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爱尔兰评论员Fintan O’Toole提出:“国家作为主体来讲述自己的故事，并不是完全正确的。虽然他们经常激烈地斗争，并且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但他们是强大的:它们是构成个体的“我们”的必要的基础。然而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是不清楚什么才是爱尔兰的故事。”

一个普遍的真理是：进入21世纪以来的全球化和数字化进程已经扰乱了世界原有的经济秩序，移民改变了民族的肤色，（新媒体）对传统大众媒体传播方式的冲击也削弱了民主制度管理的“反馈机制”，同时也使得从前那些沉默的被主流媒体忽视的群体得以发出自己的声音。

在这个急速变化的环境之中，人们需要新的故事：将人们连接起来，产生吸引、解释和挑战的故事；需要在新环境中逐渐产生的、新发生的、被人们讨论、争辩的、蓬勃发展的故事；具有世界普遍性和地方独有特色的故事；表达细微差别的、多样性与复杂性的故事。

Fintan O’Toole是奥威尔奖（Orwell Prize）和欧洲新闻奖评论奖的得主，他得出结论认为：一个国家的故事是它的一个重要特征，应该暂时停歇让人们思考。伟大的爱尔兰诗人、小说家和剧作家创造出了一系列不朽的作品，不断地定义爱尔兰--天主教徒，田园乡村，饱受饥荒和移民的摧残，但仍具有强大的韧性。

虽然经典的故事仍然可以让人产生共鸣，但他们表现的不再是现在的真正的爱尔兰。正如O’Toole的描述：“拥有单一文化遗产的多元化的社会”，在技术和化学品的出口推动下的经济发展，人们更愿意把自己描述为欧洲人而不是爱尔兰人。从复活节起义满一百年的前一年起，世界已经开始发生重要的变化，爱尔兰—一个天主教国家，投票通过同性婚姻合法化，印度移民的同性恋儿子Leo Varadkar于次年当选总理。

O’Toole也可以描写澳大利亚，在这里讲述从前的老故事也显得日益乏味、落入俗套，越来越无法捕捉到的当代现实情况和从前故事的复杂性。

但关于当代澳大利亚的讨论却鲜为流传，反而被大量的陈词滥调所湮没，使得人们创造他们各自的现实，独立于复杂的历史和经验的影响。

虚张声势的政客们对于“澳大利亚故事”准备的太过充足而无法表达出具有不同观点的“非澳大利亚性”（unAustralian），越来越难以界定什么才是独特的、鲜明的“澳大利亚性”。今年早些时候，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曾表示，他喜欢把澳大利亚描述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多元文化的成功典范，并试图通过国家的价值观来定义：“尊重、法治、致力于自由和民主”。其他人还补充了“平等主义”、“公平之地”、“友谊之路”这样的描述。

这些的确都是很难争辩的事实，但却缺乏独特性。在政治方面，言语和行动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距。正如每个家长都知道的那样，相比于家长所说的事情，孩子们更可能对家长所做的事情作出反应。所以，当政治领导人赞扬多元文化却让人们更难获得公民身份时，或当他们号称不能让绝望的难民死在海上却让将他们搁置在离岸的难民营中时，或当他们允诺承认土著人权利但又组织谁才是首先居住在这里的“斯大林主义”讨论时，传递出来的信息都是明确的、伪善的。

这不是能让我们能创造和耕耘新故事的乐土，以帮助人们更好的理解我们自己并客观描述出现在的国家现状：人口自1975年来几乎已增加了两倍，经济重心已经由农业和制造业转移至服务业和矿业，灌木丛并不是大多数人或他们的祖先居住的地方，而是在没有更好的出国旅行计划时选择的观光景点。

O’Toole指出，国家和人民需要一个共同的目标感。如果旧的故事不适合现实，会让国家深受其害，尤其是在“我们”和“他们”之间形成强烈对比。”

幸亏有学者的研究基础，才能证明总理对国家价值观的描述无助于定义国家的独特之处。民族价值观的研究是由上个世纪跨国公司发展起来的，以帮助他们找到一个更好、更有利可图、更合理的立足点来在不同的地方营销他们的商品和服务。在殖民贸易时代，殖民国家可以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殖民地，并使之顺从，但这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到了二十世纪中期，全球企业可以将价值认识上的差异赋予利润，所以在澳大利亚才能期待你的汉堡包中有甜菜，番茄和生菜而不是咸菜。

IBM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科技公司，在量化和实践社会科学研究差异的领域中走在前列。这个研究已形成了强大的发展势头，并在不同的方式中加以运用，还可能会随着FAANGs（Facebook、Apple、Amazon、Netflix、Google）分割、售卖数据，在日后数字连接的世界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社会心理学家Shalom Schwartz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研究国际范围内国家文化价值。他和他的同事们已经研究出一系列成果，有助于定义不同国家特点—考量了和谐、归属、等级、统治权、智力和情感方面的自主权和平等主义等一系列描述。Schwartz和他的同事对77个国家的80个文化团体进行了调查，以找出相似点和不同点。

来自墨尔本大学的Nick Haslam教授研究发现澳大利亚的价值观“在每一种文化维度中都有明显的下降”。澳大利亚人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宽容的人，我们也没有突出地重视统治、尊重、法治、公平、平等或自主知识。澳大利亚人唯一超过平均标准的指标是在“情感自治”——享受美好时光——但其他19个国家的人们更致力于快乐和趣味。Haslam认为“澳大利亚拥有世界上第二独特的文化，仅此于巴西。澳大利亚人价值观中的平均化也是他们的独特之处。”

电影导演RachelPerkins是一个才华横溢的澳大利亚年轻人，创造着并向世界讲述着不只是“温和”的澳大利亚故事。她乐于在历史和郊区进行探索，把真正独特和与众不同的东西组合在一起。在她那一代人努力想在全球的平淡无奇中提出一种澳大利亚独特的定义方式的时候，她中止了自己的探求，她说：“澳大利亚拥有世界上最古老的生活文化—这是最独一无二并最无法被复制的地方。”

这种是一种深刻的洞察力。它承载了许多关于过去两个世纪所发生的事情的其他问题——尽管增加了许多其他方面，但她的言论无可否认是正确的，这需要被认真考量并作为澳洲独特性的基石。这也意味着，正因为有独特的认知和洞察力，才使土著文化能够在数万年生存，并丰富着现在生活在这个大陆上的所有人的生活。

她制作并导演“第一个澳大利亚人”（First Australians）首次在银幕中把土著角色放在舞台中央。在之后10年里，这样的情况在很多文学和艺术创作中被纷纷效仿，比如First Nations赢得重要奖项，Kim Scott和Alexis Wright创办文学创作的节日，艺术家代表在国际艺术展示中展示国家特色，TraceyMoffatt在威尼斯双年展上，Gordon Hookey和DaleHarding在德国纪录片展上，Warwick Thornton领衔的国际电影节中。然而政治家们却迟迟不肯承认和接受。

文化可以不受关注地生存，但需要被培养和发展才能实现繁荣，随着空间的发展进步，我们需要再在承认过去的同时增加新的层次内容。澳大利亚领导人多年来一直拒绝参与国家建设的核心挑战，躲在恃强凌弱的文化战争背后，助长了犬儒主义而不是展现和提高包容性。

讲故事是最好的解决方法之一——关于人和地方的故事，关于归属和地方之外的故事，改变和保持不变的故事，质询从前历史为那些曾经被忽略的人找到归属的故事。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我们的领导人能够超越技术问题，并接受一个新的、包容性的、独特的叙述，从而帮助提供一个更加细致入微和富有洞察力的视角来解释什么才是如今澳大利亚人的真正意义。

编辑：Yaqi_ 转载自企鹅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