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资滞留、分配不公、信息错漏百出、工作人员令人艳羡的高昂收入与福利…

——疫情滔滔下，湖北和武汉红十字会不仅收到了远超往年的巨量物资与捐款，也由于其管理乱象被推上了舆论发酵的顶点；

而随着武汉红会国际博览中心临时仓库由私企接管、湖北省纪委监委对湖北红会三名领导给予处分及罢免，人们对于这个慈善机构原本已经岌岌可危的信任，也再一次地被彻底击碎。

与此同时，由于山火灾情肆虐多月而收到全世界人民慷慨捐资的澳大利亚红十字会，似乎也遭受着同样的质疑与考验。

“这些钱现在就亟需被发放，而不是仍由其在红十字会的银行账户中赚取利息，再让红会在未来三年慢慢地规划这笔钱、花在市场营销上。”

在1月底的一场媒体发布会上，新南威尔士州交通道路部长、Bega自由党议员Andrew Constance（康斯坦斯）说到此处眉头紧锁、声音也有一些颤抖。

Andrew Constance / 来源：ABC NEWS

实际上，康斯坦斯所处的Bega属于新州山火的一大重灾区，他本人也在这场火灾中差一点就失去了自己的家。

——作为一个身处灾情第一线的受难者，这或许也是他严词厉色地抨击澳洲红会的原因之一：

“我们需要一个非常彻底、非常迅速的改变，只有这样，钱才能送到那些最需要这笔钱的人手里——这些人几乎跪在地上乞求，但我们却未曾施予过他们一点一滴。”

根据红十字会的最新公示，自2019年7月至2020年2月3日，澳洲红会已收到山火捐款累计1.27亿澳元，计划用于支援受灾人群的现金紧急救济金为6100万澳元；

但迄今，仅有1400万澳元已按紧急救济金发放给需要的人们手中。

根据据该机构发言人的声明，截至2月4日，红会已向约4600位在山火中家园被毁的申请人发放救济金。

对于那些已经收到补偿款后仍需帮助的人们，红会将额外向个人提供1万澳元、每个家庭2万澳元的经济补助；对于火灾中不幸丧生者的家属，则提供2万澳元的抚恤金。

但对于在火灾中几乎失去了一切的受灾者，究竟何时才能够拿到这笔补助摆脱“一无所有”的困境，也仍然是一个难题。

“你可以在周六早上8点在Batemans湾等我，我会亲自开车载你看一看远在南海岸长达300公里的灾难，” 并不避讳直言自己需要灾后心理疏导的康斯坦斯，在采访中邀请包括红会在内的澳洲各大慈善机构可以亲临现场、感受一下这些“等不到捐款”的人们的绝望：

“我会向你展示当地的人们，你可以看着他们的眼睛。你可以看到他们的绝望，以及这枚’燃烧弹’给我们地区带来的毁灭性灾难。”

他补充，“他们最好出现，他们最好有这个胆量出现、和我一起去…我会告诉他们那些没有出现在地图上的社区，像Kiah，Nerrigundah，Bemboka后边，Cooma这些地方。”

Nerrigundah附近山火后无家可归的人们聚集在一起 / 来源：Facebook

实际上，在康斯坦斯提到的这些地方，都几乎无一例外被这场新年之际肆虐的山火烧得个一干二净，也给当地居民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与伤痛。

红十字会澳大利亚服务部董事长Noel Clement（克莱蒙）对此表示，虽然该机构也希望能尽快地让受灾人群能收到救济金，但审核管理资金的发放仍然需要长达数周、甚至数月的时间。

Noel Clement / 来源：Getty

“我们很想把钱拿出来，但我们也需要确保资金能到达需要的地方。”克莱蒙承认，一些人已经为救济金等待数周，因为在失去一切之后，要证明他们将住在哪里也面临着挑战。

“我们必须管理好资金，这样我们才不会被欺骗…我们想确保我们是在保护捐赠者的资金。”

他强调，灾后重建是一个“长期过程”，一些人需要6个月才能提出索赔或决定是否重建房屋。

但这份公告，也引出了另一个更令人争议的问题：

虽然澳洲红会声称“已将行政费用降到最低”，但收到的所有捐款中，仍有比例可高达10%的资金被注明将用于行政支出（*注：St Vincent de Paul Society等其他澳洲慈善机构，已承诺在山火捐款中不收取任何行政费用）。

也就是说，根据该机构就澳洲山火目前已筹集的捐款金额估计，管理发放这笔捐款的“人工费”可能远远超过千万澳元。

——这也意味着，澳洲红会已经狠狠地打了自己的脸。

毕竟在去年11月，红会为在干旱中受灾的澳洲农民筹款动员时还曾信誓旦旦地保证，在「帮助澳洲农民」项目中捐款金额的100%都会被直接发放给严重受灾的农民。

在当时的一场媒体发布会上，红会首席执行官Judy Slatyer（斯拉蒂尔）表示，“对于在干旱中受灾的澳洲农民和他们的社区来说，这将是一条漫长而艰难的道路。人们仍然可以捐款，而且100%的捐款将捐给受严重干旱影响的农民。”

而当被问及两场灾难之间的这一差异时，红会给出的回复是：

该慈善机构已为干旱设立了一个单独的基金，但却并没有对山火做出同样的决定。

实际上，澳洲红会在本次山火中收到的捐款均被指引至一个该机构的常设基金“救灾和重建基金”，该基金全年运作，以支持该慈善机构的救灾工作。

克莱蒙对此解释称，“在干旱的筹款活动中，我们的一个赞助公司愿意承担行政费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够在那个场合说100%——但我们的大部分筹款，除非是与合作伙伴、政府或某人一起进行，否则我们都会按可高达10%的比例申请行政费用。”

他补充，行政费用的支出事项将包括“后勤人员支持”和“必要的行政支持”，以协助红会在当地的工作人员。

“这就是行政费用的含义，但我需要明确的是，我们1澳元里最多花掉10分钱。而且这个不是现在才刚有的，从我们只有100万澳元的时候起就是这样。” 

克莱蒙强调，“我们并不是自己想要打算花掉10分钱。不是那个意思。你知道的，这笔钱基本上是必要的。而且我们正全神贯注地把它保持在尽可能低的水平上。”

由于红会并不对外公布高管的薪水待遇，所以该机构员工收入具体几何我们也无从知晓。不过，据内部消息人士称，根据另一家知名慈善机构World Vision澳洲CEO的标准衡量，红会CEO的年薪收入估计也在35-40万澳元之间。

在这一点上，克莱蒙指出，“我们不会透露员工薪酬等个人财务信息——但我们的薪酬肯定比不上私营部门。我们与其他类似的慈善机构是一致的，薪资标准远远低于私营机构。”

在澳大利亚，有着许多慷慨而善良的人们。

这些人每年向慈善机构和非营利组织捐赠的金额超过120亿澳元。其实人们在捐款的同时，相信的也是凭自己的一臂之力，或许能够为那些亟需帮助的个人与社区带来一点积极的影响，甚至改变他们的命运。

但却很少有人知道，收到捐赠的机构内部的运作情况是什么样子。

因为人们总是理所当然地相信，政府的监管体制会确保这些机构良好地运作，并能够将捐款高效率地发放出去。

但这个单纯而美好的设想，也在去年慈善巨头“澳洲白丝带”（White Ribbon Australia）由于在上一财年损失84万澳元、陷入债务倒闭后打破了。

澳洲白丝带的反家暴宣传 / 来源：澳洲白丝带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留言，后续可以单独写一写这个开销比捐款多、一年借款30万用来支撑经营的澳洲慈善界离奇案例）

值得注意的是，该机构在2017年和2018年“其他管理费用”类支出高达近200万澳元，但财务报表中却丝毫没有提到关于这项支出的其他信息。

“入不敷出”的经营管理费用、董事高管层的频频变动，数据图表看似光鲜却经不起细节推敲的报告…这些听起来是不是有点似曾相识？

实际上，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澳大利亚，只要一个国家一日未曾在慈善行业上实现足够充分的问责制和透明度，那我们必然还会遇见更多的湖北红会，更多的澳洲白丝带。

别让好心人寒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