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这代“年轻人”通常被分为80后和90后。在美国，人们将1980年至1995年出生的这代人叫做“千禧一代”；英国和澳洲则把他们叫做“Y一代”。他们精通科技，伴随他们成长的是手机、笔记本电脑、因特网，以及运动型多功能车。

总之，这代人是不缺外号的，而这些奇奇怪怪的外号多少也能反映出各地年轻人面临的状况。负债、失业、全球化、人口流动以及节节攀升的住房价格，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让发达国家数以百万人的年轻人收入增长乏力，这导致代际之间空前的不平等。

英国《卫报》曾为此展开一项调查。这项调查涉及的人群出生于1980年至1990年代中期，即“Y一代”这群年轻人。他们的研究结果显示，在西方社会，这些年轻人和“X一代”（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的财富鸿沟愈发巨大。

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在过去几十年间，领取退休金的老人们的可支配收入要比年轻人的收入增幅要得多。

年轻人需要安家置业，需要娶妻生子，其支出通常要比退休人群高，因此也需要相匹配的更高的收入，但现实就是怎么残酷。

为什么年轻人越来越穷？深层次的原因很多，但最重要的原因，是劳动的回报永远跑不过资本的回报。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其著作《21世纪资本论》当中有一个核心观点：

需要理清的是，皮凯蒂所说的资本，不仅仅包括那些企业家和资本玩家掌握的巨额资本，也包括掌握有闲余资金的普通人。如果按照年龄阶段划分，掌握资本的往往是那些年纪更大的人，而非年轻人。

举一个更为直观的例子：买房。

如果你是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每月拿着几千元的收入，然后租了一套公寓当中的一个单间，而这套公寓可能价值上百万，你是否会有一种挫败感——什么时候才能买得起房？

住房以及租金就是资本回报的一种表现形式。你工资的增幅（绝对数额，而非百分比），恐怕很难赶上房价的增幅。仅此一种财富分配上的差异，就足以拉开代际之间的收入。这样的难题，全世界皆是如此。

比如，曾经有一位澳洲华裔女学生就写过一封公开信，表达对于前途的迷茫：“我们家10年前买的房只有40万澳元（约合人民币200万元），如今它的市场价值已经翻倍至80万澳元（约合人民币400万元），这样的涨幅超过了我父母薪水的涨幅，而我对自己大学毕业后的薪水预期，也就我父母当前的收入水平。曾经看似可以通过勤奋工作就能实现的梦想，如今变得遥不可及。”

而年龄较长的中上阶层已经过上了优渥的生活。当他们开始工作时，高薪工作在等着他们。他们的问题是想干什么，而不是必须得和父母亲住多久才能获得足以让他们独自生活的工作。

这一代人期望安稳的就业，早早结婚，买套房子，最好再买个避暑别墅，最后有合理的保障从容退休。总体而言，他们希望比父辈过得更好。

年长一代一路过来也经历了一些坎坷，但大部分情况下他们的期望实现了。他们从房子中获得的资本利得可能远远高于工作。他们几乎肯定认为这有些奇怪，但很乐意接受我们的投机市场给他们的礼物，还常常自矜于在正确的时候买了正确的东西。

如今，年轻人的期望正好相反，不管他们位于收入分配的哪个位置。他们一辈子都得为失去工作岗位担忧。平均而言，许多大学毕业生需要好几个月才能找到工作，常常必须先干一到两份无薪的实习生工作。而他们自认为是幸运儿，因为他们知道，还有一些更倒霉的同龄人，其中一些成绩比他们更好，他们撑不了一两年没有工作收入的日子，也没有人脉在一开始就找到实习工作。

今天的年轻大学毕业生背负着沉重的债务，越穷的学生负债越多。因此他们不会问自己喜欢什么工作，只想什么工作能让他们能够偿还学费贷款，这往往需要20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偿清。类似地，买房子是一个遥远的梦。

这些难处意味着年轻人不会想太多退休后的情况。如果他们去想这个问题，他们会被吓坏：在极低利率可能长久维持的情况下，得有多高的储蓄（除了聊胜于无的社会保障之外）才能过上体面的退休生活。

简言之，今天的年轻人从代际公平的角度看待世界。中上阶层出身的孩子的结局可能不错，因为他们可以从父辈继承财富。他们也许不喜欢这种依赖性，但他们更讨厌另一种处境：“全零开始”，手握一手烂牌，无法让他们争取到任何东西，好过上曾经被视为基本的中产阶层生活方式。

这些不平等性无法轻易解释。这不是因为这些年轻人工作不努力：面对困难的包括那些学习刻苦、成绩优秀、所有事情都做“对”的人。导致了金融危机的银行家、经济持续萎靡的罪魁祸首带着巨额奖金全身而退，几乎没有人因为做错事而被问责，目睹这一切让他们更加觉得社会不公平，经济游戏被操纵。

欺诈层出不穷，但不知怎地，没人真正犯过这一罪行。政治精英承诺“改革”将带来前所未有的繁荣。确实如此，但只是顶层1%的繁荣。所有其他人，包括年轻人，得到的是前所未有的不安全感。

前所未有的社会不公、大规模不平等以及对精英失去信任，是当下政治摆脱不了的三个现状。

无论澳洲的年轻一代还是老一代，每代人都会争论国家是否给与了他们应得的待遇。

事实上，如今澳洲的老一代人享受着年轻一代无权享受的减税政策，这项政策为他们每年总共约减税10亿澳元——这还不包括退休工资所得的减税额。然而，老一代依然宣称自己没有受到公正待遇。

产生如此的优越感的理由是他们觉得自己一代吃的苦比如今一代多多了。很多老年人认为他们那时交的税多，从政府得到的福利少——当时没有家庭福利金和幼儿补贴等等；他们觉得自己是这几年预算消减的直接受害者；而他们如今积累的财富是通过当年用更高的房贷利率、勤劳汗水和勤俭节约换来的。

大多数年轻一代不这么认为：他们之中很少人买的起房，很多人背负着沉重的教育贷款，同时却发现稳定的工作越来越难找。接着他们又沉痛的意识到：总要有人来为滚雪球一样的财政赤字买单，他们八成就是买单的冤大头。

爷爷辈最普遍的论据就是他们一代负担了更高的所得税税率。如果此条成立，那爷爷辈的确更辛苦更努力。不过那时最高的税率是1985~86年间的60%，这么高的税率当时也只有年收入超过35,000澳元才会负担。你可能会说这门槛很低，然而如果考虑通胀因素的话，85年的35,000澳元相当于现在的161,000澳元。

为了更好的理解到底每一代人终其职业生涯承受了多大的所得税负担，我们可以把每年的所得税总量换算成在当年的GDP中的比率（见下图）。

如今的比率已经略高于过去40年的平均值，可见爷爷辈当年还没有如今一辈的负担重。如果国家预算计划的内容变为现实，那么此比率将在未来三年内达到相当于1980s末期和1990s初期一样的顶峰。

先不论谁交的税多，不少爷爷辈认为他们已经交了一辈子的税，退休了还要继续交就是没天理。这话要是祖爷爷辈听到了，估计就要掀棺材板了。爷爷辈的再上一辈可没有现在这么偏向于老年人的税收优惠政策，事实上20年前需要交所得税的65岁以上老年人人数是现在的两倍。

如今不用交税的65岁以上老年人不断增多，原因是霍华德政府(Howard government)在2007年废除了60岁以上老年人退休工资的所得税，还出台了很多老年人可以享受的抵扣税款优惠政策——比如养老金税款抵扣政策等。

不但不需要交纳所得税的老年人人数在增加，需要交纳所得税的老年家庭的平均交纳金额也低于20年前此数值，而他们这一代老年人的平均就业率和收入都远高于20年前那一代人。

无论如何，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都负担不起整整一代人拿劳保不交税。由于战后生育高峰，年龄高于65岁的人群占总人口的比率将越来越大。而且随着平均寿命的增长，老年人群享受福利不交税的年数也会越来越长。

同时，65岁以上的人群享受政府福利（特别是医疗保险）的年数也会比他们的上一代长很多。

爷爷辈当然会说照顾老一辈是年轻一辈应尽的义务。不过老年人从政府那享受到的利益价值总和（各种福利以及医疗等公共服务）往往大于他们交纳的税款总和。在两代人的利益之争中，政府往往也是扮演着“储钱罐”的角色，让年轻一辈零存后让退休的老一辈整取。

在过去10年中这样的两代人利益之争渐渐开始变本加厉。在2004年，平均每个老年家庭从政府“储钱罐”中得到的利益总和比他们交纳的税款总和多22,000澳元，到了2010年，这个“差值”增加到了32,000澳元——几乎多了三分之一，同时段内其他年龄段对税收的净贡献总和还减少了（见下图）。

这笔所谓“差值”的总额每年可以达到220亿澳元，几乎是澳洲联邦政府每年财政赤字的一半。

这三分之一的增长主要是因为医疗价格的上升，政府的钱大把花在了医生、医院、药物和福利政策中规定的药品补贴，以及病理护理补贴上。

总体而言，政府在每个老年人身上的净支出还在不断增长，因为老年人交的税越来越少了。

这样一个体系在矿业如日中天的时候或许还能支撑，然而如今经济低迷，财政赤字居高不下，这样的体系是绝对无法长久的。取出的太多，存入的很少，政府这只“储钱罐”毕竟不是多啦A梦的口袋。

这时候爷爷辈们又会指出他们那时没有现在家庭能够享受的各种政府福利——家庭福利金，幼儿补助等等。我们来总结下过去15年间的变化：2000年霍华德（Howard）政府时期，的确花费在家庭（至少一个孩子）福利上的预算要比花费在老年人群体上的多的多。不过在陆克/吉拉德（Rudd/Gillard）政府时期最杰出的政绩就是严格把控家庭福利的审批资格，让更少的钱流入更需要它们的家庭手中。

经过15年政策改变，如今联邦政府的预算中对家庭和老年人群体的支出基本是一样的：每年各80亿澳元。

然而其中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区别：一部分对家庭福利的预算支出（约16亿澳元）用于幼儿护理教育。有明显证据表明提供更好的幼儿护理使得宝宝的母亲们有了更多的时间和机会工作。由于联邦政府提供了完善的幼儿护理教育支持，越来越多的年轻母亲们开始从事工作。

爷爷辈或许会抱怨过去三年中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削减他们福利的政策：增加养老金申请限制，取消退休金减税等等。但是比如生育补贴等等的家庭福利同样在被削减，而且过去三年内比老年福利削减的更多，再往前推三年可以看到比老年福利削减的多的多！

现实是没有人有抱怨的资格。每年要消减400亿澳元的预算，政府只有勒紧裤腰带，并在几乎每个人头上加税。

这一方法并没有包括税率分档（bracket creep）这一修复财政赤字最大的功臣，税率分档（bracket creep）其实也并不正式包括在预算案之内。不过在过去八年中，税率分档（bracket creep）政策越来越严格，几乎抹平了2005年以来的各项所得税减免政策。当然这一过程中，在职员工家庭受到的冲击要远远大于退休的老年人群体。

“哈，你们年轻一代享受着如今5000年不遇的全球低利率环境，想当年我们在1980末期承担的可是高达17%的房贷利率。”爷爷辈们如此说道。

然而高房贷利率只是买房艰辛的很小一部分。总房价、通胀率以及收入的变化都是艰辛度的组成部分。如今普通的一套房价已经是平均家庭年收入的4倍，20年前这一数字不过是2.5倍。而1980时期的通胀率是8.5%，贬值的货币加上上升的收入很快将分期房贷“打折”，而如今的通胀率只有1.5%。

最能说明问题的参数其实是可支配家庭收入中用来支付房贷的百分比（见下图）。

如图可见如今这一百分比比1989年利率顶峰的时候还要高。而且当今历史低利率环境下的借贷者都承担着更大的风险：一旦利率从底部开始上升，他们需要偿还的贷款金额就要升天了。

可见，如今的一代要比上一代更难买房。房产问题也说明了一个现实：老年人拥有的社会财富份额正变的越来越大。从2004到2014年10年间，65岁以上的老年人所拥有的家庭财富占社会总财富的比率从25%上升至30%。尽管受到过经济危机的冲击，如今65-74岁年龄段家庭的平均财富要比10年前同样年龄段的家庭多400,000澳元（47%）。而在2004年当时45-54岁年龄段的家庭在紧接着的十年内平均家庭财富增长了500,000澳元。

“我们在努力赚钱勤俭节约的时候你们却在贪图享乐！就是如此！！”爷爷辈们斩钉截铁的说道。好吧，或许如此，不过从数据上来看，现在各年龄段家庭的平均存款比率要远远高出10年前的家庭。

老年家庭占到的最大便宜就是他们出生在了合适的时间加上合适的国家。在利率跌到几代人的历史低点的如今，他们已经拥有了一定资产，而低利率环境正在促使这些资产大幅升值。而如今25-34年龄段的家庭只能按现有高价来购买房产和交纳退休保险，他们显然已经错过了那个美好的时机。

每个人都认为他们拥有的财富是自己勤劳和汗水换来的，当然勤劳汗水会给个人和家庭带来更大的幸福，然而并不能找出有哪一代人相比自己的父辈一代付出了双倍或者几倍的努力。其实运气才是财富积累必不可少的元素，它已经创造出了比自己父母和孩子都更富有的一代。

据2015年度代际报告显示，到2055年澳大利亚人口总量将触及4000万，而且国民将会更加长寿与健康。澳大利亚将面临人口与经济“定时炸弹”的威胁，澳大利亚人寿命会更长，同时生活也可能变得更加穷困。

不过，报告透露，令人失望的是，澳大利亚经济增速无法与人口膨胀速度相匹敌。受此影响，40年后无论是各级政府还是普通民众，“钱袋子”都可能越来越瘪。

报告指出，预计到2055年，澳大利亚经济增速将自当前的3.1%放缓至2.8%。而阻碍澳大利亚经济增长的主要有三个因素：

澳大利亚政府乃至个人的财务计划都将面临严峻挑战。

报告称，在现有财政政策下，到2055年，澳联邦政府债务有望达到2.6万亿澳元的惊人规模，其中政府净债占GDP比例可能高达60%。因而报告警告，澳大利亚政府有必要对现有税收政策、就业、退休及基础设施建设政策进行全面改革，否则澳大利亚未来的发展及民众的生活都将“黯淡无光”。

目前，普遍的观点依然是把减少财政赤字作为第一要务。如今联邦政府收入和支出的比例已经达到了10：11，开源节流来补足那10%的赤字实在是一项艰巨的工程。除非所有年龄段的国民们都作出贡献和牺牲，这一目标将是痴人说梦。这其中当然要包括高龄人群。然而在特恩布尔(Turnbull)政府发布了新的退休金政策后，大多固执的数退休老人依然不愿意为自己的退休金和其他所得纳税。而按照法律如今青年人群依然承担着远高于老年人群的税率。

所以综上所述，爷爷辈在工作生涯中没有比父辈交更多的税，如今拿着高额退休金却交着比儿子辈更少的税，受到医疗等公共服务无微不至的照顾，没有承受太大修复财政赤字的负担，不需要用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来支付房贷，还已经拥有了孙子辈们只能望而兴叹的个人财富。

“代沟”总是会存在的，如果我们能多多从其他年代人的角度出发去看待和思考问题，去理解他们的观点，或许能尝试填平这条所谓“代沟”。而从上文的数据来看，爷爷辈们如今真的应该知足了。

本文作者：Cynthia高晨曦  

图片制作：Chloe 

参考来源：Conversation，Australi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