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7月9日《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的封面文章
在过去三十年中，中国经济发生了重大的飞跃发展与变化。中国的中产阶级人数从1980年代的几乎为零增长到今日的2.25亿。文章指出，“中产阶级对现状是不甚满意的，他们担心养老；他们担心因病返贫；他们担心房产权得不到保证……”
尽管本编辑部对于《经济学人》这篇文章的结论并不赞同，但不得否认，它还是触及到了中产阶级的痛楚。
过去的几年，对于中产阶级而言，确实可以用“节节败退”来形容。这个阶级目前遭遇到了结构性的困境，他们挣扎于理想的彼岸与现实的此岸之间。
以下是三个真实的案例：
A君，从小县城考上了北京某名牌大学，毕业后努力奋斗，成为了一家公司的营销总监，及时买房买车，事业有成。但是2012年公司人事变动，他被迫离职。之后投资了几个项目，但最后因为没通过政府审批而血本无归。目前年近40，就业难度剧增。
B君，也是在上海名牌大学毕业，2004年毕业后进入报社。因工作原因，先后浪迹上海、广州、武汉，最后定居深圳。从2014年起，报业没落，收入打折，房租则大幅攀升，他又一次到了失业的边缘。
C君，医生，生活在南京。最近，全国频发的“袭医案”让他情绪极为低落，工作状态大不如以前。最近，在网上看到了江苏省高考削减3.8万学位的新闻，作为父亲的他，准备给孩子办移民手续。
一，中产的脸谱
按照对于中产阶级的定义，是指人们低层次的“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得到满足，且中等层次的“感情需求和尊重需求”也得到了较好满足，但不到追求高层次的“自我实现需求”的阶级（或阶层）。
总结起来，应该满足以下条件：
1、 中产阶级，大多从事脑力劳动，或以技术为基础的体力劳动；
2、 主要靠工资及薪金谋生，家庭年收入在1.15万美元和4.3万美元（约合人民币7万——28万）之间；
3、 一般受过良好教育，具有专业知识和较强的职业能力及相应的家庭消费能力；
4、 有一定的闲暇，追求生活质量，对其劳动、工作对象一般也拥有一定的管理权和支配权；
5、 他们大多具有良好的公民、公德意识及相应修养；
6、 他们分布在中国各大一、二线城市。
换言之，从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社会文化地位上看，他们均居于现阶段社会的中间水平。
或者我们再说具体一点，就是近20年踏入职场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受到社会认同的职业人，比如说白领、律师、医生、学者、教师、记者、公务员（可能是一部分）、设计师、程序员、中小企业的经营者等。
还有一个词汇与之相当：知识阶层。在更早期，人们还将他们叫“社会精英”。
一般而言，大学生在毕业后，需要经历十年以上的奋斗期，直到拥有体面的工作、拥有良性的职业发展道路。
因此，他们的岁数大多是在30岁以上，相当一部分人已经结婚。不管是体制内的公务员，还是体制外的“高级打工者”，或是自主创业的个体户，他们都要通过知识技能和职业发展得到社会认同。
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中产阶级的微信里一般会有几个“校友群”，对他们来说，这种通过学历和知识建立起来的身份认同感，远远比地域带来的认同感要强得多。
你可以看见中产用微信加了一个“xx大学校友团”，但是你未必会看见中产去参加一个鱼龙混杂的“xx老乡会”。
从中产的身份认同里，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阶层，拥有良好的教育背景是中产阶级的重要特征。
中产阶级的兴起也带旺了很多产业：
他们热衷国外品牌催生了“代购”；他们喜欢自助旅游催生了大量“旅游攻略APP”；他们喜爱看美剧促进了职业字幕组的发展……在互联网世界上，中产阶级也是中国第一批网民。早期互联网世界的知识共享和社区建设，是这部分人的心血结晶。
中产阶级的脸谱从以上描述可以得出个大概：
“拥有财富”是成为中产阶级的必要条件；但是，中产阶级的资格，是通过每一个个体奋斗而来，甚至说，大部分是在高考这场血腥战役中的赢家。
在不久前的过去，他们曾经是光芒四射。
二，中产的沦陷
但是，近十年间，中产阶级的光环开始消退。
1、1999年起大学扩招。
这或者是一个起点，从那时开始，大学生就业变得艰难起来。
人力资源开始贬值，知识阶层的优势地位不再，尤其是进入2006年之后，大学生显得严重过剩，对薪金的期望值不断降低。高竞争、高淘汰率加深了知识阶层就业的困境。
当中产阶级读到这些新闻时，还在为师弟师妹忧虑，但现在回过头看，这一切环环相扣：在优质人力资本价格如此低廉之际，作为打工者的中产，边际效益也在消失。
“社会支出加大，福利制度不完善，固定资产疯狂升值，加上高效资本配置下的财富两极分化，中国的中产阶级在08年前后迎来了整个群体的流失周期。”中央电视台财经评论员许一力这样说。
“然而进入后工业时代之后，社会的重心从生产效率向资源和精神溢价方向转移，第一批中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开始降低……近几年频频看到的所谓高薪快递员，高薪泥瓦工，高薪保姆等等现象，就是这种社会重心偏转的表现。”
以“供求决定价格”的朴素道理去理解，就能知道教育产业化，对中产阶级而言，是致命的打击。尽管职场人总是强调，“现在的大学生水平越来越低”，但不能改变大量高学历人才涌入而导致的市场恶性竞争。
2、高涨的房价是一个显著的标志。
从2006年开始，房价猛涨。在2006年至2008年期间，一线城市的一手楼价涨了一倍。这对准备置业的年轻中产而言，手头的钱立即不够用了。随之而来的CPI的激增，尤其是教育、饮食、消费上的涨价，使中产开始感觉到压力。
2009年火遍大江南北的电视剧《蜗居》，引爆了社会对高房价的忧虑。有一篇论文指出，“《蜗居》折射出中产阶层的现实困境，他们在高房价的折磨下失去了梦想的自由。”
而《经济观察报》另一篇评论则指出，“那些仍然存有中产阶级幻象的人们徒劳地为现实所困，难以找出有效的解决方案。人们抱怨说自己的所有梦想与激情全部消耗在同包括房子在内的现实的搏斗中。”
电视剧“蜗居”剧照,这部电视剧深刻地反映了高房价下年轻大学生的困境。
但悲痛的是，从2009年只是开始，到2013年之后的房价狂飙猛进，中产阶级可谓一败再败。
在今天，以深圳为例，房价已经比2009年涨了3-5倍，比2006年涨了近10倍。
这个数字超出了知识阶层的购买能力，也击垮了90后的大学生。他们通过读大学而实现阶层流动的梦想基本破碎。
而对于一些有了房子的中产，并没有因为房子的大幅升值而激动，相反，他们已经变得神经脆弱，生怕因为一次决策失误，从而失去一切。
“逃离北上广深”，这样的想法每天都在重复。
3、知识换代太快，竞争力下降。
近两年带来的移动互联浪潮，带来巨大的技术革新。很多中产阶掌握的技能，在科技更新浪潮中被边缘、被遗弃，而一部分中产阶级从“脑力工作者”沦为“普通技工”。
在这里，以前文讲到的B君的故事比较有代表性。他原是一位熟练的编辑，但因为传播方式的改变，他的技术已经跟不上移动互联时代。这意味着，他必须要重新经历一次技术上的更新，才能重新获得竞争力。因此，他的下一步计划，就是攻读一个博士学位。
近十年来，很多行业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高校教师开始实行以论文为指标的评价体系，编辑记者则要适应新媒体的写作，程序员的技能要求不断被更新，服务行业更是全面互联网化。对于很多知识阶层而言，必须面临艰巨的探索任务。
三，中产价值观的崩溃
与物质上的窘迫相比，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崩溃，才是他们焦虑的真正原因。
他们曾无比相信，知识能改变命运，奋斗能带来成功；他们强调法制化，需要权益与尊严得到保障；他们认可全球化，认可自由主义，因为只有市场经济才能让他们的价值获得最大体现；他们强调个人价值，强调生活质量，强调教育质量与公平。
但是，目前的形势，正在逐一否定他们的价值观。
深圳著名作家钟二毛表示，“中国的中产阶级硬件达到了欧美中产的标准，但不能说中产，我把他们叫‘小中产’。”为此，钟二毛写了一部小说，题目就是《小中产》，讲述中产只是“黄粱一梦”。
“中国中产阶级没有安全感与幸福感，这源于社会的保障体系的不完善，以及政策的不连贯性。
比如说政策上，股市今年上半年的熔断机制，有钱都变成没钱。还有最近的延长退休，关于养老的一些担忧。”钟二毛说。
中国中产价值观的崩溃，应是出现在这几年：
1、上升的途径无法打开。
这一点是比较早期遇到的。中产阶级中的佼佼者，他们已经跨过了最大的几个陷阱，但在通往上层、顶层的步伐中遭遇了困境。这一点尤其表现在官场上、事业单位中，他们举步维艰、步步为营。
中国的富豪阶层与特权阶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管是先天基因还是后天营养，都不足以让中国的中产阶级与上层社会有过多的交集。在涉及到权力与利益的交换中，中产阶级发现道路极其狭窄。
那是一个更讲关系、资源、潜规则的世界，“背景”、“后台”、“靠山”等游戏规则，并非中产阶级所擅长，就算是有路子的企业家，要打通这样的关系，也不是容易的事。
“有背景的妖怪都被神仙收回去了，没背景的妖怪都被打死了。”这句总结《西游记》的名言，在网上流传甚广。虽然，有些中产阶级被迫成为“妖怪”，但因为没有过硬的背景，因此总会在一些事件中成为牺牲品。不少落马官员，事实上前半生都是中产的奋斗史。
2、知识崇拜的破灭。
“知识就是力量，奋斗可以带来成功”，对中国的中产阶级而言，这是他们最核心的价值观之一。中产阶级笃信知识的价值，他们通过考试进入高等学府、运用知识获得机会和财富，并且大多通过专业知识在所处的领域得到自我实现和社会尊重。但是，由于知识贬值，让他们竞争力下降。
此前一度消失的“读书无用论”，重新在农村出现。当知识无法兑现为财富时，农村人不再愿意为孩子的教育承担更多费用。大批农村孩子辍学、弃考，据2015年华龙网的报道，重庆地区高考人数比例一度创下新低。“知识无用论”在某种意义上，否定了中产阶层所坚持的知识崇拜。
真正打击中产的，还不仅是“读书无用论”，而是与中产信仰背道而驰的“厚黑学”横行。
《经济观察报》的那篇评论《蜗居》的文章说，“在这部电视剧中，真正的成功者仍然是主流价值观所反对的一类既得利益者。原有的获取富有尊严的生活的路径，变得极度狭窄，你需要牺牲自己一贯接受的道德准则，向已有的体系妥协，才能获得物质上的满足。”事实上，在多个行业中，潜规则已经摆在那里。一些行走在灰色边缘的事，比如收回扣、收红包、敲诈勒索、刑讯逼供等，成为很多职场中人难以避免之困。
3、个人的不安全感。
今年5月发生的雷洋案，引发了中产阶级的极度不满。人民大学硕士毕业生、中国循环经济协会的工作人员雷洋在一次所谓的“打飞机”之后死亡，无论是死亡者本身，还是警方在事后的说辞，都引起了社会层面的强烈不满。
以人大校友会为首，多个校友会联合发声，加上多位媒体人、学者、律师的批判。这反映了中产阶级对于个人权益上存在的巨大疑虑。在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时，他们的人权意识高涨起来。
在政治立场上，中产阶级普属于保守派。
一方面，他们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并因此获得了一定的财富积累。他们需要更健全的法制来保障自己的权益。
另一方面，他们对现状又带有批判性，包括不透明的司法制度、审查制度，细思极恐的新闻封锁。因此，他们希望渐进式改革，渴望进一步民主化，希望法制更健全。但最近的一些“国进民退”的迹象，让他们感觉苍凉。
在中国大环境的裹挟下，中产阶级对于手中的财富有着极强的不安全感。他们害怕政府的某一个决策会压缩自己的库存、威胁自己的利益。钟二毛所说的“熔断机制”，就让万千散户血本无归。这引发了社会层面的不满，更加深了中产阶层的忧虑。
2015年8月12日天津爆炸事件，多位小区业主遭遇了惊心动魄的一幕，幸存者则开始了漫漫无期的维权之路。《VISTA看天下》的封面标题是《消逝的中产梦》。
文章写道，“一个世界里，人们在美好雅致的小区环境里，编织自己小富即安的中产梦；另一个世界里，一连串的漏洞，则在酝酿成一个巨大的炸药桶，扑向梦中人。”
2015年8月12日晚天津塘沽大爆炸现场，附近的小区也被卷入其中。
4、反全球化思潮的兴起。
拥有较高文化水平的中产阶级，普遍支持全球化和对外开放。
中产阶级对西方文化比较认同，同时也具备不错的外语能力，甚至不少人也有过西方国家留学的经历，他们受益于全球市场竞争而带来的红利。大量的中产阶级任职于外企，这种打开国门自由竞争的方式，使得知识和智力成为核心竞争力，也使得中产阶级得以更好成长。
但是，近些年的国际形势是向左转，保守势力开始抬头。底层民众开始表达自己的愤怒，反全球化思潮已经出现。
从英国公投脱欧、“伊斯兰国”卷土而来、土耳其“伊斯兰化”到特朗普在美国大选中的强势，一些国家和地区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在全球化过程中的利弊取舍，全世界开始进入一个自我意识复苏、排斥全球化的逆转时期。
这个时期的到来犹如在寒冬里下了一场雨，对全世界的中产阶级而言，他们将要面对的，是不断萎缩的国际市场，还有在“本土意识”绑架下的精神困局。
在中国，由于南海问题引发的爱国热，就导致了中产与底层民众截然不同的价值观。
当草根民众开始高调爱国、转发“一个都不能少”的图片之时，遭到了中产阶层、尤其是知识阶层的嘲笑。
因南海问题而包围肯德基必胜客的愤青
他们以撰文等方式，讥讽“爱国者”是“脑残”。同样的，他们也遭到了草根民众（现在出现一个词，叫“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的围攻，被谩骂为“汉奸”。我们从中看到了中国不同社群之间的价值观撕裂。
同时，因赵薇事件也形成了“倒赵”与“保赵”两大阵营。尽管中产或许更接近客观事实的本质，但是面对草根民众气势汹汹的追问和恶搞，以及反智主义的兴起，中产阶层已经无法保持在话语建构的高地了。在互联网的海洋里，“精英”已经成为孤独的群落。
与西方国家关系的恶化，对西方价值观的否定，也是对中产阶级的沉重打击。
在本土主义与反智主义崛起之际，人们从全球化的拥抱者转而成为否定者之时，中产阶级此前的优势已经荡然无存。有网友评论称，“他们似乎已经站在了时代的对立面。”
四，未竟的中产梦
在中国，“文革”的阴影始终盘旋，非理性非正义常常占领着制高点，中国的中产阶级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于“法制”、“公正”的呼声空前高涨。他们清楚地知道，只有在法制健全、起点公平的社会里，他们的利益才能得到保障。
不难想象，在未来的十年，中国的中产阶级会经历一个“寒冰期”，他们有一条更艰难的路要走。不管是努力寻求全球资产配置，还是丢下过往选择逃离，都是短暂消解中产阶级阵痛的镇静剂。前路在何方？他们一直在问自己。
首先，中产阶层所期待的更高质量的生活环境及更美好的社会（a better society），恐怕不会到来。因为，此前的市场经济与发展主义的模式，很快将遭遇逆转。法治化、市场化、国际化的方向，也将走回头路。因为“平等”的呼声压倒了“发展”，全世界都是如此。
地沟油、雾霾、莆田系医院、毒跑道、三鹿奶粉……这些中产阶级所深恶痛绝的东西，不会就此消失，或者他们将更普遍地抬头，以“中国制造”、“民族品牌”的身份抬头，在“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中，他们将高歌猛进。大学教育将进一步保守化，一些西方的经典教材逐渐被取缔，比如说西方经济学、西方政治学等。
前文引述的《经济学人》的文章，也提到了中国社会思潮中的保守一面，“不同于韩国和台湾等原东亚专制政体，中国中产阶级人数的量变并没有带来社会民主法制化的质变。”
近年来，中国民粹主义兴起，从“抵制日本而打砸日系车”到“保卫南海而砸苹果手机”，民粹主义打着“爱国”的旗号不断壮大，而队伍的人群，大多数是中国的下层社会民众。
随着中国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拉大，阶层的固化越来越严重，不管是资源的分配还是政策的红利，下层社会分到的蛋糕越来越小。
下层社会的民众，知识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在以智力和知识为核心的市场竞争中，一直处于劣势，而且处境愈发艰难。
在城市里，如果说中产阶级为了买一套房而身心疲惫，那么，下层社会可能是为了租一间房而咬紧牙关。而那些处于城镇和农村的下层社会，更容易成为“庶民”的代表，在现实的社会里失意，只能用仇恨报复社会。
在民粹主义高涨的时代，中产阶级有可能成为牺牲品。由于草根民众的强烈呼吁，政策不可避免地将向左转。
对他们来说，他们不具备参与市场下的竞争的能力，“重新分配”成为他们迅速翻身的唯一稻草。而所谓的“重新分配”，抢走的无非是中产阶级的碗中羹。
那些被砸的“日系车”和“苹果机”，被推倒的围墙，被践踏的小区，统统都由中产阶级买单。
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已经意识到中国阶级的问题，总总不稳定性，让现在“移民”“全球资产配置”成为趋势。
（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由澳洲高盛地产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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