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新冠疫情爆发至今已经过去3个月，在一批批医护人员冲赴前线以及世界各地实行交通管制之后，令人担忧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疫情的扩散范围已经冲破国境，蔓延全球。

这也应证了世卫组织在2020年1月30日宣布国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时的顾虑：“我们更担心的是疫情在其他国家的扩散，特别是一些医疗体系和医疗设施较为贫瘠的地区。”

世界实时统计数据（Worldometers）对新冠疫情的统计数据：总受感染人数（左）以及总死亡人数（右）

航空公司减少班次、中国供应商失联以及大量第三产业命悬一线，这些经济萧条的画面似乎才是新冠病毒真正的致命之处——新冠带来的企业感染率和致死率远超其他5次国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但是，无论是从公众健康还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从根本上抑制病毒的扩散才是解决危机的根本。3个月后的今天，如临大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各位成员，又想出了哪些靠谱的办法来抗衡疫情呢？

2020年1月，一批中国医学专家开始对新冠患者采用血浆治疗法（Plasma therapy）。该疗法是通过从康复患者的血浆中进行采集，并将其用于抗病毒特免血浆以及特免球蛋白的制备，之后输入发病期的新冠患者体内进行抗毒。

该新型疗法也受到世卫组织（WHO）顶尖专家麦克·莱恩教授（Prof. Mike Ryan）的“高度认可（very valid）”。莱恩教授在对中国专家的成效进行观察后表示，只要患者能够在黄金时间段接受该疗法治疗，可达到极佳效果。

但是莱恩教授也同样表示，血浆治疗法对血质和血型要求高，接受血浆捐赠的患者不能与捐赠者产生排斥，否则并发症等症状将会使患者的生命受到更大威胁。该疗法的另一个弊端就是捐赠者数量少，血浆收集难度大，所以难以进行大规模治疗。

2月，一家名为Firebrick Pharma的澳大利亚公司宣布，目前正在开发的一款实验型鼻腔喷雾剂的杀毒成效显著。

在一次杀毒实验中，Firebrick Pharma公司现场展示了该Nasodine产品的杀毒功效：实验人员对测试器皿中的各类病毒喷射了药物，包括新冠病毒在内的99.97%的病毒在短时间内被全部杀死。

该公司总裁皮特·莫利（Peter Molly）透露，该药物已经进入第三阶段临床试验（最后一阶段），但是此后仍然需要药物监管机构（Therapeutic Goods Administration）的审批才能投入市场。该药物对其他造成重大疫情的病毒，比如MERS（中东呼吸综合征）、SARS（非典）以及流感同样具有强效杀毒功能。

无独有偶，另一家名为Zoono Group Limited（ASX：ZNO）的澳交所上市公司也在此次疫情中被赋予众望，截止2月20日，其股价已经从1月20日的$0.47疯长412%，达到$1.94。Zoono公司号称自己的独特抗菌产品可以与任何表面（纺织物、皮肤等）结合，并杀死包括细菌、病毒、藻类等各种危害物。

Zoono公司（ASX：ZNO）近期股价表现

但是无论杀毒功效多么强劲，这些终究是预防性产品，一旦病毒进入人体，再强大持久的除菌杀毒功效也爱莫能助。

2月22日，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University of Queensland）科研小组宣布在新冠病毒的疫苗研发领域获得重大突破，将在未来一周内开始动物实验（animal testing）。

据悉，该科研小组是受到挪威奥斯陆一个名为“防疫创新联盟”（Coalition of Epidemic Preparedness Innovation）的赞助而成立的，专门针对重大疫情进行药物开发和相关科研活动。

科研小组负责人保罗·阳（Paul Young）透露，目前最为困难的疫苗开发环节已被攻克。接下来疫苗将被送往墨尔本吉朗地区（Geelong）的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CSIRO）进行短暂研究。研究一旦完成，就可以立刻进行动物实验，距离疫苗问世可谓近在咫尺。

但是在疫苗研发的征程上，咫尺究竟是多远呢？

以2014年在西非爆发的埃博拉为例，从世卫组织宣布PHEIC至整个疫情结束，一共2年半的时间里，埃博拉病毒共感染近上万人，并造成11,000人死亡。

然而埃博拉疫情的迅速蔓延，并不是因为打了人类一记措手不及。恰恰相反，该病毒早在爆发多年前就引起世界各国卫生组织的高度关注，甚至部分发达国家已经准备好多款潜在疫苗以备不时之需额。只等疫情爆发之后，这些科学家们开始火速制药。但是时至今日（6年后的2020年），世卫组织官方网站仍然显示：

换句话说，埃博拉病毒仍无解药。

2020年2月24日，世卫组织（WHO）官方渠道显示埃博拉病毒仍无疫苗

那么究竟为什么在科技已经高度发达的21世纪，一个小小的病毒却能难住现今地球霸主——人类呢？

首先，大规模疫情爆发通常出现在医疗设施较为贫瘠的国家及地区。

比如2014年的埃博拉病毒爆发地正是西非的几内亚。而这类不发达国家对于疫情的了解和控制能力都远落后于世界水平，所以当政府发出警告时，往往已是亡羊补牢。

其次，构成病毒的微生物千差万别。

比如埃博拉病毒与寨卡病毒（Zika）的遗传品系（genetic strain）就截然不同，有的病毒甚至有多种遗传品系。而科学家需要逐条破译并解析这些品系，才可能逐一找到抗体进行疫苗研发。

第三，也是最关键的一个环节——疫苗研发。

紧急开发疫苗对于医药公司来说无异于铤而走险。这是因为大型生物制药公司的大部分收入来源于固定药物的研发，比如每年的流感疫苗。换句话说，流感疫苗是棵永不衰败的摇钱树，生意不可能差到哪儿去。

但是比如埃博拉、寨卡以及新冠等疫情通常持续时间短，并且不会定期重复爆发。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少有企业愿意将宝贵的人力物力资源投入到此类疫苗上。

昆士兰大学（UQ）疫苗研发团队正在马不停蹄地研发新冠病毒疫苗

以澳大利亚证交所宠儿CSL公司（联邦血清实验室 ASX：CSL）为例，该公司市值超过1,526亿澳币，已经超越澳洲联邦银行（ASX：CBA）成为澳交所第一大上市公司。但是仔细的投资者就会发现，CSL公司的年化股息率（annual dividend yield）仅为0.85%，并且公司税扣缴率为0%。

相比之下，联邦银行的年化股息率则达到4.91%，公司税扣缴率也达到100%。这正是由于CSL公司需要大量投入资金不断研发新型药物，更不会有闲置的资金用来大举开发新型疫苗产品。

世界最大疫苗生产商赛诺菲巴斯特（Sanofi Pasteur）的首席寨卡病毒负责人乔·海宁瑞（Jon Heinrichs）就对此表示：“包括我们在内的世界上许多大型医药公司都对这些疫情尝试过制造疫苗，但是几乎每次都血本无归。”

海宁瑞还透露，在埃博拉疫情爆发前，由于当年的流感病毒杀伤力非常小，所以许多国家纷纷拒绝购买各大制药公司的流感疫苗。正当这些医药巨头走投无路时，埃博拉疫情正好爆发。所以大家一股脑地扎进埃博拉的疫苗研发当中，并希望能够扭转由流感疫苗滞销带来的亏损。

但是从研发到测试，再到量产和普及，这个过程无比漫长。当几家公司的疫苗已经准备进行临床测试的时候，世卫组织宣布疫情已经得到控制，导致疫苗开发商捧着半成品面面相觑，无比尴尬。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医药公司愿意去尝试开发疫苗。大公司不愿意“蹚的浑水”，对于小公司来说却是一个四两拨千斤的绝好机会。

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公司Novavax（NASDAQ：NVAX）和Vaxart（NASDAQ：VXRT）正是两家野心勃勃的小型疫苗研发公司。两家公司分别在2020年1月末和2月初宣布已经找到新冠疫苗的核心成分后，股价分别暴涨200%和300%。

Novavax和Vaxart两家小型制药公司的股价走势

但是乐观的市场情绪却忽略了一个基本原则：即便小型公司对疫苗研发成功，并顺利通过审核，它们也不具备量产和普及疫苗的能力。所以这些昙花一现的暴涨背后通常获益的只是投机者，并非患者。

第四个难点在于各国之间的协作。

既然大部分大型医药公司不愿意“蹚浑水”，那么总要有老大哥出来领头——世卫组织。但是世卫组织作为联合国专门机构之一，其宗旨只是“使世界各地的人们尽可能获得更高水平的健康”，而并不具备强制力，更没有巨额的资金用来协调各国卫生部门之间的合作。

最后一个困难是临床测试。

一旦疫苗研发成功，科学家就需要在动物身上进行下一步的动物实验（animal testing）。这种实验对象通常是小型哺乳类动物，比如小白鼠。然而，有的病毒对人类的细胞具有独特的感染力和杀伤力，却对其他哺乳动物效果微弱。据调查显示，科学家们在经历了无数次失败之后，才成功让小白鼠感染上寨卡病毒，而此时距世卫组织宣布PHEIC已经过去了2个多月。

如果上述五个难关全部攻克，那么医药公司还要面临监管机构审批、寻找志愿者接受疫苗人体测试、再次审批、投入量产以及普及疫苗。

全球第三大制药公司葛兰素史克（GlaxoSmithKline）的一名科学家正在对埃博拉疫苗进行研制

在新疫苗投入市场后，科学家仍然需要从一小群患者身上开始普及（通常不超过100人），并观察患者对疫苗有无排斥或产生副作用。当这些信息被收集、分析之后，疫苗才能被投入到一群更大的患者中，重复以上过程，直至最后全面投入使用。

与其他五次全球疫情不同，新冠病毒是2003年非典病毒的近亲，二者均为冠状病毒，在病毒结构上也有近90%的相似度。而各国医学专家自非典疫情爆发至今已经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对其抗体进行研究，所以本次新冠疫情仍然有很大希望可以在较短时间内获得疫苗并投入使用。毕竟比起从零开始，冠状病毒已经是“老熟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