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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商韬略·华商名人堂  ID：hstl8888

作者丨毕亚军  美编丨刘彦潮

目前为止，全中国还没有哪家活过30年的科技企业能比张忠谋的台积电更会赚钱。2016财年，它以2072.72亿元人民币营收获得净利润730.85亿元人民币，相当于每天净赚2亿人民币，而同期的华为年营收高达5216亿人民币，是台积电的2倍多，净利润才371亿人民币，差不多相当于台积电的1/2。

目前为止，全中国也没有哪家科技企业比台积电更能牵动全球科技业的神经。如今，全世界将近60%的芯片代工都由这个世界第一大半导体巨头完成，跟在后面的老二、老三加起来还不到它的1/3。

说张忠谋一跺脚就会让全球科技业地震也并不夸张，今年年初，他不小心摔过一跤，全球科技巨头听闻后都在关切地打听，严不严重，要不要紧？

每次台湾地震或停电，全球财经媒体的第一个电话也都是打给台积电，而不是台湾当局。无论苹果，还是高通，全球绝大多数高科技巨头的“心脏”，都被台积电握在手里，而且找不到可以替代它的人。

张忠谋1931年生于浙江宁波。其父张蔚观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在他出生时，已是宁波财政局长，后到南京转战金融业，再后辗转重庆、上海、香港并移民美国，相当长时间内都是居无定所，颠沛流离。

成人之前，张忠谋已居住过6个城市，在10个学校念过书，有过去家离乡、不知归期的无奈与悲哀，也有过慷慨激昂、救国救民的大时代情怀。几十年后，他还在感叹：那是一个多么不同的时代！其悲哀与激昂，都不是非过来人可以理解与想象。

在人仰马翻的科技界，张忠谋是最安静也最文艺的人之一。这得益于他早年的经历。10岁前他已读完《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等在内的“儿童文库”，也由此养成爱阅读的习惯并贯穿终生。

小小鲜肉时代，张忠谋文采出众，还曾立志当作家，直到父亲受不了他兵荒马乱还搞小清新，警告说“当作家要饿肚子”，才收住念头。

不过，他的生活依然多姿多彩，音乐会、小提琴、网球、电影，都是他业余生活的重要部分。

高中毕业时，作为独生子的张忠谋被诱导考入父亲的母校沪江大学银行系。至今他还记得高中毕业那晚和几个同学喝酒、欢乐、道别的情形：

“夜已阑，我们漫步到黄埔江畔，大家凑了点钱，租了一条帆船到黄浦江上游江。满天繁星下，远远的上海如痴如醉如梦，也不知是我们醉了，还是上海醉了。同游中有一人，乘酒意跑到船头大喊：‘黄浦江，我们还能在这里住多久？’”

张忠谋说：“这样的豪情，以前、以后都不曾再有。”

两个月后，“内战”爆发了，逃到香港的张家决议：张忠谋要去美国读理工，以防万一，好在美国安生。

“油然生起饱历沧桑之感觉”的张忠谋于是坐上前往彼岸的飞机，并在日记中写下这样的心情：“旧世界已经破灭，新世界正待建立，自己必须鼓足勇气。”

在美国，张忠谋的条件也不差。

他的三叔，手握哈佛电信硕士、应用物理博士学位的张思侯已是美国东北大学的教授。张教授自己学理工，却不主张让张忠谋直接学理工，他认为小张同学兴趣广泛，应该再看看他到底适合做甚？

一番运作后，张忠谋被送进哈佛大学。

当时的美国，以全世界5%的人口创造着全世界40%的GDP，正值最黄金时代。大人们把张忠谋当小毛孩，话都不跟他多讲，但他却好像什么都懂，很快就在“只要肯努力，你就能出头”的美国精神中如鱼得水。

哈佛第一年，张忠谋的成绩位列全年级前10%。此时，国民党彻底溃败，父母也从香港去到美国，并在中国是回不去了的悲观中，根据当时华人在美的就业发展情况再次决议，张忠谋必须转学理工。

他在哈佛的第一年也成了最后一年。

张忠谋的父亲张蔚观，他44岁进入哥伦比亚工商学院就读，47岁获得硕士学位。张忠谋说，父母在美国的生活是安定的，但父亲一直不能摆脱流亡异国，壮志未酬的忧虑，进而将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

学理工，最理想的就是去麻省理工了。

张忠谋想去，就去了。

1950年的麻省也正处于黄金时代，拥有众多世界级大师，在机械系学习的张忠谋成绩依然优异，还帮教授打点工，挣点碎银子，但却过得并不快乐。

他形容自己对麻省“虽有十分的敬，却只有五分的爱。”对搞机械这件事，他也是始终兴趣缺缺。

不知是不是麻省小心眼，看出了他只有五分爱的小心思，要给他点颜色和教训：当硕士毕业申请读博士时，张忠谋连续两次落榜了。已经结婚，一路顺风顺水的他，面对再一再二的挫败，整个人都不好了——

“呆呆地望着没有我名字的榜，自尊心、自信心在倏忽中消灭。十几年的读书生涯戛然中断，下一步做什么都还没有想到，我何以对父母？对我新婚不久的妻？”

成为大人物之后，张忠谋曾把麻省博士落榜说成一生最大的幸运。但在当时，这却是他人生最大的打击。

麻省不留张爷，何处可留张爷呢？

大致上只有两条路可走：第一，到别的学校去读博士，这不难。他可是麻省的硕士，到其他学校读博士是看得起别人。第二，找工作。

找工作比较难。

按惯例，他只能进公司或到学校找个教职。这两个领域，一般的工作，麻省的张硕士看不上；好点的，则不一定看得上麻省的张硕士。尤其进公司，当时，在美国大公司出头的中国人少之又少。

中国人成功的先例很少，但谁规定我不能做个先锋呢？被落榜羞辱的张忠谋，带着雪耻的狠心，把简历一封封地寄给了理想中的大公司，以及万一大公司不成，先将就一下的备胎们。

后来，张忠谋把这个过程形容得颇具诗意、理性与规划性：“一个阳春的工程师，50年代在美国的中国人，要去闯出自己的新天地。”

但当时的他却是个相当意气用事，比较不够理性与规划的人。两个月内，张忠谋获得了4家公司的工作机会。其中两家令他满意，最满意的是福特汽车，专业对口，待遇也好；比较满意的是一个叫“希凡尼亚”的半导体公司，公司不知名，但待遇更高。

比福特高出一美金。

一美金不多，但张忠谋觉得这不是钱的问题，是个价值和尊严的问题。于是，他自信满满地去讨价：“我恭敬地说，我很想来福特，但另一家公司的月薪比福特高，可不可以请你们考虑提高起薪？”

结果，那个面试时跟他谈笑风生的人事专员，态度180度大转弯：我们这儿不讨价还价。

这一作，让本来已经打定主意去福特的张忠谋覆水难收了。挂完电话他只能是，别了，福特先生。

1955年5月，年轻气盛的张先生，一气之下，去了多给他一块美金的“希凡尼亚”，一脚踏入半导体产业，并一路走到今天。

这也让他在后来屡生感叹：“人生的转折点，有时竟是这么的不可预期！短短的一个电话，加上一时冲动的青年感情，就让我和半导体结了一生的缘！”

进入陌生的半导体，让张忠谋给自己找了麻烦事儿。

什么都不懂，唯有夜以继日地加快学习。他找到晶体管发明人之一，诺贝尔奖得主威廉•肖克利（William Shockley）的经典著作——《半导体之电子与洞》来研读。这是他在半导体的第一本教材，他说：

“这有如读荷马古诗一样的困难，但还是一字、一句、一段慢慢地读，读了又想，想了又读。”

读了想，想了读还是不懂的，张忠谋就去请教一个几乎夜夜喝酒，但很懂半导体的人。“不学他喝酒，学他怎么搞半导体。”学完之后，再继续学习行业内最新、最权威的学术成果、论文或动态信息。

张忠谋的厉害在于学东西快，更厉害的是善于举一反三，一通百通，学以致用，用中继续学。

进公司不到一月，他就捯饬出一个提高生产良率的小成绩并被全公司推广。这让他很受鼓励：“学校外面的世界，并非那么充满荆棘。”

之后，张忠谋被提拔为非正式的小主管，手下也有了4个小兵。但这4个小兵中的两个，让他又一次意气用事，犯下外人看来不值当，也不应该的错。

新来的外行上司因为公司一直烧钱，要他辞退这两个勤奋上进的小兵，他不服，也不能把上司说服，于是负气走了人。然而事实证明，他又一次负气对了。

离开希凡尼亚后，带着在半导体产业的小资历，张忠谋加入到另一家公司——德州仪器（下称：德仪）。

德仪当时还小，但在张忠谋进入之前，已通过发明硅晶体管改写了半导体市场的格局。

在德仪，张忠谋真正感受到了美国科技公司的创新力量：“‘疲倦’简直是听不到的形容词。加班是不成文的规定，而且全都是自愿，也没有什么加班费。‘失败’从不被接受；‘挫折’可被理解，甚至同情。但受挫折者必须振作重来，如再有挫折，再重来，直到成功为止，大家一起赌，一起输，一起赢，一起往前拼。”

身处此境，张忠谋立即成了工作狂，还一进去就立下一大功。当时，德仪替IBM生产着四个电晶体，其中一颗电晶体在IBM生产的良率达到10%，但到了德仪，做出来的基本上都成了垃圾。张忠谋点子很正，被安排来搞定这最难的一颗。

在“每天早上8点上班，直到半夜第三班开始后才回家”的努力下，他让产品良率最高达到惊人的20%，也赢得“27岁人生中最喜悦的一天”，获得人生中第一个正式管理职位：锗开发部门经理。

主导了半导体产业诸多技术革命的张忠谋，到今天依然算不上技术专家，他走的，是领导技术专家，驱动技术变革的路子。这个小经理则是重要的开始。

张忠谋走上管理岗位时，他的一个同事也在默默地干着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加入德仪不久，张忠谋就认识了这位身材出奇的高，瘦削，而且拥有巨大头颅的老兄，并很快成为无话不谈的好基友。他们经常一起喝咖啡，聊天。

交谈中，这老兄告诉张忠谋，自己正计划把好几个电晶体、两极体，加上电阻，组成一个线路放在同一颗硅晶片上，并且跟张忠谋得瑟，公司最大的老大对他这个想法也很赞，然后问张忠谋怎么看？

张忠谋不怎么看，也看不出什么名堂。

此时独立做个电晶体都非常困难的他，觉得这位老兄的宏伟计划，简直是“匪夷所思，不切实际。”

让他意外的是，过了一段时间，这位老兄真的做出来了，还饶有兴致地显摆了一番。有点被震到的张忠谋，为这老哥感到高兴，但也替他操心：就算弄出来，又有什么用呢？离实际应用是那么的遥远。

但最后，这件事让张忠谋彻底被震撼了。

当他正式获悉这位老兄已获得了最后的成功时，这件事情已经震撼了整个半导体世界。

这位老兄就是改变了世界半导体产业的杰克•基比（Jack Kilby）。当他希望张忠谋欣赏自己的创意时，他事实上是在让张忠谋见证人类科技的重大进程——眼睁睁地看着世上第一个集成电路诞生。

后来，杰克•基比因此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被认为和他同时搞出了集成电路的另一位大仙诺伊斯，则在此后带着一个叫摩尔的同事，创办了英特尔公司，快速在电子业掀起一股股惊涛骇浪的革命。

这件事，让张忠谋深深地领教了前瞻技术的力量，这些在他当时看来跟自己不太有关的人和事，也都通通在后来，成了他事业和人生中最重要的部分。

1961年春天，张忠谋再次赢得好机运。

“总经理召见我，夸了我一番，说我有足够潜力角逐未来全公司研发副总裁之职。”走出总经理办公室后，张忠谋得到了一个公司从来没有给过别人的机会，支全薪去读博士，公司负担一切学杂费。

之后，张忠谋通过了半导体业内第一学府斯坦福大学电机系的博士考试。“在麻省理工落第的耻辱终于洗刷，这又是人生中喜悦的一天！”

1964年初，取得学位并回到德仪的张忠谋，被提升为锗晶体管研发经理，统领将近3000人的队伍，斗志昂扬地朝着心中的殿堂狂奔。

方才33岁的他，收入达到美国的中上阶级，在哈佛、麻省、斯坦福三大世界著名学府读过书，并受到公司最高领导的信任和赏识。春风拂面中，他觉得自己的未来，如同德州一望无际的大平原，无限宽广。

41岁那年，张忠谋登上了新高峰。

他成了“德仪”统领3万多员工和全球半导体业务的副总裁，也是这个世界500强企业的第三号人物，以及美国大公司职位最高的华人。

之后，世界半导体产业迎来了中国人Morris Chang（张忠谋英文名）参战、发起战争，并不断赢得战争的新时代。

其时，被诺伊斯和摩尔飞速壮大的英特尔，已是德仪半导体业务最强劲的对手。坊间甚至传闻，英特尔已把张忠谋当政视为击败“德仪”半导体的最佳时机。

而张忠谋则是另外的想法：他要打掉英特尔的威风！

内存是英特尔当时最强的业务，并且已经做到世界最大，但张忠谋却决定，就从英特尔的内存开打。

他不但决定大干内存业务，而且决心夺下英特尔在内存领域的世界第一。这个目标吓到了德仪的宝宝们，但张忠谋态度坚决地推进。他的看法是，混科技产业的大企业，一旦决定去干一件事，就非得干成世界第一不可。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掌握主动权并获得理想的利润，否则，就只能是赔钱或陪跑。

当时，整个市场以及英特尔的主力产品都是1K，为了夺第一，张忠谋开足马力，痛下血本，直接从4K产品开打。这个大胆决策遭到很强烈的反对，但他以更强的力量勇往直前。结果，4K新品出来不久，“德仪”就把英特尔打成了手下败将。此后，英特尔在内存市场的辉煌便一去不复返，直到彻底退出。

不做第二，只做第一。你出一，我不出一，而是直接跳空高开、一剑封喉，打天牌，这也是张忠谋在科技界打赢关键战争的核心制胜策略。

在最近几年带领台积电与三星争夺iPhone芯片处理器的残酷战争中，他更是将这一策略应用到极致。

曾经，半导体技术更迭一直都谨守着上面提到的那个摩尔所创建的摩尔定律──一年半到两年之间，电晶体最小尺度的线宽（half-pitch）缩小0.7倍（面积缩小至0.49倍，差不多是二分之一），并由国际组织──国际半导体技术蓝图联盟(ITRS)统筹，领着业界一二一，齐步走，90nm、65nm、45nm……数字越走越小，成本越走越低，性能越走越先进。

但2010年，张忠谋却突然出奇兵，以比摩尔定律更快的节奏把台积电推向巅峰。他不露声色，默默跳过当时应该推出的32nm，直接推出28nm技术，去与包括三星在内的32nm技术竞争，不但赢得iPhone6及后来系列产品芯片处理器的战争，还一举创造了台积电历史上最赚钱、称霸时间最长的新产品。

此后，台积电持续高开，先是以16nm打败三星，独揽了iPhone7的A10芯片处理器大单，然后又继续向前，最新的战果是：凭借10nm生产工艺，独享了iPhone8及iPhoneX的A11处理器大商机。

话再说回来，张忠谋执掌德仪时的半导体市场，群雄四起，硝烟弥漫，站在最高处的他，为了保住德仪的绝对优势，还颠覆性地革命掉了高科技不能讨价还价的老规矩，主动发起一轮又一轮的价格战，打得产业同行们一听德仪就一脑门子的汗，甚至主动认败。

张忠谋跟客户签订协议：每当公司开发出新产品，他就以每季降价10%的幅度往下跳水，而且说到做到，亏本也坚持。这一策略一箭双雕，既打击对手，也让他逼迫德仪以生死时速加快产品和技术迭代，持续巩固技术竞争力。德仪在此间推出的诸多最新半导体制程，也迅速席卷全球，不但占有世界50%以上的市场，更成为引领产业向前的标准。

靠着技术、价格上一轮又一轮的进攻，执掌德仪半导体业务的将近10年里，世界半导体市场上，只要是张忠谋主打的战争，除了他自己，没有别人可以凯旋。德仪在半导体领域的“世界第一”也始终被他紧紧握在手里。业内权威媒体则将张忠谋形容为：“掀起全球半导体大战，让竞争对手发抖的人。”

德仪的威武下，张忠谋肇始的大跨步的技术创新，自杀式的价格战策略，也逐渐成为整个科技业的新打法。包括英特尔总裁格鲁夫，这位曾多次当着张忠谋的面表示自己绝不接受降价策略的偏执狂，也最终放弃偏执，接受现实，加入价格战阵营。

1978年，有着辉煌战绩的张忠谋，被加大力度向消费性电子产品转型的德仪安排了新工作：出任德仪消费电子集团总经理。德仪原本希望他在半导体之外再造一个消费电子王国，但这却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因为张忠谋从内心不认同德仪的转型战略，他坚信半导体才更有发展前景，甚至经常大声疾呼德仪应该加大半导体投资，进而与一门心思要搞消费电子的集团新总裁菲伯格格不入，也逐渐萌生了退意。

1983年，张忠谋在闷闷不乐中离开了德仪。离职的消息一传出，很多新工作便找了上门。再三考虑后，他选择了前往纽约，出任通用器材的总裁。

但当时，他已是52岁的人，重复职业经理人的道路显然只是“可接受，不愉悦，更不刺激”。在他心中，他还需要一个其他意义上的崭新开始。

不久，这个开始就来了。1987年，56岁的张忠谋在台湾重新出发：“当我办一个半导体公司，当然要它长期繁荣。那只有一条路——世界级。”

台积电就此诞生。

张忠谋创办台积电的成功，来自他在半导体业征战多年之后的观察力、思考力和执行力。最重要的是，改变现状、重塑未来的判断力、想象力。

当时，全世界看得见的半导体公司，走的都是芯片设计与制造一脚踢什么都干的路子，其设计需要强大的智力支持，制造则需要强大资金后盾，这种一脚踢模式，把半导体搞成了一个智力与资金双密集，持续被巨头垄断的高门槛行业，一般业者几乎水泼不进。

即使有不怕死的在“几乎”里面零星地冒出来，从资本要求低的设计干起，试图从寡头那里分杯羹，也是活在有上顿没下顿的不安中。他们搞不起制造厂，只能租借大公司的产能，大公司不忙就租给他们，忙起来就不租了，而且还经常偷窃或雷同他们的设计。

要是有一家能替我们保护好商业秘密，不跟我们抢创意抢生意，专门帮助搞制造的半导体工厂就好了——艰难求存的芯片设计公司们都在这么想。

张忠谋也是这么想的。不同的是，他决定让自己成为那个专门搞制造的人。

投资这么大，只去搞制造，谁能给你那么大而且稳定的订单？这在当时是个疯狂的想法，但张忠谋坚信这会成为现实，并且得到投资人的支持。

他断定半导体设计和制造一定会产业细化与分工，因为这样的好处显而易见：设计的可以更专注设计，制造的可以更专注制造，进而合力推动行业更高更快更繁荣。如果行业繁荣，订单就不是问题。

真正重新开始，张忠谋还是经历了相当的低潮。

首先是人才难找，尤其一将难求。

要干世界级的事，自然要世界级的人。台湾当时没有这种人，他就到国际上找。那时的半导体圈子不大，有大能耐的，要么是他过去的对手，要么是他过去的下属。对手比较难搞，他从下属找起。

他找到包括英特尔一位副总裁在内的几位老部下说，兄弟们，来台湾跟我一起改变半导体产业吧。这些人看好他，却不看好台湾，也不看好他搞“制造代工”这个馊主意。好一番努力之后，他才把通用电气半导体总裁戴克挖来做了总经理。

班子和厂子好不容易建起来了，真正的考验却才开始：订单从哪里来？

订单不好来啊。

台湾是一片荒原，还得回头去求美国佬。一些专业的设计公司比较痛快，但他们规模不大，喂不饱台积电的产能。那就去劝那些又搞设计又搞制造的大公司，给点制造订单过来吧——这个就比较难了。

这些人根本不把张忠谋发明的代工模式放在眼里，另外，他们也对张忠谋心存芥蒂，把你喂饱了你反过来打我，这合适吗？最后一个更可怕，那时的半导体也是行情低迷，这些大公司就算相信他的模式，也是“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

差不多一年，台积电派到美国抢单子的人，每次跟张忠谋汇报，都是首先一句“我的方向正确”，然后就“但是”了。再一再二的“但是”下来，张忠谋也“捉鸡”，但只要往办公室一坐，他的信念就又澎湃起来，把“但是”换成了“坚持”。

只坚持了一年，张忠谋的第一个胜利就来了。

这是个伟大的胜利。

1988年，张忠谋和戴克一起，通过私人交情把老朋友、也可以说是老对手——刚刚上任英特尔总裁的格鲁夫，连哄带骗地弄到台湾参观了台积电。

新官上任的格鲁夫正大刀砍掉储存器业务，向电脑处理器（CPU）业务转型，并制定出宏伟目标：要做出最强大的CPU，去创造和引领消费者对电脑的需求，进而从电脑厂商的配件商成为掌握电脑产业的主人。

张忠谋吃准了格鲁夫要转型就必然集中火力搞研发设计的心思，努力说服他：老兄啊，你应该把一些制造业务交给我们，这样才能腾出更多精力去搞CPU啊，而且大表忠心与决心：我们的厂就是你自己的厂，一样一样的，甚至更好。

格鲁夫知道张忠谋看穿了他，但更认同其想法。随后，英特尔对台积电的制造进行了认证。再随后，台积电通过认证，拿到了英特尔的订单。

在英特尔这张世界通行证的助力下，台积电开始了高歌猛进的发展，连连成为台湾最赚钱的公司，直到成为全球最赚钱，也是市值最大的半导体企业。

台积电的成功，首先是选对了路子。

任何产业大到一定程度，都会有一个继续分工与细化的过程，并培育出新的行业龙头。张忠谋不但以前瞻和远见，抓住半导体产业分工细化的机会，而且是亲自缔造了这个机会。

因为有了台积电制造代工的支持，越来越多无力搞制造的半导体设计公司，有如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他们依托制造代工的后盾，众星拱月地推动整个行业大踏步地向前走，也源源不断地给了台积电订单，进而让设计与制造双赢。

微处理器厂商AMD就是个例子。

AMD没有雄厚的实力去搞制造，如果一脚踢肯定无法跟英特尔竞争，但它专注研发设计，用台积电弥补制造的不足，硬是活生生地跟英特尔缠斗至今。

不光是AMD，包括高通、苹果也都是受益了张忠谋代工制造的模式，正是有了台积电强大的制造能力，他们才己得以聚焦研发设计并快速成长。最新还有消息称，台积电将获得高通新一代电源管理芯片(PWM IC)70%至80%的订单。

著名管理学教授迈克尔•波特，也盛赞张忠谋不是创办了一个企业，而是创造和成就了两个产业：专业的半导体制造代工产业、专业的半导体设计产业。

对台湾而言，台积电则让其从半导体荒原变成全球半导体重镇。模仿台积电代工的台联电、背靠台积电搞设计的联发科，都是其中的典型。

一出手就做到世界最极致，然后持续研发、技术投入并规模扩张，建立起外人望洋兴叹的护城河，则是台积电持续领先的核心原因。

张忠谋一开始就在按世界顶尖科技水准操作台积电。当年，英特尔认证时一口气提出了200多个刁钻的问题，台积电24小时不眠不休地克难攻关，所以才把单子搞定。2016年，台积电的研发费用超过22亿美元，而且这么大的投入，只为制造技术这一件事。

但代工是有人给你单子才会有生意，因而你的技术多半是跟着客户走。跟着走，你可能就落后最先进一步。当台积电成功后，不少人也打起制造代工的主意，甚至希望取代其地位。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一度也让台积电处于被动。

如何走向主动？张忠谋给出四个办法：锁定客户、坚守阵地、设置障碍，永远创新。具体到技术上就是，不等客户招呼我、需要我，我就先按自己对行业趋势的预测，把更领先的技术搞出来，然后用这个“更领先”让你主动选择我，继而依赖我，最后离不开我。

这种紧跟甚至领着半导体产业走的技术变革，不但让台积电获得持续成功，高利润，还让台积电推动行业大跨步发展。最近这些年，移动智能浪潮是半导体产业的核心增长极，台积电正是最重要的推动者。东、西半球引领智能手机芯片设计的两大巨头——高通与联发科，都是靠它的制造迅速崛起的。

最近两年，台积电还搞出一个“夜莺计划”，在之前三班倒、连轴转、24小时生产不间断的基础上，推行三班倒、连轴转、24小时不间断的研发。这让一些员工甚至旁观者都受不了，但已经80多岁的张忠谋并没有丝毫手软的意思。而且，他不但要求三班倒，还要求班班都要做出最高效率。

他说，工作产出来自“投入”乘以“效率”，效率才是关键。“别人工作50小时，你比他多做20%变成60小时，但他的效率比你高30%，成果还是比你好。”

企业家该如何追求成功？张忠谋的回答是：方向、策略对了以后，雇对的有能力的人，把好的正确的理念灌输给他们，让他们相信你的方向，让他们去做。

张忠谋认为，企业的策略分两大部分：大策略和小策略，大策略要看趋势，小策略要看客户和对手。

张忠谋说，大策略要靠领导人的洞见，洞见来自于不断地想未来、规划未来。但和很多一谈未来就要做百年老店的企业家不同，张忠谋对未来的定义并不那么遥远。他说：“在科技界，你不能不为将来想，但也不能为太远的未来打算。如果为太远的将来着想，往往是徒劳无功，白花很多钱、很多精力。”他的结论是：“所谓前瞻性，台积电顶多做到未来五年。”

张忠谋的小策略是从客户和对手中找关键痛点然后精确打击。台积电初创时的竞争者，是东芝、日立等日本企业。其产品及合格率和台积电不相上下，但有大弱点：以代工为副业，还要求客户技术授权，在市场上跟客户竞争。张忠谋据此定出两个小策略：对外，不和客户竞争；对内要有弹性，尽量配合客户需求，并且把这两个都针对不同客户做到极致。

大策略、小策略，都需要创新的支撑。

如何才能有创新的思维？张忠谋的办法是，多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多阅读、多观察、多思考，尤其是多联想——遇到什么事情，要把自己带入其中去设问：这对我会产生什么影响？那我该怎样？

他说：“联想”是创新的开始，联想能力丰富的人，创新的可能性就大。

策略既定之后，追求完美，铁腕强势，是张忠谋一贯的作风。他不容下属不思进取，更不会在你咬牙坚持时同情说，哎呀，这么辛苦啊，那算了，慢慢来吧。在台积电，不少人跟张忠谋开会，进门前是要深呼吸、压压惊的，甚至有人带着药上阵。他认为错误的报告，会直接给你摔到地上。

舍得分钱分利，则是张忠谋这么强悍，还有人拼命跟他干的原因。早年，他就争取到董事会每年拨出利润的20%作为员工红利。2013年，他还废除以股票形式发放分红的规定，改为100%用现金。除常规性激励，每个重要战役，张忠谋也都采取特别措施重赏勇夫，比如“夜莺计划”，所有加入该计划的员工，都是底薪加30%、分红加50%。

有人问他，你如何留住人？

他说，善待员工而已。

与大陆的任正非有些相似，张忠谋不喜欢混圈子逗闷子，也不称兄道弟、拉帮结派、走后门搞政商关系，更不投机倒把或钻法律的空子。

和任正非一样，他也有点知音难觅，而且并不在意：“我知道很多人不喜欢我，但我并不准备改变”。

和任正非不同的是，张忠谋不拒绝媒体，并且喜欢公开自己的见解，似乎也比任正非更多生活的乐趣。他一个字一个字手写了一部自传（上），据说正在准备自传（下），至今保持着从小就有的文艺爱好，看文学典籍，听古典音乐，看歌剧、话剧。他还到大学授课，认认真真准备教材，每次开课座无虚席。

张忠谋说，自己对金钱、权力和荣耀并不轻视，但也不把它们看得很重。“老实说，荣耀也是过眼烟云，鼓掌很快就会停止，这种情形，我看得很多。”

有人问他眼中优秀的企业家是怎么样的？他说：第一要求是诚信、道德。能力当然重要，但没有道德，就算成功也只会成为社会的祸害。

与很多人强调依靠文化推动公司管理不同，张忠谋强调通过管理来建立企业文化。他说，文化只是结果，核心还是management（经营管理）。

张忠谋一直在谋求布局大陆的机会，并于2016年3月迈出重要一步：与南京市政府签订了投资设立一座12寸晶圆厂及设计服务中心的投资协议。

2016年6月7日，该项目举行了动土典礼。张忠谋亲自出席，他表示，台积电要将“开放创新平台”生态系统导入大陆，对大陆半导体产业助上一臂之力。

今年9月12日，台积电南京举行了晶圆16厂（南京厂）进机典礼，张忠谋在致词时表示，台积电南京厂是大陆第一座能在本地量产16纳米制程的重要基地，南京厂将会使大陆在地晶圆代工水准大幅提升，完整的设计生态链将帮助大陆积体电路设计业的成长。

但今天，张忠谋真正操心或者担心的，已不是产业布局这些事，而是另外的大问题。他曾说——任何组织，领导人都是最重要的因素。

在华商韬略（微信ID：hstl8888）第一次采写张忠谋的2005年，74岁的他就开始了交班：辞去台积电总执行长职务，并任命跟随自己多年的得力干将蔡力行接任，但这次交班最终让他失望并以失败告终。

2008年金融海啸期间，蔡力行不但未能领导台积电应对好形势，甚至还一度滑向深渊。2009年第一季，台积电的营业收入比上一季跌了差不多40%，毛利率跌到20%以内。更惨的是，整整一季，台积电的产能利用只有4%。

张忠谋受不了这个，于是动议董事会，罢免了蔡力行，将权柄重新收回自己的手中。而据台湾媒体报道，真正让他下决心的，并不是业绩不好，而是蔡力行解决问题的办法。甚至，他是因为接到一封被辞退员工的父亲写给他的信。

台积电长期推行一项人力优化计划，每年针对绩效考核最后4%的员工特别管理。蔡力行上任后，渐渐将这项原本旨在提高人力素质的制度，变成将最后5%员工“自愿离职”的“变相裁员”，甚至还为达到裁员目标，简单粗暴执行的形式主义。

张忠谋接到的那封信中，一位被辞退员工的父亲恳请他不要裁掉自己的儿子。一番调查后，张忠谋了解到这位已服务台积电10多年的员工一直表现优异，还曾进入前10%的奖励计划。这次是部门为了必须完成“淘汰”5%的任务，所以因为妻子怀孕，需要处理很多家务，而被主管加入到淘汰的名单。

人才和团队素来是张忠谋最关心的事，交班之后他也曾专门叮嘱蔡力行和人力资源负责人，裁员必须经过他的同意。但现在，他毫不知情，员工就这样被强制裁员，而且还是假借考核、实为裁员，有违诚信原则的错误做法。

诚信，是张忠谋在台积电强调的第一伦理。

于是，毫无商量余地，他把蔡力行撤掉了。甚至是，在了解到真相后的10分钟内，就做出了决定。

再上前线之后，张忠谋成功在危险中找到机遇，通过大手笔投入研发向移动智能火速推进，开启了台积电与手机芯片设计商共同领着智能手机快速发展的时代，也为台积电赢得了崭新的未来——苹果大单的关键战役，就是从那时开打。

但岁月不饶人，转眼已是80多岁的人了，这个棒还得交下去。

于是，2013年，张忠谋再一次交班，提拔干将刘德音与魏哲家同时出任台积电总经理暨共同执行长，也让台积电进入“两个执行长”的时代。

被问到为何这样安排时，张忠谋回答，要领导这样一家公司，一个人是不行的，至少要两个到三个，并强调最终还是董事长最大，董事长只能有一个。

张忠谋认为，优秀的CEO要“先器大识广，再选择地方深。”最重要的，一定要知道如何“做生意”。“因为商业社会，讲好听是‘高度竞争’，讲难听是‘人吃人’。”

对于希望下属成为什么样的领导？张忠谋说自己从来没有建议过，也不会去建议，因为害怕刚刚讲完就有人“东施效颦”进而看不到真相。

今年10月2日，带着“两个执行长”再战4年的张忠谋，公布了他的交班计划：自己将在明年6月退休，之后，台积电将由刘德音任董事长，魏哲家任总裁。

媒体见面会上，张忠谋说，“过去三十年，创办、奉献台积电，是我个人非常愉快的时期。现在我要把余年留给自己和家庭。”

按照公布的计划，明年6月，这个拿着烟斗，听着巴哈，读着莎士比亚的一代产业巨人将彻底告别舞台。一旦强势有为的创始领袖落幕，企业便落于平庸甚至衰退，这样的案例不在少数。台积电是否能成功破题，还要时间去检验。

而这样的难题，对台湾，对香港，对大陆而言，也都是越来越重大的课题了，甚至，留给创一代的人解决问题的时间也都越来越少了。

那些披荆斩棘、创造奇迹的人；那些在最艰苦的环境最勤劳不屈的人；那些晴天抢干、雨天巧干、白天大干、晚上加班干的人；那些欧洲人每天工作五个小时，他们每天工作十五个小时；那些印度人躺在恒河边等下辈子时，他们“只争朝夕”的人；那些不是某些人，而是整整一代人，两代人，用青春、梦想、汗水和热血，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人，正在连同他们的奋斗与拼搏精神，甚至是他们创造的奇迹渐渐老去……

他们之后的人，还会那么勤奋，那么奋斗，那么“只争朝夕”吗？这不是一个时髦的经济和产业话题，但却是一个关系着经济和产业的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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