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全球流行以来，各大经济体大量放水。然而即便各国政府强力刺激，全球经济前景依然不妙。

疫情还在发展，病毒正向防范能力差的南亚，非洲和南美地区扩散，这是否会形成更大的经济停滞？会不会发生上世纪30年代那样的全球性大萧条？各国大量印钞会不会造成恶性通货膨胀？会不会形成新冷战甚至战争？

历史发展自有轨迹，温故而能知新。疫情后世界走向何方？当前最普遍的判断是全球化的逆转，那么就先从全球化说起。

1990年美国推出了宣称对经济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华盛顿共识”。

这个共识的要点是私有化、市场化、浮动利率汇率、自由贸易和外国投资自由化。

“华盛顿共识”无疑为全球化吹响了号角，资本和技术大量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

从1991年到1993年，国际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相当于国际贸易的两倍。波音747飞机四百万个零部件分布到65个国家1500个大企业和15000个中小企业共同协作生产。

全球化对美国造成的影响极其深远，首先是美国从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变成了一个二元化的社会。

美国的跨国公司，高科技公司，金融，会计审计，法律和大学是全球化的大赢家，其财富在全球化中突飞猛进。

美国通过法律，政府科研拨款，税收政策精心维护这个上层社会；美国创造了最好的私有化的医疗，教育机构服务于这个社会。围绕这些大公司和大学有美国最好的社区，高房价和高薪工作岗位自然把低端人口拒之门外。

这些社区充满美国基督教文化和民主自治的契约精神。美国的这个上层社会吸引着世界无数的人才，使得美国高科技发展不断领先于世界。

然而美国在整体实力上却是全球化的输家。美国在二战后如日中天，美国一国的GDP差不多占了世界的一半，到2019年时却下降到16%，而且美国GDP中很大一部分是律师费，咨询费，各种票房收入，赌场营业收入、医疗保险和医药费等等，实体经济的部分已经小于中国了。

美国一般老百姓是全球化对美国冲击的首当其冲者，他们组成了美国二元社会中的下层社会。美国制造业大厂在2008年时的工资标准是20美元/小时左右，12年后这些工作要么不复存在要么大量流失。据统计从1977年至1999年间，美国国内制造业的岗位流失超过300万个。四成的美国居民没有储蓄，2500万美国人没有医疗保险。

为什么美国会走“自残”的全球化道路？

这即是美国国家利益使然，也是美国资本发展的必然结果。

从1960年代以来的历史证明，美国的轻工业，钢铁，汽车，造船和电子工业都竞争不过日本，韩国和中国。

如果美国要保护这些产业就必须实行高关税和其他保护措施，这与美国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灯塔国的地位不符。

美国在全球贸易份额中的缩小也不利于美国在全球地缘政治中的合纵连横，作为“华盛顿共识”的发起国，美国只有走支持全球化这一条路。

但不要认为美国在全球化中只有资本和技术的流出，事实上，美国大公司凭借其领先世界的金融和科技实力，开发并垄断核心技术，通过海外直接投资，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廉价资源组织国际化生产，获取了极大的利润。

美国享受美元铸币税是有代价的，美国必须承担世界警察角色，美国四处用兵必然导致债台高筑。

耗资万亿的伊拉克战争，使得美国政府亟需扩大税收来源，房地产成为目标。

为了鼓动美国人买房，美联储11次连续下调，把利率从2000年时的6.5%降至2003年时的1%；同时商业银行为招揽顾客不断降低房贷首付比例，宣传只要买房就会赚。

美国投资银行，例如房地美和房利美，将商业银行的房贷利息加码后打包成金融产品（次级债）卖给各种投资银行。与房贷相关的美国证券由1990年的7400亿美元爆增到2007年底的4.9万亿美元。

当时很多美国房贷的对象没有还贷能力，这些人的违约直接导致次级债的违约，然后雪球越滚越大，导致历史长达158年的美国四大投资银行之一的雷曼兄弟公司破产，整个美国金融体系面临资金链断裂的危险。

为了保护美国的金融体系，美国政府买进了大量不良资产，对“大而不能倒”的金融机构，例如两房，美国国际保险公司（AIG）实行增持股份和接管等方式抢救。为了通过政府对这些金融机构救助的拨款议案，当时的共和党财政部长保尔森甚至向身为民主党众议院议长的南希.佩洛西下跪。

大量的政府资金盘活了美国大大小小的金融机构，使得资本，信贷，消费的产业链得以继续，接着大量资金开启了美国长达10年的股票牛市，股市的财富效应进一步带动消费和就业，美国经济渐渐复苏繁荣。

美国从2008年危机中复苏过来的过程也是一个向世界各国转嫁危机的过程。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世界上非美国银行的27万亿国际债务中，18万亿以美元记账，美国大量印钞发债，势必造成贬值的美元流向世界各国的银行系统，这实质上稀释了美国的债务。

美国虽然从2008年金融危机中走了出来，但危机对美国震撼至深，美国的左、右两派都对美国的现状极为不满。

保守派和民粹派攻击美国资本和民主党的全球化主义造成了美国的空心化，纵容大批非法移民进入美国，福利主义亵渎了基督教教义、养了大批懒汉。

左派的学生发起占领华尔街运动，抱怨1%的富豪抢走了美国99%的财富，公然表示接受社会主义。

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利茨说美国已经变成“1%所有，1%统治，1%享用”的社会（Of the 1%, by the 1%, for the 1%）。

美国社会的撕裂推动美国做出根本性的战略调整，这种战略调整首先就是重新评估中美关系。

然而“中美国”结构也有不利美国的一面：美国必须长期承受贸易逆差，实体经济逐渐萎缩，美国国债和财政赤字不断升高。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在于不断萎缩的美国实体经济难以支撑美国金融体系的畸形扩张。痛定思痛，“中美国” 结构自然受到美国人的诟病和攻击。

按照原来美国人的设计，“中美国”结构会导致中国成为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国家。

美国右翼民粹势力在攻击全球化和“中美国”结构上打起了头阵。其学术代表人物纳瓦罗早在2011年就出版了《即将到来的中国战争》，《致命中国》等书，指控中国通过出口补贴，操纵货币，偷窃美国知识产权等不公正竞争占领了美国市场，导致大量美国人失业。

美国极右民粹派灵魂人物史蒂夫. 班农更是把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上升到中国共产主义要改变世界次序，达到主宰世界的目的。

班农还把矛头指向美国资本集团和跨国公司，他把基辛格、保尔森、伯克南、比尔.盖茨，格雷厄姆·艾利森等人物称之为“达沃斯人”（因为这些政商精英每年去瑞士达沃斯小镇举办论坛），称他们为了资本的利益，大肆鼓吹全球化，不惜和中国勾结，出卖美国利益。

这种观点的错误在于没有认识到中美两国基本国策的变化有其内部必然规律。

中国不可能长期依赖低水平发展模式；美国也无法容忍严重的空心化。事实上美国现今的当权人物在中国新一代领导人还未接班，“中国制造2025”计划还未酝酿之时，已经在摇旗呐喊遏制中国。

从地缘政治角度看，美国把中国确定为战略竞争对手是守成帝国对追赶者的本能反应，具有国家竞争、种族和文明冲突，意识形态斗争的内在逻辑。

2016年，美国右翼民粹派汇集在特朗普的麾下获得了美国大选胜利，随即美国特朗普政府把中国确定为战略竞争对手，美国对华关系的立场从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时期的半接触半围堵走向全面围堵和对抗。特朗普在2018年发动了对华贸易战。

然而中美贸易战的历程证明特朗普右翼民粹力量难以全面实行他们的计划，他们首先受到美国资本力量的牵制。

美国资本力量指几百家美国金融巨头和跨国公司组成的集团，这个集团的人口不会超过美国人口的10%，但占据了美国的主要资产，并且遍布全球。

美国资本集团当然支持特朗普政府压制“中国制造2025”计划，但美国资本也看重中国的金融，保险，能源，电信，飞机和汽车市场。

当中国在这些领域示意进一步开放后，美国资本对中国市场的垂涎随即转化为对特朗普的压力，而特朗普是难以和华尔街、波音、通用电气、福特、微软、高通等等这些 “达沃斯人”的巨头长期直接对抗的。

因此，当中国对“中国制造2025”计划实行表面上的冷处理后，特朗普政府就顺水推舟地把贸易战诉求聚焦到开放中国金融市场和购买更多的美国农产品上，美国对华为的绞杀也成了半拉子工程：虽然竭力阻止华为进入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市场，但再三延长华为购买美国芯片的准许。

至于特朗普贸易战的第二个目标，既把产业链移出中国搬回美国，的确一部分低端的工厂离开了中国，但同时高端的、大型的，例如特斯拉、巴斯夫、三星、富士康也源源不断的进来。至于多少产业链回到了美国，则是个问号。

2020年1月，中美两国签订了贸易战的阶段性停战协议，几乎所有人都喘了一口气。特朗普当然有资格把这停战协议当成他胜利的象征和大选连任的资本；中美贸易战的关键性交手似乎要在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里展开。

但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把一切打乱了，表面繁荣的美国经济不堪狂风骤雨，美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遇到的问题再一次暴露，甚至更为严重。

首先美国的产业空心化仍然严重，制造业只占GDP的12%，特朗普竭力推行的美国制造业回流并没有实现。美国的第三产业比重高达81%，需要大量人流的航空、旅游、体育比赛、酒店、文化娱乐业难于抵御新冠病毒的攻击。

支撑过去三年特朗普经济繁荣的支柱主要是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例如量化宽松，企业减税，降低利率等等。这些政策形成的资产价格上涨更多的有利于富人 ，美国的两极分化仍然严重。

疫情之前，特朗普看上去稳操大选的胜算，但疫情使得形势复杂化了。

特朗普现在是两头难：失业率如果上升到30%的话，他的连任很可能就没戏了。但为了经济而放松社会疏离，疫情很可能反弹；而疫情反弹的话，经济是不可能搞好的。

美国肉制品工厂工人大量感染新冠病毒，不少人病死，导致工厂关门，肉制品价格飙涨60%就是一例。如果出现死了太多的人或者经济持续恶化的情况，大多数美国人会放弃对特朗普的信任。

特朗普越急越甩锅，他现在一定把争取选票的宝压在打压中国上。尽管明眼人都知道这是为了转移视线，煽动民粹，但西方世界的保守主义者，极端右派，种族主义者，文明冲突论者以及不明真相的民众都会支持他。

特朗普到底要干什么，目前难以知晓。

参考贸易战，无非是限制向中国高科技企业供货，提高关税等等。特朗普还可能在台湾，香港问题上发难。至于目前炒的很离谱的解除中国主权豁免，向中国政府索赔；冻结中国购买的美国国债等等则没有实施的可能性。但特朗普一定会把反华的调子唱得很高，中美关系目前就像坐上了过山车，跌宕起伏，惊心动魄。

但现在距离美国大选只有半年时间，特朗普会把“雷声”擂的很大很响，但是“大雨”还是“小雨“却不一定，因为特朗普也面临国际国内诸多的限制，美国的各种利益集团也要评估特朗普的政策以及他能不能连任。

对特朗普的第一个限制是美国能否故伎重演，再一次利用美元特殊地位转嫁危机。

疫情以来美股数次熔断后反弹，美元也跌跌涨涨，这些涨跌并不能用市场供求关系来解释，其中的关键是全球资本仍然认可美国这个超级大国的信用。

美债已经达到24万亿并且宣布无限量化宽松。但这次疫情对各国影响巨大，各主要经济体都印钞发债。在这种情况下，中，俄，欧洲，日本，韩国甚至中东产油国未必心甘情愿的接受美国的铸币税。

如果美国坚持要中国赔偿疫情损失，冻结中国购买的美国国债，中美关系将难以为继。中美将展开决战，战场之一就是人民币国际化。

中国经济学家陈平教授提出用人民币国债与部分国家交换他们的美元国债，具体操作是当一些原材料输出国要还美元债务时，中国可以向这些国家提供人民币贷款，这些国家可以用人民币（向中国）购买美元还债，这样中国就可以和这些原材料输出国建立长期的原材料供应和人民币借贷支付关系。

翟东升教授提出在当前美元流动性紧缺的情况下（因为美国经济停摆，美元信贷和流动受阻导致市场上美元周转放慢，导致美元紧缺，这是近来美元汇率上升的关键因素之一）中国向国际社会提供人民币信贷，中国可以用巨大的产能，市场容量和发展潜力来锚定人民币的信用，借助一带一路项目推动人民币的国际信贷和支付功能。

如果中国走出这一步，会不会获得国际社会的正面响应？

可能性是存在的。在东北亚，虽然中日韩三国因历史原因有很多纠葛，但中日韩三国都有扩大合作的意念。扩大三国货币互换，增加中日韩三国本币在东北亚地区的储备和支付功能对三国都十分有利，而中日韩在这方面的合作必将削弱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

在东北亚和东南亚，日韩和东南亚国家在中美相争中更可能采取的策略是坐山观虎斗，以自我为中心，争取自我利益最大化。

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在2018年9月指出，欧盟作为能源进口大头消耗了全球约1/10的燃料，然而80%的欧洲能源进口都以美元结算。欧洲空客的总收入超过一半都是以美元结算，欧洲企业购买欧洲飞机也要用美元而非欧元。

欧盟的成立就是为了摆脱这种困境，目前欧盟做到了货币和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但还没有做到财政和政治的一体化。就摆脱对美元的依赖而言，欧洲可能和中国一样强烈；不排除中欧双方或中国与欧洲的主要国家在货币互换和金融互相支持上取得突破。

中欧现在的冲突主要是意识形态的，是哪种体制更优越的比赛。但在市场互相开放，金融互相支持方面，中欧有大量的共同利益。美国不可能向欧洲提供足够的实际利益而迫使欧洲为了美国利益与中国为敌。

中国在沙特、伊拉克很活跃；中国和俄罗斯、伊朗更是保持紧密关系。美国因为页岩油已经和这些石油输出国形成竞争关系。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进口国，中国可以和这些国家进一步开展人民币石油贸易。

区块链和数字货币技术的出现，在帮助中国和其他国家建立新的国际支付体系上有独特的作用，有利于绕开现在的SWIFT 美元结算系统，打破美元一家独霸的地位。

疫情后全球化必有退潮但不会逝去，当今条件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关起门来发展。

疫情后，中美相争，欧洲图谋壮大，俄罗斯争取复兴，土耳其，伊朗，沙特和以色列在中东的缠斗，印度的崛起将是世界多极化的主题，区域性的经济合作组织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大国建立区域性经贸组织的竞争会日益激烈。美国只能在这种多极化框架里折冲樽俎，而不能主宰这种多极化。

美国资本集团和建制派会对中美之争发挥缓冲作用。长期的“中美国”结构已经把中国要素深深镶嵌在美国经济中，美国资本集团和建制派意识到强行脱钩会对美国本身造成重大冲击。

如果美国真的要和中国脱钩，美国在短时间内难以建立没有中国企业参与的产业链，向中国工业品加税的话，美国必须承受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和中国的报复。没有中国市场，波音如何能够和空客竞争；没有中国市场，美国的农产品、液化天然气卖给谁。

疫情发生以来，美国资本集团和建制派的政商精英，包括基辛格、奥尔布赖特，佐利克、比尔.盖茨、桥水基金的达里奥，著名国际政治学者、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前院长约瑟夫. 奈，美国学者格雷厄姆·艾利森和福山等人的讲话都提出，美，中，欧洲，俄国和其他大国需要合作以建立一套新的国际次序，应对疫情后的形势。

不论下一任美国总统是谁，他都会意识到和中国脱钩的代价太大，他需要和美国的资本集团和建制派达成一定的默契，他需要和中国相互提供一些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