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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否真的如此呢？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观点。自2013年以来，德国就进入了一个“去施罗德化”的阶段。2013年9月的立法选举中，讨论的主要内容就是如何减少前社会民主党总理改革导致的诸多问题，以及对德国经济社会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如贫困化和社会不平等现象加剧、社会基础建设严重退化以及公共投资不足。因此，德国经济的成功不是由于施罗德的改革。

那么，为什么施罗德的改革带来了一系列负面影响，但德国经济还是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其原因何在？

移民是根植于德国历史中的，因此德国长期以来缺乏强大的国家力量。而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德国几乎没有过真正长期的殖民地。一直到19世纪末，德国都采取了保守政治，几乎从来没有帝国主义殖民扩张，它只是在仅仅几十年内占领了那些老牌殖民国家所不看好的小片土地。但是，这不影响德国移民数量的增加，尤其美国在1790年时的390万人口中就有27万德国人，是仅次于英国人和黑人两个族群之后的第三大族群。

不仅如此，19世纪时在美国的德国移民继续增加。时至今日，美国有16.5%的人口祖籍为德国，超过了祖籍为英国和爱尔兰的人口数量，成为最重要的一个族群。

由于德国人在全世界广泛分布，侨民通过经典模式首先为莱茵河上的德国出口商提供了有效的当地支持。在不同的国家，这些拥有德国祖先的侨民成为企业的代表，他们很好地融入当地文化，但是仍然保持了自己的语言和文化思维方式。这就使他们能够很好地处理与自己母国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这层关系非常重要，尤其在拉丁美洲，更显其重要意义。

虽然缺少殖民地，但拥有大规模移民，这使德国人在面对外国人时与法国人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两个世纪以来，大部分外籍法国人实际上是由国家派往殖民地的殖民者，而且这种世界观不断渗透于法国出口贸易公司。

如今，人们认为法国政府这么做，主要是为了卖出自己的产品和签订具有外交意义的大笔订单。相反，德国人已经习惯背起行囊到世界各地销售自己的产品，他们不会瞧不起顾客，也不指望依靠国家的力量获取销售的成功。因此，他们拥有更加敏锐的商业嗅觉。

学徒制不负众望地发挥着其作用。2011年，15~24岁年轻人的失业率在德国为8.6%，在法国则为22.1%。29年来，德国年轻人失业率有10年时间都维持在10%以下，而法国只在7年间得以将该比例维持在20%以下。

学徒制不是德国年轻人能够很好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唯一原因。德国学生在上学期间，由于课业压力不是太大，上学时间没有那么紧张，因此有很多时间打零工。这种机会让德国学生比法国学生更了解劳动力市场。而且，很多德国学生会在中途停止学业去工作，然后再重拾学业。

在法国，暂停学业反而会受到惩罚。这就使德国学生总体来讲相比法国学生更加成熟，因为他们更早地接触到了社会生活，在毕业时也就更充分地做好了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准备。

除此之外，德国学校避免填鸭式教育，年轻人在学习成绩上的竞争也没有法国激烈。这有利于德国学生合作互助，并且更有主动性和创造力，从而为德国学生能够轻松进入劳动力市场提供了有利条件。

另外，德国教育系统的创造性表现在高等教育上。德国是所有发达国家中接受高等教育人数比例最低的国家之一，而且该比例增长非常缓慢。2009年，25~34岁的德国人中只有25.7%的人选择继续接受高等教育，而该比例在55~64岁的德国人中为25.3%，30多年间只有0.4%的增长。

相反，在法国，55~64岁人群中该比例仅为18%，在25~34岁的年轻人中几乎超过43%。这主要是由于法国具有高级技师教育和技术大学教育。因此，法国是OECD国家中接受高等教育的年轻人数量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其所占比例从22%增长到37%。但是，德国这种只有少数精英接受高等教育的体制，似乎对德国的工业竞争力没有产生什么负面影响。

德国人比法国人更加重视生态，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即使有一些事实与之相反（例如，德国人依然使用煤炭发电，或者德国人更加喜欢大排量的汽车，等等）。但是在德国，更加关心自然和环境已经成为一个传统的习惯。

近30年来德国人在环境方面施加的多种限制是德国工业复兴的重要驱动力之一，这个问题对作者创作《德国模式为什么看起来更成功》一书的目的有重要影响。实际上，相比法国，德国更好地作出了准备，因此能够更加从容地应对在环境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将各种环保指标不断添加到工业生产上。

我们不应该忘记一个非常重要的数据，这对于我们理解德国人的生态观非常重要，那就是德国的森林密度。自18世纪以来，德国成为人口密集的国家。但与法国不同的是，德国人口的增长相对均匀地分布在各个地区。当然，这主要得益于德国政治的去中央集权化。这种人口增长不仅是因为城市化增长，也是由于工业的快速增长。即使有些地区工业增长的影响非常明显，如鲁尔区，但工业增长及其人口增长是全国性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城市化面积、工业生产以及环境保护三者之间的矛盾，要比人口密度相对较低的英国、法国等国家更加尖锐。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这么多人口的安置会在很大程度上侵占大面积的自然区域，即使这些自然区域事实上已经由于人类活动受到了大规模的侵害。因此，高人口密度需要更加成熟的组织以及更加严格的土地使用规则，以保护自然环境免受大规模的损害。

在德国那些危害到德国森林的企业都会被打击，这些以安置和管理新增人口为目的的措施已经实施很久了，而法国却不是这样的情况。我们经常说，环保在法国只是巴黎那些中产阶级所关心的问题。而且，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事实。德法两国非常重要的不同点，就是像我们之前所说的一样，关心环境的德国中产阶级存在于所有大中型城市。也就是说，德国有很多关心环境的中产阶级人口，他们分布在各个地区。

德国没有产生房地产泡沫，还得益于公共政策对房屋所有者没有给予过多保护（法国在萨科奇时期尤其加强了对房屋所有者的保护）。

而且，德国财政政策相比生产类消费性支出更加倾向于房屋租金等支出（这在法国则是一大特色）。2010年，仅有53%的德国人拥有住宅的所有权，该比例在法国为62%，在西班牙为83%。没有房地产泡沫有诸多益处，但同时也从某种意义上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那就是由于其他国家高通货膨胀率，尤其是西班牙和爱尔兰，德国的实际利率（经通货膨胀调整后）在欧元开始实行的前十几年比其他地方高。

这种通货膨胀差距本身也是引起德国房地产价格上升缓慢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2010年欧元危机之后，德国利率迅速下降使德国房地产价格也有所提高。但是，十几年长期积累起来的德法（也包括德国与其他国家）房价（不光包括居民住宅，还包括办公用地成本）之间的深沟，已经形成了一个对德国企业和劳动力成本有利的因素。

21世纪以来，全球化进程对欧洲工业其实没有带来很大收益，但德国对欧洲之外国家出口贸易的表现却令人印象深刻。至此，德国工业不仅在与发展中国家的竞争中夺得了头彩，也从这些前所未有的机会中获得了大量收益。

德国在欧盟27国之外的出口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95年的8.5%增长到了2012年的18%，在17年里增长超过一倍。然而，同期法国仅仅从7%增长到9.4%。这主要是因为德国的表现太出色，而不是因为法国表现太差。像意大利和英国在欧盟之外的出口额增长，也仅仅是限制于法国的增长水平，英国甚至表现得更差。

所有欧洲国家中，只有德国和瑞典在这段期间与欧盟外部国家实现了大规模的贸易顺差。2012年，在欧元区整体账户对外表现出1700亿欧元贸易逆差的情况下（其中法国为此贡献了340亿欧元），德国实现了1200亿欧元的贸易顺差。

2000年以来，德国大部分贸易顺差不再依赖欧盟国家，而主要来自欧盟之外的国家。如今，德国几乎全部贸易顺差都来自欧盟之外的国家了。2012年，德国与欧盟之外国家的贸易顺差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4.6%，欧盟内部实现的贸易顺差仅为国民生产总值的1.1%。

如果说即使欧盟进口越来越多的天然气和石油，欧盟之外国家账户和欧元区国家贸易账户随着时间的流逝依然能够基本保持平衡，这一定要归功于德国工业在欧盟之外国家市场的出色表现。正是由于德国的贸易顺差，欧盟账户才没有像美国账户那样在十几年里消费远远超过生产，呈现大规模的贸易逆差，并且现在正在经历漫长而痛苦的调整过程。

即使2010年的危机使欧元区整体经济受到很大影响，但是德国随后在欧盟之外国家市场上的出色表现使其经济成功地抵制了危机。

作者：纪尧姆·杜瓦尔(Guillaume Duval)   本文摘自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图书《德国模式为什么看起来更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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