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带领国际游资成功“狙击英镑”、“做空泰铢、引爆亚洲金融危机”的金融大鳄索罗斯，曾经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

“在金融运作方面，说不上有道德还是无道德，这只是一种操作。金融市场是不属于道德范畴的，它不是不道德的，道德根本不存在于这里，因为它有自己的游戏规则。”

索罗斯

实际上，那场二十多年前索罗斯一手炮制的亚洲金融风暴告诉我们的是，即使新兴市场的基本面良好，突然发生的资本外流也可能摧毁它。

然而在此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全球大多数经济学家却都曾坚信着国际资本自由流动的观点。

——这些年过去，经济学家们的态度也似乎已经悄悄发生了转变。而这个转变，可能在不远的将来或者已经，导致各个国家开始采取不那么开放的金融与货币政策，甚至可能预示着一个崭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到来。

属于索罗斯的时代已经翻篇了，而在这个全新的资本时代里，也终将迎来新的游戏规则。

资本自由流动之所以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能成为金融政策的“香饽饽”，有着许多原因。

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海外投资可以使各国的本国金融体系更加高效和完善，为创业市场引入海外的创意与经验，同时为当地银行和市场带来良性竞争。而经过这些国际资本“改良”的金融体系，则可以将更好地将资本分配到它需要去的地方，并在这个过程中提升生产率、投资效率和增长率。

但到了20世纪末期的时候，这个看起来“完美无缺”的理论就开始出现了裂缝。

随着1997年在亚洲发生的一场金融危机，一种将海外资本视为国家经济稳定的破坏性力量的观点也随之开始萌生。

这一理论认为，当一个国家经济形势好的时候，海外资本的流入会推高当地的资产价格，并引发投机泡沫；但一旦出现“风吹草动”，这些资本也又会争先恐后地逃离，这不仅会破坏当地的金融体系，还有可能导致经济放缓。

实际上，一些曾是自由贸易的坚定捍卫者，在近年来甚至也开始改变立场。比如来自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贾格迪什·巴格瓦蒂，就是其中之一。他辩称，资本流动是一种特殊情况，而在这种情况下，不受约束的国际贸易可能弊大于利。

这种对资本流动自由化持怀疑态度的新观点，又在2007年开始浮现的一场全球金融危机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

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的数据 / 来源：The Balance

事实上，这一场全球经济危机虽然有着各种复杂的细节，其原因却是巨大而简单的：美国和欧洲因海外投资的涌入都出现了庞大的房地产和债务泡沫，这些泡沫破灭时就拖垮了世界经济。

对于澳大利亚来说，其实上一波的房市泡沫在很大程度上也可归结于包括中国在内的海外资本的疯狂涌入与追逐。而随着泡沫的不断堆积，中国方面终于逐渐收紧了资本管制的力度，这使得原本大量外流的资金得到遏制——于是我们都知道的是，这个泡沫也随之破了。

（点击阅读更多《雷厉风行！中国政府围堵地下钱庄，澳洲房市闻声颤抖》）

事实上，不断有新的研究证据表明，国际资本自由流动会为宏观经济带来危险。

经济学家艾谢格林、戈布塔和马塞蒂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来自新兴市场的资本外流也变得越来越动荡不安。

虽然「海外直接投资」，也就是海外投资者实际上在该国购买一家工厂或其他真实资产的变化程度较低，但即便如此，最近几年的海外直接投资局面也越来越不稳定。在如今，海外投资者的撤离可能不仅仅意味着出售股票和债券，而是把自己的工厂和办事处全部打包搬出一个国家。

而对于某些国家而言，阻止外国资金流入也可能有更长期的原因。

许多经济学家们发现，资本流入不仅会导致一个国家的汇率升值，从而损害该国的出口产业与制造业；与此同时也减少了总需求，并进一步损害生产力的增长；而且对于一些依赖石油的经济体来说，资本流入更是无异于一个“资源诅咒”。

不过，也并不是每个人都对资本流入感到不安。

经济学家拜克特、哈维与伦达博拉德在2009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指出，开放资本账户与生产力增长和投资效率提高有关。他们认为，金融自由化的好处大于成本，至少对法治良好、腐败程度低和官僚制度强大的国家来说是如此。

然而艾顿等人却认为，这样做的下行风险太大了，尤其是对体制薄弱的国家而言；而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采取灵活的政策，在繁荣时期限制资金流入，并在萧条期间限制资金外流。

于是我们或许可以猜想，在这个资本流动的风向大变的时代背景下，全球范围内或将掀起又一轮的资本管制。

但这也并不意味着，所有资本流动的问题都会就此消失。

正所谓“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正如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指出的那样，那些想把资金转移到全球各地的人，往往还是会找到绕过资本管制的途径。

实际上，在当今这个时代里，比如加密货币在内的众多“黑科技”，可以使这些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做到这一点。而所谓的全球资本管制体系，可能到最后却演变成一场在投资者和监管机构之间永远的“猫捉老鼠”游戏。

此外，要将货币的自由流动与货物的自由流动之间完全分离同样也不是易事。

由于资本流动会影响汇率——流入一个国家的海外资金往往会使该国的货币变得更为昂贵，因此全球资本管制体系甚至有可能会成为国家之间贸易战中的武器与筹码。

而在这种环境下，更多的国家可能会试图限制资本流入、以使其汇率保持低廉，甚至有可能引发新一轮的全球货币战争。

担任富达国际全球首席股票投资官的罗西曾在《金融时报》撰稿中称：

“资本流动自由，成了一道正在落幕的自由派时代渐渐淡出的残影。

对于许多一直从事专业投资的人士而言，这种新信条感觉十分陌生。当然，这种陌生感是时代信息的一部分，我们别无选择，只能适应。游戏规则正在改变，我们不得不与时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