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天醒来，您发现所有银行账户在一夜之间全部清零。

您一生的积蓄在一夜之间消失，而盗走您积蓄的不是某个小偷，却是您最信任的银行。

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他们认为这是天方夜谈，杞人忧天。

真的是这样吗？

您将积蓄存于银行的同时，由于危机为了确保自己的生存，银行将这些现金转化成了股票。

因此，您虽然拥有股票，但是风险却远高于您存款的本意。原因很简单，股票最终可能一文不值。

这就是银行针对您的储蓄进行的“内部纾困（bail-in）”。

如果您认为还是天方夜谈，您不妨再谨慎考虑一番，因为这样的情况不久前在塞浦路斯已经发生。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尽管澳大利亚银行系统发生内部纾困的概率非常低。

但是，在新冠危机催生的严重经济衰退背景下，不容否认的一点是人们对其财务前景感到越来越紧张。

最明显的例子发生在3月的最后两周。

当时，金融市场冲向低谷，澳大利亚央行看到了银行挤兑的早期迹象。一些储户一次性提取了数百万澳元的现金。为了应对，央行不得不与当地银行和现金转运公司合作，向银行网点增加了现金供应。

目前，澳大利亚参议院正在就以下事项进行调查，即是否有必要收紧银行业的立法监管“漏洞”。

所谓的漏洞正是澳大利亚审慎监管局（APRA）有权“实施、授权或直接对储蓄账户进行内部纾困。”

参议员马尔科姆·罗伯茨（Malcolm Roberts）提出了一项拟议的法律变更，即2020年《银行业修正案（存款）条例草案》，该法案已于6月提交参议院经济立法委员会审议。

用他的话说，“这项法案可制止倒闭银行拿走我们的钱”。

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对银行业立法漏洞的担忧开始浮出水面。

当时，与极右翼政党公民选举委员会（CEC）有联系的许多相关人士开始给当地国会议员写信。

CEC及其研究主任罗伯特·巴威克（Robert Barwick）都在要求修改法律，以明文规定储户存款等同于事实上的安全。

此后的立法被称为《 2017年金融部门立法修正案（危机解决权力和其他措施）条例草案》。

这项立法赋予了APRA权力，允许使用一种称为“混合证券”的内部纾困金融工具。

然而，前澳大利亚证券和投资委员会（ASIC）前主席格雷格·梅德克拉夫特（Greg Medcraft）称这项金融工具为“定时炸弹”。

自那时起，由参议员简·休姆（Jane Hume）主持的参议院经济常务委员会研究了有关混合证券内部纾困的法律。

委员会的结论是：“因为存款受金融索赔计划（FCS）和《银行法》的保护，因此不认为这项法律将允许使用澳大利亚人的存款来进行内部纾困”。

该立法于2018年获得通过。

快进至2020年，有关金融危机的担忧再次上升。

一方面澳大利亚失业率居高不下，另一方面，JobKeepe补贴、银行延期还款宽恕期等救助措施也即将结束。

截至目前，参议院已经收到了大约200份意见书，其中大部分来自自管基金退休者和年长的澳大利亚人。他们积累了一定的积蓄，因此在银行有大量存款。

这些意见都遵循一个相似的主题：消除所有立法上的不确定性以制止“合法盗窃银行存款人储蓄”。

继皇家银行委员会介入调查曝光一系列丑闻之后，对于这些公民而言，APRA、澳储行和政治领导人的口头保证已远远不够。

他们说，如果政府和监管机构认真对待保护人民的存款，法律上就不应有歧义。因此，他们开始呼吁修订《银行法》。

公民选举委员会成员、悉尼Chatswood律师，罗伯特·H·巴特勒（Robert H Butler）指出了现行法律的两个问题。

首先，他说，2018年法案允许混合证券内部纾困。在提及这一定义时，该法案也使用了“任何其他工具”一词，但未定义其含义。

Butler认为，银行存款也可能是“任何其他工具”的范畴。

他说道：“虽然政府一直表示这些词并不适用于存款，但是如果该权力仅适用于转换或注销规定，则无需提及'任何其他工具'”。

其次，Butler认为，即使“任何其他工具”一词不包括存款，银行本身也可以改变某些条款和条件并利用储蓄存款。

他说：“权力的具体内容因银行而异，但基本上都包含动用客户储户的权利。”

在讨论参议院这场调查背景之下，我们应首先了解的一点，即澳大利亚的银行体系与2013年塞浦路斯的银行体系不同。

在整个新冠危机期间，我们的银行仍然拥有充足的资本和盈利能力，并受到了监管机构的支持。

此外，如果新冠大流行让银行的处境进一步恶化，联邦政府也多次承诺会保护澳大利亚居民的银行存款。

这项存款保证金有效地让政府站到了“内部纾困”的对立面，即“政府救助（bail-out）”。

鉴于APRA直接指示银行动用储户的钱来进行内部纾困——这一点在政治上并不讨喜，因此发生的概率极低。

毕竟，APRA的核心任务是保护储户、保单持有人和退休金基金成员的利益。

并且，正如塞浦路斯内部纾困事件所带来的经验教训，在危机期间保持零售储户的信心对于避免更大范围的金融危机蔓延至关重要。

尽管如此，以下事实不容忽视：澳大利亚贷方的抵押贷款账目已增至近2万亿澳元。同时，商业贷款违约率激增。

尽管与旅游和教育相关的部门最先受到新冠疫情的冲击，但冲击波已经蔓延到了其它行业。

咖啡馆、餐馆和住宿服务以及艺术和娱乐服务等行业中的许多公司暂时关闭。

央行报告指出，“大约四分之一的企业没有足够的流动性来支付一个月的费用（包括工资），接近一半的企业无法支付三个月的费用。”

这意味着银行将在未来几个月内看到商业贷款违约激增。

以历史数据估算，将有3.5万家企业倒闭或被竞争对手收购。不过，这一估算并未考虑政府出台的各种企业救助措施。

澳大利亚四大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总体强健。

不过，四大银行也负责人表示，资本不是无限的，银行将需要选择拯救哪些企业，放弃哪些企业。

而且，正如许多经济评论员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多年来警告的那样，如果房地产价格突然暴跌，这可能会变成巨大的负债，并对银行和整个金融体系构成风险。

在当今金融风险加剧的世界中，监管机构和政治领导人确保透明是关键。

几天前，金融稳定委员会（FSB）主席Randal K. Quarles发表讲话警告称，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银行业进行了改革，让全球金融体系进一步加强。

但是，对于陷入困境的银行，银行业监管机构应提高其自身的应对能力。

在发言中，Quarles并没有特别提到“内部纾困”，但是在新冠疫情的后果中指出这一点。

即由24家中央银行（包括澳储行）组成的FSB成员都需要考虑如何“提高其解决能力，以便为银行倒闭或危机做好充分准备”。

关于内部纾困政策的全球讨论与联邦政府的提议相吻合，联邦政府提出的法律将禁止超过1万澳元的现金交易，并将对超过该限制的大多数现金交易定性为刑事犯罪。

同时，也有证据表明，澳大利亚富人从银行账户中提取了大笔现金。

按照计划，参议院调查报告将于八月初公布。因此，很快就可以发现澳大利亚是否存在内部纾困的风险。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调查举行公开听证会（即纳入独立法律专家等人的意见），则可以进一步检验人们对目前银行业监管立法是否存在模糊边界的看法。

从政治上讲，政府很可能仍然不愿修正法律，白纸黑字地排除内部纾困的风险。

但是，这样的举动可能会向更广泛的社区发出一个危险的信号，继而导致大量民众取款，并可能让银行陷入挤兑风险。

因此，政府需要向储户提供明确的信息，以便他们了解最坏情况下可能会面临的风险。

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对自己的金钱做出明智的决定。

无论是监管机构，还是经济学家，亦或者是市场人士，他们都在屡屡提及风险日益加剧的问题。

尤其是，维州日增感染病例数居高不下，攀升至逾400例，悉尼局部地区爆发大规模聚集性感染事件。

近期，媒体又频频报道有关大牌企业陷入托管的事件，人们的恐慌情绪再次上升。

的确，储蓄可能是民众心中的“最后一道防线”。

相信，这道防线需要守住，毕竟，没有信心，后果才最可怕。

参考来源：

https://www.abc.net.au/news/2020-07-16/coronavirus-crisis-heightens-fears-bank-deposits-could-be-wiped/124584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