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财政部长莫里森（Scott Morrison）于5月9日宣布，自7月1日起将针对大银行的存款征收新税。凡对金额在25万澳元以上的存款，银行需要多付6个基点的税。新税主要影响到前五大银行，他们的存款约在1000亿澳元以上。莫里森预计此项税费会在未来四年为政府录入62亿澳元税收，并使预算案转亏为盈。
但征税将使银行利润下降约3％至6％。澳新银行（ANZ）因盈利能力较低、外国存款份额较高恐成最大“受害方”，预计其未来将不得不支付2018年利润的5.9％，即4.17亿澳元。而联邦银行（CBA）则可能要支付其利润的3.9%，国民银行（NAB）和西太平洋银行（Westpac）则可能需要支付利润的4.9％和3.9％。
受影响最小的可能是麦格理银行（Macquarie Bank），预计其可能仅需要支付利润的3.4%，约7700万澳元。
此次增收银行税弥补预算案亏空计划一出，各方都惴惴不安、反应激烈。银行方面利益受到损害，坚决反对；客户担忧银行会将增加的税费转嫁到自己头上；政府增收计划落空，极力推进政策实施进程。
昨天，财政部要求五大银行签署一份关于征收银行税的保密协定，意图在这场纷争中占据绝对主动权，这也是澳洲历史上从来没发生过的“新鲜事儿”。另外，贷款中介可谓是“躺着也中枪”的被牵扯进了这场纷争中。
年度大戏正在火热上映，我们怎能错过？今天《澳洲财经见闻》将为您深度剖析此次澳洲政府计划征收银行税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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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表明银行会将应税成本转嫁给客户
二、银行转嫁税费
三、消费者所遭受的冲击，房产可负担性再次承压
四、瑞银（UBS）为银行献上锦囊妙计
五、史上首次：政府要求银行签署有关新税收的保密协议
研究表明银行会将应税成本转嫁给客户
澳大利亚2017-18联邦预算案中拟对五大商业银行征收0.06%的银行债务税（bank levy）。欧洲国家的研究表明，类似这样的银行税往往主要由消费者而不是银行股东买单。
银行税可能导致银行系统风险上升。事实上让银行缴税无异于是在验证“大而不倒“（too big to fail）”这一说法。这一举措反过来等于在鼓励银行采取更为冒险的行为。银行税会影响到银行的税后利润，因此可能会引发债务违约上升的风险。
银行是否会将新增税收成本通过提高利率和/或手续费的方式转嫁给消费者？目前还很难说。
对于新增债务税，澳大利亚国民银行（NAB）明确表示将不会由股东全权买单：
债务税不仅仅是对银行，这是针对每个受益于银行业的每个澳大利亚人和银行业从业人员的税收。这其中就包括NAB1000万客户、57万股东、那些通过退休基金间接持有NAB股票的群体、1700名供应商和NAB3.4万名员工。债务税不能被银行自行吸收，将由上述所有人承担。
当意识到这个问题后，联邦政府要求澳大利亚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ACCC）就房贷定价展开调查。ACCC可要求银行就任何抵押贷款定价和收费变更做出解释。
银行转嫁税费
包括英国在内的一些G20国家近期的税种与澳大利亚的银行债务税相类似。这些税种出台主要是基于两个主要目的。
第一是增加政府收入；
第二是在全球金融危机后时代稳定大银行的财务状况。
针对英国和欧盟13个国家银行税种进行分析后发现，税收成本转嫁给客户数额大小取决于银行系统集约化程度。
银行集约化程度越高，银行转嫁给客户的税额成本越多，银行股东所承担的税额成本越少。集约化程度越高的银行体系，客户所拥有的选择余地就越少，在各银行之间转换的机动程度也就越低。反过来，大银行在拥有更多市场定价权的同时又不用承担客户流失的风险。
澳大利亚的银行体系就属于集约化程度较高的类型。事实上，就银行系统集约化程度而言，澳大利亚处于经合组织国家中等位置；较美国要高，较部分欧洲国家要低。
由此我们不难得出以下的结论，即澳大利亚银行至少会通过提高贷款利率和/或手续费的形式将部分银行税成本转嫁给借款人。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G20国家的研究，新征20个基点的税（即0.2%，相当于澳大利亚银行税的三倍还多）可导致贷款利率上调5至10个基点。这也就意味着贷款10万澳元的还款月供（假设初始利率为5.5%）将增加约6澳元。
IMF同样发现，银行税不仅会损害消费者的利益；0.2%的银行税还将导致银行资产增长率降低0.05%左右；实际GDP增长率也会因此降低0.3%左右。
消费者遭受冲击，房产可负担性再次承压
如果银行将新征税成本转嫁给消费者。那么银行税就演变成了类似于商品服务税（GST）的另一种间接税。
问题是这样的税种是否会最终演变成“累退税（regressive tax）”（注：累退税是随纳税人收入和财富的增加而实际税率逐步递减的税制）？低收入群体因此所承受的冲击是否会远大于高收入群体？
较低收入群体贷款数额可能会低于较高收入群体。但是，较低收入群体承担利率上调的能力也相应的要弱于后者。当借款成本上升，这部分群体更有可能无法获得贷款。
从这种意义上而言，如果银行将新征税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对于部分较低收入群体而言，银行税也就演变成了购房的一种障碍。
进一步而言，如果低收入群体比高收入群体在银行交易额的占比要高，那么银行税无疑成为了一种“累退税（ regressive tax）”，加剧了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之间的不平等。
这也意味着，低收入群体更难进入房产市场，完成首次置业的希望更加渺茫。澳洲房产的可负担性也将进一步恶化。
鉴于目前澳洲政府将改善房产可负担性作为要务，这两种结果都是联邦政府推行银行税所不期望的结果。
瑞银（UBS）为银行献上锦囊妙计
此次征税发布后，瑞银（UBS）为五大银行想了三个应对方案：
1，通过有针对性的提高贷款利率，将税费转嫁到房产投资者以及海外投资者身上。这两个团体一直以来也被认为是推动澳大利亚房产市场泡沫的“罪魁祸首”，可以说是“活靶子”。
2，将税费负担与员工、客户以及股东分摊：针对普通客户提高借贷利率、服务费和手续费；针对公司员工减少福利和薪资；针对股东减少分红。
3，做模范集体，“打落牙齿和血吞”英勇的消化此次征税政策，帮助修复预算案亏空。
这样看来，这其实就是一个捏软柿子的游戏，但海外投资者、房产投资者支撑着房产市场稳定，员工客户又是银行发展的基石，“英勇就义”又不甘心。
挑不到合适的“软柿子”转嫁税费，银行也不愿做政府的“软柿子”，填补预算亏空。事情发展陷入困境。
直到昨天，瑞银又给五大银行想了个招儿，并认为是目前最完美的解决方案。但贷款中介无辜“中枪”。
瑞银（UBS）昨天发布的研究结果称，削减贷款中介佣金下滑可以帮助抵消银行税所带来的重新定价影响。
据瑞银数据：房贷中介每笔房贷佣金平均约为为4600澳元，相当于每个借款人贷款成本增加16个基点。
瑞银分析师John Mott和Rachel Bentvelzen表示，银行2015年向房贷中介支付的佣金总计25亿澳元，约占银行个人借贷业务运营成本的1/4。
分析师在题为“房贷中介费用过高”的一文中表示，随着房贷中介行业薪酬结构受到审查，银行面临的成本压力上升加上即将实施的62亿银行税，银行支付给房贷中介款项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
目前每笔贷款平均佣金为4600澳元。对此分析人士认为“就单一、简单、商品化产品咨询费而言，这样的平均收费水平过高。”
瑞银表示，相对金融顾问就‘简单咨询服务’收取200至700澳元而言，费用过高的问题就显得更为突出。
2015年房贷中介佣金总计25亿澳元；2013年的这一数据为15亿澳元，相当于年增长率为18%。25亿澳元已经接近一家大银行整个个人贷款业务运营成本（106亿澳元）的1/4。
瑞银指出，银行支付给房贷中介的成本往往由所有借款人承担。换而言之，房贷中介佣金相当于在1.5万亿澳元所有未偿贷款中每年增加16个基点。
“尽管房贷中介佣金是由银行而非消费者支付。但是佣金成本往往计入银行融资成本，近些年来已经成为房贷重新定价的一大推动因素。”
瑞银表示：“支付给房贷中介的佣金反应了澳大利亚历经26年经济繁荣后金融系统冗余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房贷中介佣金将呈下滑态势。
房贷中介行业想要继续维持现有高利润的想法不切实际。在未来几年，佣金收入极有可能出现大幅下滑。而佣金下滑所带来的效益有可能可以惠及消费者，帮助抵消银行税所带来的重新定价影响。
瑞银的这份研究报告发布时间恰逢房贷中介行业处于风口浪尖。澳大利亚证券与投资委员会（ASIC）的审查和Sedgwick公司的审查结果均发现，中介处理的贷款以低首付和只付息贷款居多。因为房贷中介通常是按贷款金额大小来获得相应的佣金，因此出现上述情况也不足为奇。
近期，ASIC和其他监管机构一道开始打击房市投机行为。其中贷款中介就被视为是鼓励风险借贷的一大因素。
多家信用评级机构也纷纷强调，房贷第三方机构成为房市的潜在风险。
惠誉（Fitch）银行业分析师Tim Roche指出，房贷中介经手的新房贷款在总贷款中的占比从2012的不到40%上升在2016年的略低于50%。
这种趋势值得大家注意。因为非银行处理的贷款风险可能更高，且实际操作中存在违规的可能。
他说：“我们并不是指所有的贷款中介都是采取高风险贷款行为，但是我们认为佣金结构可能会导致房贷欺诈行为上升。我们没有证据表明这种行为已经发生，我们只是在强调存在这样的风险。事实上，贷款组合的风险的确因此有所上升。”
尽管房贷中介行业面临多重审查，但是该行业仍然被视为可为借款人提供最佳贷款方案、处理复杂繁琐手续的服务供应商。
然而，瑞银认为客户所获取的价值和因此产生的成本并不匹配。瑞银表示：“虽然房贷是一笔相当大的财务支出，但是仍然是一种简单、商品化的产品。”
随着澳大利亚审慎监管局（APRA）强调稳健的贷款操作行为、确保贷款标准或各大银行所发放贷款数额保持一致，借款人的选择因此变得寥寥可数。
史上首次：政府要求银行签署有关新税收的保密协议
据最新消息：五大银行——联邦银行（CBA）、西太平洋银行（Westpac）、澳新银行（ANZ）、国民银行（NAB）和麦格理集团（Macquarie Group）被财政部告知需签署一份保密协议，同意在特恩布尔政府正式公布62亿澳元的银行征税细节前不对外透露任何草案内容。
目前，费尔法克斯（Fairfax Media）已确认至少一家银行收到了该保密协议，并透露银行方面对被胁迫签署该协议一事十分愤怒。
据了解，该保密协议要求所有经手人均需签署，且对银行在答复拟议征税法规的24小时内可进行的外部咨询进行了限制。预计届时，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将有30-40人被迫签署该协议。
银行称，这项新的征税政策根本是陆克文政府矿业税政策的重演，在评估不充分的情况下仓促制定，根本无法奏效。而且，无论政府如何重申，这笔费用都将不可避免地转嫁给抵押贷款人和股东。
澳大利亚银行家协会（Australian Bankers Association）首席执行官Anna Bligh周三时对费尔法克斯（Fairfax Media）表示，一项不良税收而今成了秘密税收，决策过程令人震惊，没有最坏只有更坏。
Bligh直言，“保密协议意味着该立法草案将不会对公众、媒体、议会、消费者、股东和董事会公开，那么立法将无法保证金融部门的福祉得到重视。这项新税收政策根本只是财政部拍脑袋决定的，完全没有考虑到主要银行的消费者将受到多大的冲击。如今又来一项保密协议，这使得五大银行对政策的公正性更加担忧。”
从评论中不难看出，主要银行与联邦政府的关系正在迅速恶化。不久前，四大银行的负责人均对新税收政策作出了公开批评。
据可靠报道，一家主要银行称“非公开协议十分罕见，这是财政部要求银行签署的第一份保密协议”。
银行业中另一位熟悉特恩布尔政府规定的人员则称，一项糟糕的决议正在继续发酵升级中，政府希望通过保密协议阻止银行继续谈论新税收政策。
上周，高级银行官员和Bligh已前往堪培拉会见财政部官员，就拟议税收的细节进行讨论。
当时，Bligh直指政府决策草率，新税收政策像是临时决定加入政府预算当中一样欠缺考量。然而，财政部官员却无法给出任何有关新税收将如何合理运作的关键性细节。
此前，莫里森（Scott Morrison）曾回应称银行应该迅速承担起税收责任，帮助修缮、达成政府预算。
而对于何时公开立法草案，财政部办公室守口如瓶，仅表示可能会考虑在下个议会期间提交。
而一旦保密协议签署，在政府向议会公布立法草案前，公众将对其一无所知。
同时，尽管参议院很可能会在立法公布时立即展开调查，但该调查阻止新法通过审批的可能性也不会很大。
结语
看到这里，不难看出此次增加“银行税”本身是政府的一次“紧急筹款行动”。银行方面指责澳洲政府此次征税是一次“无脑”行为，在发布前并没有做好万全的准备，对可能造成的影响做好评估。
但就目前的发展势态来看，澳洲政府更可能是铁了心要筹到钱，弥补预算亏空。故意不事先跟银行“打招呼”，杀个措手不及，不给银行转还的余地。
而接下来，就是一场“挑软柿子”的博弈，一向在大选前就会“万般皆下品，唯有选民高”的澳洲政府铁了心将选民心目中“富可敌国”的银行作为“软柿子”。而银行呢，如果不能扭转局势，就很可能也开始挑自己的“软柿子”，将损失降低到最小。
只希望，在澳华人不会因为“房产投资者”、“海外投资者”、“贷款中介从业者”、“银行客户”、“银行员工”这样的身份成为银行的“软柿子”。
本文作者：Cynthia高晨曦、Anna阳映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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