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布最新的预算案时，澳大利亚联邦财长乔什·弗莱登伯格（Josh Frydenberg）再三承诺，就业将成为政府的第一要务。

历史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澳大利亚曾经实现过低至2%的“充分就业”水平。

然而，为什么关系到民生的充分就业政策在上个世纪末突然取消？

澳大利亚统计局（ABS）公布的数据显示，不充分就业率创历史新高，达到13.7％。

所谓的不充分就业率是指，想要工作更长时间却无法获得足够工作时间的人群比例。

德莎是悉尼机场的一名保洁员，即便是在疫情发生之前，她平均每周工作的时间也只有26个小时。

她说：“我一直在主动要求加班。”

“但是，他们创造了一个类似鲨鱼缸（shark tank，指竞争激烈）的环境，必须努力争取才可能获得加班的机会。”

德莎并不是个例。

一项独家市场调研显示，截至今年2月的一年内，澳大利亚有接近120万人存在不充分就业的情况。更为糟糕的是，疫情爆发后，这个问题变得愈发严重。

有意思的是，无论是在政府高官最近的发言中，还是在澳储行（RBA）的会议纪要中，“充分就业(Full Employment)”一词鲜有提及。

于是，有人提出了这样的质疑。

对于政客而言，尽管就业可能关系到选票，但是，是否也存在一定的理由让他们并没有那么迫切地希望尽可能多的人受到雇用？

这不仅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真实的问题。

尽管在公布最新的预算案时，澳大利亚联邦财长乔什·弗莱登伯格（Josh Frydenberg）再三承诺，就业将成为政府的第一要务。

在预算演讲中，他也连续37次提到了就业，相当于平均每分钟一次。然而，实际数据，尤其是关系到居民消费力的“充分就业率”，却似乎越走越远。

另外，这种质疑的声音不仅是现在，而且历史上也曾出现过。

在上个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多国经济学家曾经就“充分就业”的理论可能性进行了激烈的讨论。

上个世纪出现的大萧条期间，失业人口也曾大幅增加。随后，二战的爆发让很多政府成功消除了高失业率的问题，并实现了充分就业。

鉴于这段历史，经济学家们开始思考：在和平时期能否实现创造充分就业？

这个问题也曾激发了一波研究浪潮。

在当时，经济学家非常清楚，个体雇主无力独自提供充分的就业机会。因此，这必须是一项政府肩负的重任。

他们曾表示，政府完全可以通过财政政策来实现这一目标，即利用其消费力来弥补私营部门的经济活动缺口，将投资和消费提高至维持充分就业的经济水平。

于是，充分就业政策浪潮席卷了整个西方民主世界。

在澳大利亚，工党政府于1945年发布的《关于充分就业的白皮书》，为1946年至1975年的正式充分就业奠定了基础。

然而，无论是从理念上，还是实践过程中，“充分就业”并未受到普遍欢迎，尤其是一些大企业雇主。

1943年，杰出的波兰经济学家米哈尔·卡莱斯基(Michal Kalecki)曾表示：“在19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大企业一直反对通过政府支出来增加就业的实验。”

“美国（反对新政）、法国（布卢姆实验，Blum experiment）等都可以清楚地表明这一点。”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背后原因很难解释。很明显，产出和就业增加不仅让工人受益，而且也会让企业家受益，因为后者的利润增加了。”

“对于陷入低迷的企业家而言，他们非常渴望自己的业务繁荣；但是，为什么他们不乐意接受政府能够为他们提供的综合繁荣呢？”

卡莱斯基指出，为什么企业领袖反对充分就业？这个问题的解读可以分为三点。

第一点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他们并不喜欢“政府干预”。

这一点很有意思。

据卡莱斯基称，如果民主国家开始采取充分就业，社会必然会发生变革。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社会变革的方式并不是商业领袖所希望看到的方式。

直白点讲，这将提高工人的议价能力。

他说：“在永久充分就业的制度下，'解雇'将无法再扮演纪律约束手段的角色。”

“企业老板的社会地位将受到损害，工人阶级的自我保护和阶级意识将增强。要求改善工作条件的罢工次数会增加，继而造成政治紧张局势。”

“的确，在充分就业的制度下，企业利润将比自由放任政策时期要高。即便是工人的议价能力增强导致工资上涨，由此导致利润大幅减少的概率也远远小于价格上涨的概率。这种情况只会对出租者的利益产生不利影响。”

“然而，相比企业利润，企业领袖更看重工厂纪律和政治稳定。”

上述分析仅代表上个世纪40年代，当时的经济环境和当前的经济环境存在一定的差异。

不过，有一点亘古不变。如果实现充分就业，工人的议价能力得到明显增强，通过罢工来要求改善工资和工作条件的概率也自然更高。

从1946年到1975年，澳大利亚的全国失业率平均低于2％。

这是一个非常低的失业率，原因在于历届联邦政府有意使用赤字支出来维持充分就业。

像其他西方发达经济体一样，澳大利亚的经济增长了长达几十年。

当然，每十年，劳资纠纷的数量也在增加。

在1950年代，平均每年罢工数量约为1300次。在1960年代，这一数字上升至1340；到了1970年代，这一数字再次上升至2370。

以薪资形式流向工人的国民收入份额也逐步增加，在1970年代更是达到峰值。

然而，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主要发达经济体在1970年代受到了“滞胀”的打击，即增长放缓、通胀率和失业率上升。

为此，企业领导者迫切希望找到解决方案。

随后，在澳大利亚，作为一项正式的政策，充分就业遭到放弃。

取而代之的是一项新政策，即政府官员将寻求一定程度的“自然”失业，从而限制通货膨胀（即工资和价格）的过度上涨。

到了今天，这项政策也一直在沿用。

历经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改革，澳大利亚的工业行动已降至战后时代的最低水平，工资以最慢的速度增长。

自卡莱斯基撰写论文以来，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

例如，全球制度经历了“去监管”，固定汇率转为浮动，全球投资和贸易的壁垒也遭到消除。另外，随着工会的议价能力被系统性地降低，选择加入工会的会员人数直线下降。

然而，即便是澳大利亚不再采用充分就业的政策，但是我们看到就业市场政治方面的影响从未消失。

例如，降息利率、企业税、补贴等等直接或间接的“市场干预政策”。

但是，无论是何种形式，企业仍然是政策实现的中间媒介。

参考来源：

https://www.abc.net.au/news/2020-11-01/why-wouldnt-governments-want-full-employment/128364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