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有两场重量级的会议，一场是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讨论会，一场是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立二十周年研讨会。

这两场会之所以很重要，一是驾驭当今中国经济金融政策这辆车的刘鹤与两者渊源颇深，中发高的主办方是国研中心，算是刘的老东家；而50人论坛，LH更是倡导者和发起者，他也亲赴会场以示支持。二是不少人物都参加了上下午两个会场。过去20年活跃在中国经济金融一线的高官、智囊们集体亮相，不如说这是朋友圈20年大聚会。

改开四十年，20年大聚会。改革如今却患上了严重的焦虑症。外部的毛衣战冲突更让人怀疑，1978年后，中国几十年的战略机遇期是否已经结束？这两场大会全程直播大有与市场坦诚沟通之意味。

外国人说话很直接，小布什政府时期对华关系的重要见证者佐立克，当年在美国副国务卿任上提出了中国是美国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shareholder），如今却说道——

佐利克提示，美国的这些担忧并不局限于特朗普政府。“对中美关系在中期选举或者2020年总统大选之后回到过去的想法，是不太现实的。”

“中国加入WTO时的那些衣服已经不太合身。”佐利克表示，中国加入WTO时在市场准入方面作出很多承诺，但现在中国的关税总水平仍然较高，例如中国进口汽车关税税率远高于美国，WTO本身也没有适应时代变化作出改革。“特朗普政府认为美国对中国和其他国家让步太多，这种不公平待遇的认识会加大中美关系的压力。”

佐利克称，过去美国商界非常支持中美关系，因上述提及的公平竞争等多重因素，商界不再扮演这样的角色。“希望美国商界能超越自身的担忧，加强和中国的合作，支持中美关系发展。”

前财政部长楼继伟直接回怼——

楼继伟就中美贸易摩擦谈了自己的看法，纠正了外界不少“误读”。比如，楼继伟指出，美国的贸易逆差巨大主要是因为美国的储蓄率太低，自己的政策造成的。

楼继伟直言，美国打贸易战来遏制中国经济提升的做法，难以奏效。首先，中国是一个13.9亿人口的大国，国内需求强劲，经常项目的顺差占GDP的比重只有1.4%，已经有力地转为以内需驱动为主。再者，美国对中国产品加征高额关税，在打击中的同时也会深深地影响美国经济——美国企业界的不满，以及美国额外2000亿美元关税措施清单征求意见后尚未出台，都是具体例证。

“中国在供给方面是全产业链覆盖，特别是已经深深地嵌入到全球产业链和供给链之中。美国先后对中国进口货值340亿美元和160亿美元的产品增加关税，中国做了对等的反制，这已经引起了美国企业界的不满。9月6日，美国对额外的2000亿美元的关税措施清单征求意见结束，已经确定，但是至今还没有出台。同时，特朗普总统还进一步提出正在准备另外的2670亿美元的关税措施，在此背景下，要求双方展开谈判。这是在贸易战高压下压迫中国就范。但要知道，打击中国的同时也会深深地影响美国的经济”，楼继伟指出。

即便美国想压迫中国就范，中国依然有足够的反击策略。楼继伟表示，除了继续对来自美国的进口商品采取关税措施外，还可以选择美国制造业供应链上对中国有巨大依赖的零部件、中间材料和设备采取对美国出口限制的措施。同时，这些零部件、中间材料和设备又可以有效地供应中国的制造和中国的市场。

“这些产品并不难找，在美国提出的税单中，那些被主动排除，或者经过美国企业强力申诉后不得不排除的产品中挑选就是了”，楼继伟解释。

高附加值产业居多的美国，在贸易战中损失可能更大。楼继伟表示，刚才所提示的这些出口限制产品，在中国的附加价值并不高，但却是美国高附加价值制造的基础。贸易战没有赢家，在这类行业上出手中国的边际损失小，美国的边际损失大。

中国供应的这些出口产品，美国能否通过第三国替代呢？“这要时间，3—5年的痛苦怎么办？这已足够跨越一个政治周期了”，楼继伟表示。

有一种观点认为，美国源自中国的出口贸易逆差大，因而打起贸易战来子弹充足，中国不得不屈服。楼继伟指出该观点站不住脚，“你的子弹也是我的子弹，我也可以帮助你减少贸易逆差，我们不愿意打贸易战，只有知道打仗的痛苦才会止战、认真谈判。”

美方关切的公平贸易的条件和知识产权保护，这是中美共同的追求。“我从美方公布文件中看到，其大量引用的一些事情是中国历史上做的不足的地方，而无视中国近年来的显著改进，这就不得不令人怀疑美国当局是为了赢得国内选举或其他目的，而不具备充分的谈判诚意”，楼继伟直言。

总而言之，楼继伟认为中国的企业界和民众不必惊慌，不是我们必输，止战谈判会有双赢的局面，主动权也不只在美国方面。

美国政府采取遏制中国经济的政策，当前主要是打贸易战，在近期不会改变，但也不会奏效。中国的企业界和民众不必惊慌，止战谈判会有双赢的局面，主动权也不只在美国方面。

至于下午50人论坛的改革议题，作为鹤的多年同僚，杨伟民最优发言权。他从中财办退下来后，近期几次讲话他都精心准备，犀利文辞的背后，为改革进度缓慢呐喊，为经济金融化忧心之情跃然纸上。

关于当前经济金融的核心问题——

要以通过改革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为导向，通过改革形成一些机制，比如说能够自动地纠正经济结构性失衡、经济的金融化、经济房地产化的机制”，

关于房地产、土地财政及房价

只有重建地方税体制，形成中央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才能根本解决土地财政以及房价问题。

很多金融机构用所谓的政治正确、政治安全代替市场规律、金融规律，导致资金配置效率越来越低下

关于减税、行政改革——

同时我觉得各级行政单位应该减少行政层级按，“现在老说改革不到位、政策落实不到位，所以检查越来越多。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层级太多，现在是五级行政，应该逐步改为三级行政，中央、省、市（县），市县同级，这样可以大幅度压缩行政建制单位，大幅度减少乡镇和行政村的建制，适当增加城市建制，减少行政事业单位，省级特别是市县级的政府没有必要层层套用中央政府的政权设置，都是几大班子几大班子，没有必要”

来源：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论坛、新浪财经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委员会办公室原副主任杨伟民

由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主办的“纪念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四十年暨50人论坛成立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于9月16日在北京举行。中财办原副主任杨伟民出席并演讲。

最近一个时期，社会对改革的质疑多了起来，杨伟民，强调，改革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既然是革命，肯定不会是一帆风顺。“进入新时代，改革开放仍然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是中国未来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

对于“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使命”，杨伟民提出几项建议：

第一，从总量扩张到高质量发展。新时代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要由市场来决定资源配置。因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最有效率的一种方式。

“现在我们看到的效率不高，甚至近一个时期的下滑，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大量的资源配置还是在由政府决定。所以我们必须正确处理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和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关系，少一些集中力量办大事，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干预、直接配置，这个其实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但是36条里没有这句话，没有这件事，没有人去落实。所以要少一些集中力量办大事，多一些市场说了算”。

第二，要从不平衡发展到平衡发展。过去我们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过去的改革包括开放也是基于这样一个判断的。杨伟民表示会，进入新时代后，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了，因此，下一步改革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人民需要什么就改什么。

“要以通过改革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为导向，通过改革形成一些机制，比如说能够自动地纠正经济结构性失衡、经济的金融化、经济房地产化的机制”，“上述三者是重大的三大失衡，靠政府来干预是解决不了的”。

他强调，要形成有利于突破核心技术、城乡区域协调、公共服务均等化、收入分配合理化以及绿色低碳循环的体制机制。特别是要建立健全保障人民民主权利、保障人权、依法办事、司法公正的制度。

第三，从所有制改革到产权制度。“今后应该淡化所有权，强化产权，如果总是在所有制问题上争来争去，就很难突破公有制、私有制这样一些思想的束缚，像国企、国资、土地制度、农村宅基地、科研人员拥有科研成果的所有权等等，改革就很难取得实质性的突破”。

在杨伟民看来，现代经济当中相对于所有权，其实产权更重要，所有权也不是决定社会性质的唯一因素或决定性因素。产权制度是对所有制的深化，无论所有权是谁，都要明晰占有、使用、转让、租赁、收益等产权，国家既要保障所有权，也应该同等程度的保护所有权派生的使用权、经营权、承包权、知识产权等等”。

第四，从商品市场化到要素市场化。杨伟民认为，过去的改革在商品市场化方面取得了极大进展，“现在除了房子和汽车有一些限制，不能自由买卖以外，其他的商品和服务消费者都可以自主选择了”。但是相对于商品市场而言，要素市场化的改革是明显滞后的，户籍制度改革制约了劳动力和人才流动。

资金运用突破了所有制的歧视，很多金融机构用所谓的政治正确、政治安全代替市场规律、金融规律，导致资金配置效率越来越低下，城乡土地无法自由流动，农村基地建设用地和农村宅基地还没有进入市场等等，所以新时代的改革必须依靠十九大的要求，大力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

第五，从简政放权到减政减权减税减费。杨伟民称，过去提出的主要的目标、主要的改革举措是简政放权，这是十分必要的，也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但在让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新时代仅仅是“简化”这种简政放权还不够，需要同步的推进减政减权减税减费的改革。

比如，减政就是要减少政府机构，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进行了比较大力度的纵向部门改革，现在正在落实当中。同时我觉得各级行政单位应该减少行政层级按，“现在老说改革不到位、政策落实不到位，所以检查越来越多。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层级太多，现在是五级行政，应该逐步改为三级行政，中央、省、市（县），市县同级，这样可以大幅度压缩行政建制单位，大幅度减少乡镇和行政村的建制，适当增加城市建制，减少行政事业单位，省级特别是市县级的政府没有必要层层套用中央政府的政权设置，都是几大班子几大班子，没有必要”。

杨伟民强调，减权的核心是减少政府决定资源配置的权力。如果在三级行政的架构下，县区政府可以不再负责辖区的经济增长、财政收入、投资，主要应该负责本级政府应该负责的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等。在此基础之上，才能够大规模的减税减费。

减税减费就要重建地方税体制，形成中央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才能根本解决土地财政以及房价问题等等，降低并简化增值税税率，降低社保的缴费率，逐步取消强制性住房公积金。当然这需要配套建设政策性的住房金融机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来的，但是现在争论很大，到现在有没有出台”。取消各类建设性的政府收费基金，废止各级政府、各级财政资金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直接补贴，“现在的补贴太多”。

第六，从调动普通劳动力的积极性到调动创新人才的积极性。杨伟民认为，在创新发展的时期，必须把调动科研人员和企业家等创新人才的积极性放在重要位置，要允许科研人员包括职务方面人有科研成果所有权。

第七，从国有企业改革到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我国已经形成了国企、民企、外企这三大市场主体，他们都面临活力不足的问题，“近期要针对这些问题深化改革，长期应该逐步淡化并取消国企、民企、外企的所有制分类，按照十九大要求，凡是在中国境内注册的企业，在法律上要一视同仁，政策上要平等对待。我觉得这句话的背后就是要逐步取消所有制的这种分类”。

第八，从渐次开放到全面开放。“过去我们采取渐次开放的方针，主要是出口导向引进来为主，进入新时代，中国开放的大门也只能是越开越大，十九大提出要形成全面开放的格局，所以我们应该形成全面开放的方针，不仅要扩大产业、领域、区域上的开放，更要在思想观念、结构布局、体制机制上来扩大开放”。

杨伟民：重建地方税体制才能解决房价问题

9月16日消息，50人论坛成立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今日举行。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委员会办公室原副主任杨伟民指出，如今的改革必须要啃硬骨头，要从简政放权到减政减权减税减费。只有重建地方税体制，形成中央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才能根本解决土地财政以及房价问题。

在杨伟民看来，新时代不是要还改革，而是必须要加快改革。也不是小改革，而是要全面深化。不是虚改革，必须要啃硬骨头。不是假骨头，必须落地有声。

新时代的改革开放要从总量扩张到高质量发展。过去改革开放的很多措施其实就是为了速度、为了赶超，当时是必要的，但也给政府决定资源配置一个理由。杨伟民指出，新时代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要由市场来决定资源配置。

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最有效率的一种方式。现在我们看到的效率不高，甚至近一个时期的下滑，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大量的资源配置还是在由政府决定。杨伟民认为，正确处理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和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关系，少一些集中力量办大事，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干预、直接配置。

此外，还要从不平衡发展到平衡发展，从所有制改革到产权制度，从商品市场化到要素市场化，从简政放权到减政减权减税减费。

杨伟民解释，减权其中最核心的就是减少政府决定资源配置的权力。如果在三级行政的架构下，县区政府可以不再负责辖区的经济增长、财政收入、投资，主要应该负责本级政府应该负责的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等。在此基础之上，才能够大规模的减税减费。

减税减费就是要重建地方税体制，形成中央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才能根本解决土地财政以及房价问题。降低并简化增值税税率，降低社保的缴费率，逐步取消强制性住房公积金等。取消各类建设性的政府收费基金，废止各级政府、各级财政资金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直接补贴等。

同时，改革还要注意从调动普通劳动力的积极性到调动创新人才的积极性，从国有企业改革到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从渐次开放到全面开放。不仅要扩大产业、领域、区域上的开放，更要在思想观念、结构布局、体制机制上来扩大开放。

杨伟民提完善产权制度八项改革：不要过于纠缠所有制

2018年09月16日 09:44 新浪财经

新浪财经讯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2018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研讨会”于9月16日-17日在北京举行。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委员会办公室原副主任杨伟民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加快经济体制改革”为题发表了演讲。

杨伟民表示，就改革开放而言，所谓“新时代”就是改革开放进一步加快的时代，是改革开放全面深化的时代，是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的时代，是改革开放啃硬骨头、涉险滩的时代。

在他看来，中国改革的成功因素之一就是协同的推进了产权制度改革和市场化改革。“我们知道，产出的多少是由劳动和资本的不同组合决定的，两者组合优，要素生产率就高；劳动与资本的不同组合，其实最深层的就是产权制度”。

杨伟民强调，同样是公有制，但可以建立不同的产权制度，形成不同的产权激励。“开始我们是以按劳分配为改革的起点，按劳分配也是一种激励机制。但是这是在蛋糕既定条件下谁分多少的问题，产权激励则不同，产权明确了，生产者就会想方设法优化要素组合，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把蛋糕做大”。杨伟明形容，按劳分配是分粮，是一种事后的激励。而产权制度是分地，是一种事前的激励。“产权激励是最大的激励，是比按劳分配更有效的激励”。

针对产权制度改革与所有制改革的争论，杨伟民分析称，产权制度改革不完全等同于所有制改革，所有制改革是变动所有权，产权制度改革可以不动所有制。“如果我们过于纠缠于公有制还是私有制，那么国有企业改革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就无法深入下去。但是如果放在产权制度的视野里边，则可以在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条件下，大踏步地推进国有企业、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带来新的改革红利和发展的红利”。

在杨伟民看来，所谓完善产权制度就是要完善所有权以及所有权派生的承包权、使用权、经营权、租赁权、收益权等各种产权。

杨伟民提出了下一步改革的主要任务：

一是完善科技创新的产权制度，允许科研人员拥有其应该拥有的科研成果的产权。“科研成果是科研人员的大脑和资本共同创造的，科研人员在科技创新中是基于支配地位的生产要素。资本实际上是依附于科研人员的。这项改革推开了，创新才能成为推动发展的主导力量”。

二是完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包括实行承包地的三权分置制度，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完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产权制度，赋予农村经济组织在符合规划的基础上完全的使用权，可以自主地决定土地的用途。完善农村宅基地的产权制度，宅基地的土地所有权属于集体，但使用权属于农民个人，房屋的所有权属于农民个人。

三是完善自然资源的产权制度，明确全民所有自然资源的产权人，这项改革已经做到了，划分区分全民所有自然所有者的权利和国家作为自然资源管理者的权力，中央事权的监管职责，赋予修复生态的科研人和法人对修复土地的长期适用权，充分享有生态产品的溢价。

四是完善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国资委要向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和运营公司充分授权，两类公司要向其出资的企业充分授权，使国有企业真正拥有完全的经营权。

五是完善民营企业的产权保护制度，国有企业的财产权不可侵犯，民营企业的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废除对民营企业歧视性的法律、政策和监管。所谓要素市场化改革就是要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使市场在要素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他提出，改革的主要任务有八项：

一是深化市场准入改革，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清理废除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

二是深化户籍制度改革，除极少数超大城市、中心城区以外，其它城市的户籍都应该放开。条件成熟的时候，逐步实现户籍、居住证、身份证的三证合一。

三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继续推进利率和汇率等资金下的市场化改革，使资金配置到最有效率的领域。

四是深化财政体制改革，降低宏观税负，建立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减少专项转移制度，废止各级财政资金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直接补贴。

五是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减少政府出资比重，减少政府主导的各类产业基金，政府投资集中于公共服务和公益性的基础设施建设。

六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科研人员可以自主决定科研成果转化的这样一种体制。

七是深化价格改革，加快放开土地、资金、房地产、电力、石油、天然气等的价格。

八是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打破行政性垄断，防止市场垄断，给国企、民企、外企实行同等程度的监管。

独家专访杨伟民：要针对企业性质进行政策设置

中国财富网讯（王子约）9月16日，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委员会办公室原副主任杨伟民2018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研讨会期间接受中国财富网专访时表示，明年的经济总体会延续2018年的情况，因为内外环境需要一定时间来磨合。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委员会办公室原副主任杨伟民接受中国财富网专访

他表示，当前激发企业的活力是关键，对于不同性质的企业，要针对其特点来进行政策设置改革，比如民企关心的是歧视、人力成本高、赋税成本高等问题，国企和外企关心的问题也不一样。因此如何激发这三大主体的积极性，是经济平稳发展的关键。

对于中国的金融和财政政策，杨伟民对中国财富网表示，无论是金融政策还是财政政策的制定部门，都要在新时期深刻反思和复盘，从自身角度出发，重新梳理更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落实细节。

在回答金融和财政政策如何更好的惠及实体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时，杨伟民表示，金融政策来看，首先要从观念上公平看待不同性质的企业，尤其要减少对中小企业的歧视。对于赋税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稳定宏观税负，但目前看起来并没有落实好。下一步，如何落实增加居民和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收入很关键。他同时提到，过去设立的一些基金，要考虑废除，但这一前提是简政减权。“政府层级太多，五级政府，层层递减，很难落实到位。”杨伟民说。

杨伟民提到，生态文明是未来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习总书记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因此，我们要思考生态和经济到底是什么关系，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的路径是什么。他认为，这过程中可以实行生态的价值量化。例如，通过中央财政把钱补给西藏、青海的办法，购买西藏、青海的生态产品，这不是补偿，因为这些地方在生产生态产品，当优质的空气和水都变成稀缺的东西，你就要利用钱来交换。

在当天的演讲中，杨伟民还提到备受关注的产权制度问题。他认为，产权制度改革和市场化改革应协同推进对经济体制改革成功至关重要。

此外，下一步产权制度改革的重点应当包括科技创新产权、农村土地产权、自然资源产权、国有企业产权、民营企业的产权保护等。市场化改革的重点则包括深化市场准入改革、户籍制度改革、金融体制改革、财政体制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价格改革、商事制度改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