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安妮每周都要去看望79岁的母亲,而且每次去都有固定的仪式。
晚饭前,母女俩坐在厨房的桌子上,有条不紊地打开本周寄来的所有信件,安妮把英文翻译成粤语。这是她在墨尔本郊区成长的过程中,一直在扮演的一个角色。
她的父母分别于二十世纪60和70年代从中国广东省新会移民来澳。他们迅速投身于中国侨民的生意中,并不需要立刻掌握新家园的语言。
而在安妮出生之后,翻译的角色变成了她注定要继承的天职。
即便到了今天,看起来很重要的信件等不到她周末来访,母亲就会打电话给她,艰难地把英文字词传递过去,而安妮就要努力解释它们是什么意思。
“从小时候开始,所有的邮件,所有表格,所有来自学校的信函——不但要为他们翻译,还要帮他们填表,我不认识的词一定要去查字典,并且设法弄清是什么意思。”
“我会陪他们一起去银行,开立定存账户,他们站在我旁边,所有的话都由我来说,我还记得我得踮起脚尖,才能看到柜台,我当时就是那么小。”
小人儿 大作用
对于像澳洲这样的移民国家来说,对“语言中介”的研究少得令人吃惊,但在许多移民家庭,儿童为父母充当翻译的做法非常普遍。
大多数孩子从八到九岁就开始充当翻译。这是移民儿童对父母的义务,因为他们看到父母因为小事烦恼,所以他们自告奋勇,承担了大部分负担。
从翻译到决策
邱安妮说,一开始是翻译,后来“自然而然地转向决策”。她说:“我不仅告诉父母这封信说了什么,我还告诉他们应该做什么,接下来的步骤是什么。这对于一个八岁孩子来说很不寻常,对吧?”
“人们说,随年龄增长,最后你会反过来成为照顾父母的人,但我觉得我从小学四年级开始就在照顾他们。”
“这确实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因为如果我有什么东西不会,也不知道该向谁求助,我要对他们负责,他们完全依赖我。”
但这种独一无二的关系也拉近了父母与子女之间的距离。
有一项匿名调查显示,四分之一的受访者认为这段经历非常艰难,因为要替父母翻译,他们经常被要求不要去上学。有些人甚至说,由于难以履行这一家庭职责,他们考虑过退学。
另一个困难是,这些孩子往往要被迫传达属于成年人的话题,例如粗话,或者坏消息。但如果不如实翻译,又可能会造成更大的麻烦,特别是对医疗信息。
现在,澳洲已经不允许子女在医院里为父母翻译,但对家庭医生诊所来说,这种现象仍很常见。
意想不到的好处
邱安妮承认,虽然有困难,但作为家中唯一一个懂英语的人,有时也有好处。
“我记得有一次,我想在放学后有更多时间和朋友们一起玩,于是我就骗妈妈说,她必须让我参加课后托育。我像往常一样帮她填了表,她只要签个字就行。现在我已经习惯在需要签名的那行画个X,这样我父母才知道要在哪里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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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均转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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