯会议聊天。几个“愤世嫉俗”的老男人在对墨尔本第二轮疫情的始作俑者（隔离酒店的保安）口诛笔伐之后，终于把话题转向了股市。

其中两位经历过2008全球金融危机的老师傅畅所欲言，表达了对年底美国大选前华尔街大涨的信心，另一位则认为中国股市忽然发力，是因为香港《国安法》生效以及中美关系再度升温之后，中国“国家队”入场托起股市提振市场信心的标志。

正当几位隔着屏幕口沫横飞时，新来的实习生弱弱打断，说：“那个……我妈最近连广场舞都不跳了，也跑去炒股了。”

确实，“广场舞大妈指数”作为牛市的反指标，一向被视作股市大跌的前奏，对股市稍有了解的朋友也并不会觉得陌生——当广场舞大妈等业余散户进入股市时，往往说明主力资金布局早已完成，而市场趋势也已接近尾声。

换句话说，连业余散户的资金都入场，可见股市的估值已经过高（买方已经见底），而由于大量资金入场推升的资产泡沫随时可能爆炸。

自从新冠股灾爆发后，全球股市已经在3月底开始齐步反弹，反弹力度之大，华尔街的交易所里再次充满了欢声笑语，仿佛历史性的4次熔断和国际原油价格击穿地平线从未发生过一样。

而在新冠疫情重灾区和全球金融中心的美国，这轮暴涨背后的大赢家并不是反映实体经济健康程度的道琼斯平均工业指数（DJIA）或者标普500（S&P500），而是侧重科技股的纳斯达克指数（NASDAQ）——4个月涨幅已经达到55%，并且在7月连续刷新历史新高。

在南半球的澳大利亚股市里，这种趋势同样被复制，标普200指数科技板块（ASX All Tech Index/ATI）同样暴涨92%，终于为澳洲股市扬眉吐气一次。

但是这种马不停蹄的暴涨却给人一种2000年互联网泡沫（Tech Bubble）的感觉，当时的纳斯达克指数从1999年2月的2280点一路狂奔至2000年3月的5048点，大盘几乎在一年的时间里实现了翻倍。

导致这次巨型泡沫的不是别人，正是美联储（Federal Reserve）。

据调查，美联储在1999年9月至12月的3个月里，一共向市场疯狂输送了高达1940亿美元的广义货币（M3），并将美元供给的年均增长率从1.5%拉升到了15%。

美联储之所以疯狂扫射，是因为一种叫做“千禧虫”的电脑系统漏洞可能会导致金融市场大混乱。

在美联储的重型火力掩护下，资产价格被迅速提高，各种各样的新生企业以“科技”和“互联网”为名，如雨后春笋一般遍布了美国各个角落。

然而，这场20年前的股灾和今天也有不少相似之处——它们的主角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病毒”。它们的存在以及真正的杀伤力等关键信息只掌握在专业性极强的幕后专家手里。所以，当这些隐形的敌人的存在被公布后，市场只会出现一种情绪——恐慌。

时任美联储主席的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当时的操作也像极了今天的杰罗姆·鲍威尔（Jerome Powell）——用海量的资金冲进市场保持流动性（liquidity）。

当然，有不少经历过那场股灾的人都表示，格林斯潘是幕后主使之一，因为心口不一的老爷子一方面苦口婆心劝诫市场不要冲动，另一方面却启动了当时全美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注资。

在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股灾发生后，美国投资顾问公司Hays Market Focus Advisory Group主席唐纳德·海思（Donald Hays）就说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海思说：“当时美联储简直像疯了一样往市场里撒钱，经过通胀调整后，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撒钱……我是根本想不通美联储为什么要这么做，当然，除非幕后有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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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今天的澳洲股市，带领澳洲科技板块大涨的不是别的，正是一群所谓“金融科技（Fintech）”的支付公司。

这群以Afterpay（ASX：APT）为首的新生代金融企业依靠“先买后付（Buy Now Pay Later/BNPL）”为主要业务，在上市不久后就吸粉无数，股价也从2017年中旬挂牌时的$2.95，一路涨到新冠股灾爆发前的$39.44。

在新冠疫情爆发后，Afterpay和其他几家市值较大的金融科技公司（比如Zip、Sezzle、Splitit等）虽然经历了一轮暴跌，但是却在接下来的4个月里录得了疯狂的反弹，其中Afterpay反弹强度高达950%，而Sezzle更是夸张，达到了2600%。

但是这种上涨却是完全违背常理的，在2018-2020年期间，澳洲上市先买后付公司的市值总和从23亿澳币上升到了230亿澳币，而这些公司的累计亏损则从7460万澳币上升到了2.88亿澳币。

更令人后背发凉的是，Afterpay联合创始人安东尼·艾森（Anthony Eisen）和尼克·摩尔那（Nick Molnar）在最近宣布了融资8亿澳币，并且抛售了价值2.5亿澳币的股份。这也是在新冠疫情爆发后，两位创始人曾拍着胸脯承诺“Afterpay公司的资产负债表非常强大，在可预见的未来完全没有融资的必要……另外，就算最坏的情况发生，公司的资金也可以支撑好几年。”

另外，Afterpay公司的公告明确指出：“两位联合创始人并没有打算在新财年（2020-2021）里出售股份”。退一步讲，即便按照二人亲口所述的“不会在2020年8月份公司公布财报前进行任何股份交易”，那么现在就已经出售2.5亿澳币的股份同样显得反常。

当然，树大招风，Afterpay早已成为市场上知名评估机构的热点话题。

瑞银集团（UBS）在2020年5月末发布的报告再度将APT降级为“卖出”评级，而目标价位为$14.00（当时APT股价为$44.51）。

另一方面，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却将APT的目标价位定在每股$101，是瑞银集团的7倍以上。

巨大的价差再次体现出的，仍然是投资者对于市场新宠的迷恋。这与2000年互联网泡沫期间的市场现象再度重合——大量的新生企业（最早一批互联网电商）忽然出现，包括:

虽然与这批互联网泡沫时代出现的公司相比，今天的金融科技公司性质大有不同，但是滋生它们的环境却非常类似：

• 为了应对一场危机，央行向市场注入大量资金，导致资产价格被迅速抬高，泡沫迅速产生；

• 危机的始作俑者都具备极强的“感染”能力，并可以导致市场或经济瘫痪；

• 投资者情绪在“恐惧”与“贪婪”之间迅速转换，担心“上不了车（FOMO/Fear Of Missing Out）”情绪非常明显；

唯一不同的一点就是，刺破泡沫的利剑尚未出鞘。而这把利剑在2000年时，正是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1年内连续加息6次，导致美国经济进入衰退和170万人失业。而此前专门用于抗击千禧虫的海量资金也在2000年4月被撤回，导致股市崩盘。

今天，美联储和澳洲央行（RBA）都坚定地表示，历史最低位的利率和量宽政策（QE）将至少伴随市场数年，所以股市并不会因为资金和流动性被忽然撤走而崩盘。

那么能够导致崩盘的还有什么呢？

新冠疫情的大爆发已是老生常谈，不断升温的国际关系也成家常便饭，2020年的压轴大戏——美国总统大选仍然有近4个月的时间，这些可能引起市场混乱的爆发点都已毫无新意。

当然了，也许泡沫的爆炸并不需要理由，就像一位同行所说：“理由这种东西，找找总会有的。”

参考来源：

https://www.sharecafe.com.au/2020/05/25/apt-ubs-rates-the-stock-as-sell-2/

https://www.wired.com/1999/12/fed-stockpiles-cash-for-y2k/

https://www.theaustralian.com.au/business/economics/ending-the-debt-and-deficit-fallacy/news-story/a0195466fc55dc4f1d5cff9a26cd6ae5

https://www.theaustralian.com.au/business/technology/tech-bubble-a-worrying-complication-of-the-pandemic/news-story/3f3fa6687276473c90fefb46ce1080f4

http://m.cngold.com.cn/p_20200106d1711n341750765.html

https://www.lovemoney.com/gallerylist/67517/9-early-dotcom-businesses-that-went-from-boom-to-bust

https://www.cbinsights.com/research/dot-com-bubble-compan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