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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情况很糟糕——我都打算给孩子找个便宜点的学校了。” 

经济危机下，这位衣冠楚楚的银行家不得不从以前只喝十八年以上威士忌的习惯改成只喝八年。

他一边感慨，一边从钱包中抽出几张纸钞，并递给身边此时也同样对自己的业务前景有些迷茫失落的应召女郎：

“但是，你不必担心。对你的生意来说，经济危机是个很大的机遇。” 

银行家朝她狡黠地一笑：

“因为现实越糟糕，人们就越需要幻想。”

这是描述高级应召女郎的巴西电视剧《营销伎巧》（O Negócio）中的片头经典一幕。

该剧讲述了3个高级应召女郎如何运用经济学、博弈论、市场营销等商业知识提升自己的“业务水平” / 来源：剧照

而如今，澳大利亚的经济其实也已然如这位剧中的银行家描绘的一般严峻了：

根据近日澳大利亚统计局的最新公布数据，今年第一季度澳洲家庭消费增长放缓至0.4%，将GDP年增长率拉低至1.8%，打破了十年来的最低记录。

虽然澳大利亚央行已于6月4日将官方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至1.25%，创历史新低，但央行坚称，此次调整并未反映出经济状况的任何恶化，而是旨在促进就业、工资增长和实现通胀目标。

而当澳大利亚官方GDP数据持续低迷、全民消费水平疲弱的时候，还有多少人仍然愿意为“春宵一夜”一掷千金呢？

话说回来，其实《营销伎巧》中的台词也并非无中生有——事实上，娼妓行业从萌芽开始，就与经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甚至曾有一种流传已久的说法：想要了解一个国家真正的经济状况，最好去请教这三种职业的人——政府官员，银行职员与妓女。

前面两个职业与经济的关系众所周知：

毕竟政府官员掌握政策与核心经济数据，可以从宏观层面了解经济动向；而银行职员平日接触企业经营状况，可以从微观层面洞察经济发展状况。

不过妓女这个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职业，又是怎么与经济挂上钩的呢？

老舍在《月牙儿》中叙述了一位妓女的自白：“洗、做、烹调、编织、我都会；要是这些本事能挣饭吃，我早就不干那个苦差事（卖身）了。”

简单地说，通常当一个女人（或男人）已经很难靠在社会中通过常规工作而获得自己期望的生活质量时，“卖身”自然是最简单、来钱快的方式。

而投射在当下的社会背景当中，便是宏观经济的疲软（赚钱难），当下居高不下的失业率（找工难），以及基本收入的低增长（薪水低）。

“大名鼎鼎”的天上人间

举个例子，在几年前北京夜总会大范围整顿之前，不管是哪个高档夜总会的包厢，盘靓条顺的“佳丽”们进包厢第一件事就是整整齐齐排成一排，并依次报出自己的“花名”与籍贯。

其中最频繁出现的地名之一就是东北。

那么东北当年的经济呢？

事实上，东北自从进入2010年之后就陷入了负增长的魔咒，在2014年更是陷入了“断崖式的下跌”。除了工业发展的低迷与失业率的攀升之外、低迷的房市、人口严重流失等，都在东三省形成了经济失速的连锁反应。

以大连为例，2009年该市的金融业产值仅为217.8亿，而当年深圳为1110.6亿，几乎是大连的5倍有余；比这更为夸张的行业是东北的住宿和餐饮业——2008年大连产值为40.3亿，2009年居然下降到了34亿。

而根据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东北三省辽宁、吉林和黑龙江流出人口为400万以上，该地区人口净流出180万。

在这其中，又有多少流出的女性人口，会出现在北上广深的各个夜总会的包厢？还有多少去了海外“淘金”？

电影《下海》中，齐溪饰演了一位本想到欧洲做保姆赚大钱的东北女人，最后却瞒着家人做站街女 / 来源：剧照

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不仅仅在中国，其实在南半球的澳大利亚，也可从这有些暧昧的行业中一睹澳洲经济的真相。

一位每小时收费1200澳元的澳洲高级应召女郎，曾这样形容过去一年半来自己眼中的悉尼：

“悉尼的房价在下跌，每个人都欠了债，高端援交非常安静(但路边按摩院却在蓬勃发展)。我和你保证，那些乘坐奥迪A8在郊区飞驰的人，其实也正在努力偿还他的还款。海边的大部分豪宅都急需翻修，但银行却不给批贷款。”

她进而补充说明了自己某一次去嫖客家的经历：

“我曾去过一座位于Bellevue Hill的宽敞的’宫殿’，但我对它的光秃秃感到震惊——他的妻子离开了(并拿走了所有的家具)，而他买不起任何新东西。”

究竟有多少澳洲人嫖过娼？

又有多少人在澳洲过着“倚门卖笑”的日子？

对于这两个问题，显然你永远不可能会得到准确的答案。

根据2014发表的一篇题为《自慰、购买性服务与其他性活动：澳大利亚第二类健康与关系研究》的报告统计数据，在16-69岁的的澳大利亚人中，大约有六分之一（17%）曾经购买过性服务。

这项调查对两万余名澳大利亚人进行了有代表性的抽样，其中在过去一年为性行为付费的人约为2%，而年龄在25岁至34岁之间的人最有可能与性工作者接触(3%)。

当然，这些只是电话访谈的调查结果，由于被采访者对于隐私的顾虑，可能并不总是会愿意真诚地回答。

而根据澳洲政府官网引用的新州艾滋病协会的最新数据，2008年估计在澳从业的性工作者人数高达2万人。

世事变迁，而靠皮肉生意谋生的澳洲女人，也从当年的为换得一份“欧洲进口商品”便可委身的原住民妇女，蜕变成了近年来的“Central Park Girl”之流。

“Central Park Girl”常常会给微信附近的人带来“惊喜” / 来源：Daily Telegragh

1. 澳洲娼妓行业的起源与后殖民时期

事实上，澳大利亚现代娼妓行业的起源可追溯至第一批欧洲人的登陆。

1788年，虽然抵达澳洲的囚犯中有一些是曾经从事娼妓业的女犯人，但是无奈“狼多肉少”，需求与供应严重不匹配。

一幅描绘亚瑟·菲利普在悉尼湾插上英国国旗的画 / 来源：Algernon Talmage/State Library of NSW

于是，有些人用自己随身所带来自欧洲的物品，以与澳洲的原住民妇女换取性交易，这也打破了之前原住民部落中的“换妻制度”。

而发展到了后殖民地时期，澳大利亚于1868年至1879年通过了英联邦的“传染病法”，试图控制军队中的性病，并要求对涉嫌卖淫的妇女进行强制性检查，甚至包括包括将她们被关在封闭式医院里。

法律的强制推行，是因为当时的性工作者在澳大利亚实在是太“泛滥”了。

而这又需要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澳大利亚进入了淘金热的重要篇章说起。

随着早期在克吕纳 (Clunes)、渥伦泰德 (Warrandyte) 以及巴拉瑞特 (Ballarat) 地区及周边发现了黄金之后，1849年加利福尼亚州淘金热带来了巨大财富的故事，也点燃了人们前赴后继地来到澳洲淘金的狂热。

但真正的淘金热与维州人口的激增是在亚历山大山脉 (Mount Alexander) 金矿被发现之后开始的。

来源：Friends of Mount Alexander Diggings

至1852年底，已有九万人为了实现黄金梦而来到维多利亚州。而到了19世纪80年代，墨尔本被誉为“不可思议的墨尔本”——同时代世界最大、最繁华的大都市之一。

激增的男性人口带来的庞大需求量，使得性工作成了当地贫穷妇女赚取合理收入的主要途径之一，尤其是那些未婚有孩子的女人。

当年在墨尔本的CBD，甚至还有一条颇有规模的“春街”：

1874年的当地警司报告中指出，“这些女人必须住在某个地方”——这里的“某处”指的是是墨尔本CBD东北角的小伦区（Little Lon）。

当年的“春街”小伦区示意图 / 来源：CC BY-ND

与旧上海的妓女按消费层次分为“长三”与“幺二”类似，在墨尔本的小伦区，妓女也分为两类：

一些打扮好、卖相好的女孩在鸨母的看管下统一住在“快餐妓院”（Flash Brothel）里；

而那些收费较便宜的站街女“流莺”，则会直接把她们的顾客带到靠马路边的简陋“炮房”甚至是小木屋。

其中风头最盛的或许是布鲁塞尔夫人（Madame Brussels）以及她名下的姑娘Bellevue-Villa，今天在伯客街（Bourke St）还有一个纪念她的同名酒吧。

如今的酒吧仍然人潮涌动 / 来源：theurbanlist

嫖客们来自世界各地的各个阶层，不过对于这个光鲜亮丽的妓院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她们可以无比接近当时仅由男性组成的国会与财政部——也相当于给自己找到了一把保护伞。

不过尽管当时性工作是合法的，但根据反对“无序行为”和“流浪”的法律，妓女们必须保持沉默，而且时刻冒着被捕和监禁的风险。

2. 后澳洲联邦政府时期

人们在百年纪念公园庆祝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成立 / 来源：National Archives of Australia

1901年，随着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成立，管制娼妓业的刑事法规也不止一次交付于立法者的手中。

只是过程总是一波三折，许多法律法规至今也仍然模糊不清。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澳大利亚兵力伤亡惨重，因此许多原本“下海”的娼妓也开始在战后“上岸”去工厂做工。

与此同时，澳大利亚也开始逐步在经济上向独立国家迅速演变，到二战爆发时已取得显著成就。

在1939年，各种工厂达2.7万家，工人总数达58.8万人，工业产品总值5.5亿英镑，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59%以上——澳大利亚，当之无愧成为了一个以工业为主的资本主义国家。

二战时的澳洲经济虽然没有停步，但有些地方的妓院却出现了一些不太和谐的景象：

二战期间，位于澳洲所属地新几内亚的拉保尔(Rabaul)妓院中，曾居住着多达3000名来自日本与韩国的“慰安妇”。

拉保尔1943年被盟军轰炸的日本起重机残骸 / 来源：Tripadvisor

据一位曾经驻扎在拉保尔的战犯回忆，当时，日本人在该地开了大概20家军妓院。其中许多“慰安妇”都是被骗来的，可怜的女孩们来之前还以为能在异国他乡找到报酬丰厚的普通工作，也有一些甚至被强行征纳。

一位韩国女性曾公开作证说，她是在“处女召集令”下从家庭农场被征召出来的，并被迫当慰安妇。

二战结束后，澳大利亚的经济继续高歌猛进。

1950年之后的三十年，澳大利亚迎来了历史上的第三次经济起飞。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内，澳洲变成了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1969年，澳洲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2520美元，居世界第8位，跃居富裕国家之列。

“饱暖思淫欲”，形形色色的妓院也随之如雨后春笋在澳洲各地开花。

3. 从传统妓院到新兴钱色交易

自上世纪70年代以后，虽然各州地区实际情况各不相同，但娼妓行业的自由化已经发生了变化。

1990年5月，澳大利亚犯罪学研究所的一份报告建议，性工作不应构成刑事犯罪，因为这些法律是无效的，并且危及性工作者。

然而，目前在澳大利亚，围绕性工作的法律在各州地区也仍然各有不同：

新南威尔士州允许妓院在没有许可证的情况下经营，但北领地和南澳则完全禁止妓院经营；

在北领地上，性工作者可以在没有许可证的情况下独自工作——但是实际操作中，她们不能在自己家里这样做，因为这将构成经营非法妓院；

而在维多利亚州，性工作者虽然也被允许独自经营，但法律不允许她们邀请客户到酒店或自己家中，这意味着她们只能前往客户的住所。

只不过澳洲的传统妓院，其实早已在慢慢地为新兴的“钱色交易”方式让路：

性工作者甚至普通大学生也开始“与时俱进”，通过一些社交软件以及付费约会网站，又称“找干爹/干妈网”（Sugar Daddy/Mommy）来寻找“金主”。

从事援交的大学生数量非常惊人，甚至还有为数不少的留学生。

根据澳大利亚犯罪学研究所的一份报告，大约一半的性工作者以国际学生的身份进入澳大利亚，但由于无力支付学费或高昂的生活费用，他们最终进入了该行业。

2019年3月，麦克纳利(Gillian McNally)在为NewsCorp撰稿时引用数据：“目前有17.7万个悉尼大学生选择和’干爹’或’干妈’约会。”

来源：The New Daily

某网站甚至还给出了“甜心宝贝”人数增长最快的澳洲高校名单，“前三甲”分别为悉尼大学、纽卡斯尔大学、昆士兰科技大学。

事实上，澳洲政客布罗德（Andrew Broad）就曾经因使用某找干爹网试图勾搭年龄小自己一半的女大学生而陷入丑闻。

Andrew Broad / 来源：Marco Catalano

据报道，这位43岁的已婚父亲在香港参加会议时，与25岁的“艾米”约见面，但没想到这些有关钱色交易的“大尺度”露骨短信，却在之后登上了八卦杂志的头条。

但是其实人们在关注布罗德丑闻的情色八卦之外，也应该注意到的是：

这些以在线“拉皮条客”形式展示着有偿性服务的网站和应用，也代表着娼妓业正在退回过去——那时候在澳洲的钱色交易并不正式，法律保护和标准也基本等于不存在。

事实上，这类网站对整个澳洲娼妓行业生态系统的破坏，就像优步(Uber)这样的平台对高度监管的出租车行业一样——他们把曾经曝露在监管体系的行业重新披上了神秘的面纱。

这也导致着很大一部分经济产业，可能很快就会以同样的方式进行重组——毕竟一种以科技为主导的经济意识形态，正在席卷我们的工作关系和人际关系。

可谁又知道，下一秒的风，会往哪里吹。

从澳大利亚的战犯时期到维州淘金热，从世界大战到战后经济的腾飞，再到科技开始主宰经济意识形态——我们可以看到，这二百余年来澳大利亚的娼妓业发展，其实与澳洲每个时代经济的发展动向都息息相关。

而这些性工作者们“下海”的原因，也从因为当初生活所迫，而逐渐变为了欲望的奴隶。

毕竟一旦习惯了分开双腿赚分分钟几百上千刀的快钱，又怎么甘心去挣那一小时20澳元出头的最低基本工资？

而且说实话，其实“笑贫不笑娼”的观念在国内外都不陌生：

我曾经看到，网络主播在直播间拉扯着自己随时要走光的低V领，卖力地扭动身体；

无知少女上传自己的裸照，不过是为了一个最新版的iphone；

开着一辆豪车停在北京的大学门口，车顶放个饮料，就会有大学生和你搭讪上车；

而有些留学生出了国不好好学习，拿着学生签证却做起了Central Park Girl。

——或许错的其实不是她们，而是当下这个物欲横流、金钱至上的病态社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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