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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真的是忙不过来。” 

在悉尼经营着一家科创公司的Nick（化名）告诉澳洲财经见闻，自从新州解除封禁以来，他就整天忙于接待寻求互联网解决方案的客户、处理公司业务，有时甚至连用午餐也不得闲。

随着新业务的不断涌入，一个月前对于未来还是满脸愁云的他，此时的语气终于松快了许多。

但疫情对他公司带来的危机并未完全消除。

“如果真的靠澳洲政府发的那几千块补助，哪能有什么用啊？” 

Nick感慨道，“这些年在澳洲做科创公司真的太不容易了。因为澳洲政府的不支持，那些发展好的公司早就都去美国或中国了，转了一圈再回来就成了澳洲的骄傲。”

他补充，比如最近在马斯克的Space X火箭发射中作为重要程序参与、由两个澳大利亚年轻人最初以1万澳元信用发起的创业公司传奇Atlassian，就是一个再好不过的“曲线救国”的例子。

Atlassian联合创始人Mike Cannon-Brookes / 来源：Business Insider

回忆起当年的选择，Nick似乎仍然有些意难平，“其实我当年也有去美国发展的机会，但为了等PR就一直留在澳洲了。”

正如Nick所言，澳洲科创企业的恶劣生态环境并非一日炼成。

事实上，自从2016年联邦大选以来，“创新”对于澳洲政府而言就已经成为了一个不可说的“禁词”。这可以追溯到当时联盟党政府自曝前总理特恩布尔（Malcolm Turnbul）的创新议程就是一个“政治失败”，既受到了能源政策的拖累，也没能出一个有效方案。

然而，考虑到澳洲政府最近的180度态度大转变，以及不少科创企业由于疫情“因祸得福”、在澳洲经济中扮演了前所未有的重要角色…

这一次的疫情危机，是否会成为澳洲科创企业命运攸关的转折点？

在“创新”一词在澳洲政府所有参考议案中几乎完全蒸发的四年以后，澳洲工业、科学与技术部长安德鲁斯（Karen Andrews）在周二6月2日接受采访时，终于重新为这个词正了名。

安德鲁斯表示，“创新”在2016年大选后之所以会成为政治毒药，并不是因为它真正代表了什么，而是因为它是如何“定义与营销”的。

她补充，“在过去，创新太多都集中在初创公司或新产品上了，但与现实不同的是，创新适用范围其实应该更加广泛。”

“在新冠疫情流行期间，我们从各个企业和行业中看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弹性，也突显出了创新的真正意义——以更与众不同、更高效的方式做事。” 她补充， “这适用于所有行业的每一家企业。这场可怕的危机带来的一个积极方面是，我们被逼得变得更有创新精神。这也迫使我们接受科技和与众不同的思维方式。“

安德鲁斯部长强调，当下正是澳洲政府通过创新来重塑澳洲经济的一个好机会。

她说，“我相信，如果我们继续拥抱创新，尤其是利用好这场疫情危机带来的另一部分机遇，那么澳大利亚将会看到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经济增长，并将创造急需的就业机会。”

对于过去澳洲政府与科技部门之间在合作上的缺乏与失败，安德鲁斯尖锐地指出了关键问题所在，“该部门和政府没有朝着同一个方向发展，也没有利用各自正在进行的投资。”

“这一点在疫情中得到了加深，我一直在与该行业共同努力——从大型科技公司到风投，为未来的发展指明道路。”

实际上，安德鲁斯部长代表澳洲政府似乎“突然开窍”的一席话，其实在当下也颇有现实意味。

这场疫情已经彻底改变了澳大利亚的许多方面，体育运动就是其中之一。

比如当Hockeyroos与Kookaburras曲棍球队的队员们，在周三6月3日重回珀斯曲棍球场训练的时候，一切都将不同往昔。其中一个巨大的转变，就是队员们将使用一个名为Rosterfy的电子追踪软件。

该软件公司联合创始人梅里曼（Bennett Merriman）表示，“队员们将使用我们的签到与签退追踪系统。” 他补充，“他们在训练结束后可以获得报告知道有谁在那里，以便于追踪疫情期间的接触对象。”

颇具知名度的澳洲曲棍球总裁库普斯顿（Toni Cumpston）表示，使用电子系统可以消除运动员和工作人员接触同一支笔和文件的风险，“它还提供了一种更简单、更方便的方式来监控和跟踪出席情况和其他细节。”

梅里曼表示，鉴于澳大利亚体育部希望全国各地机构都能创建类似的系统，该公司很有可能将获得更多的新业务。

人们的希望在于，如果像Rosterfy这样的初创企业能在澳洲恢复运转，那么澳洲经济也是一样。

实际上，初创企业已经并持续将会为澳大利亚提供成千上万的工作岗位。

据德勤经济研究所公布的一份最新报告显示，2019年维州的初创部门估计总值约为46亿澳元，为1.9万人创造了工作。该部门向维州经济贡献了0.6%，与艺术业的经济贡献持平。

该报告显示，维州的初创生态圈具有在未来20年内为维州创造额外1.5万份岗位的巨大潜力。

“如果在这个生态生长上给予合理的维持与关注，那么初创企业将会成为维州未来经济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授权调查这份报告的委托方——位于维州的初创机构LauchVic的首席执行官康妮可（Kate Cornick）这样说。

实际上，德勤的这份报告也印证了政策研究机构Startup Genome在上个月公布的一些研究发现：

据估计，在2016年至2018年，全球创业经济共创造了高达2.8万亿美元的市值。

然而不幸的是，这一部分宝贵的经济价值可能正在受到现实的考验与侵蚀。

Startup Genome的报告显示，自去年12月疫情危机爆发以来，全球风险资本融资已经减少了约20%。

中国是首个遭受新冠病毒危机打击的国家。今年1月和2月，中国的融资规模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下降了50%以上，虽然在3月份出现了小幅反弹，但这一数字仍低于疫情爆发前的水平。

该报告总结出了一个“坏消息”：

目前全球的每10家创业公司中，就有4家位于所谓的“警戒区”——这些公司只有能支撑三个月甚至更短时间的现金流。

这也意味着，如果在这段极为有限的时间内不能筹集到更多资金，那么它们就会倒闭。

而另一个更坏的消息是：

疫情过后，对于这些已经面临生死存亡之际的创业公司而言，找到“接盘侠”甚至变得更加难上加难。

不过，对于一些更加幸运的澳洲创业公司而言，疫情实际上反而成为了“大展拳脚”的一个好机会。

面向医疗从业者开发的电子管理系统Halaxy的联合创始人哈德克（Alison Hardacre）表示，澳洲医疗业在此前讨论向电子医疗转变其实已经长达一个世纪，但一直到3月份疫情社交隔离令才有了一个迅速的转变。

“在2月份，在我们平台上99%的医疗检查预订都是面对面的来访；但到了3月份，我们就必须将其转为了电子医疗。

在2月底至3月底期间，平台注册的医疗从业者人数也从4.2万人增长到了4.5万人。除此之外，我们看到的是，目前的医疗从业者还比以往更多地使用平台的无现金支付功能。”

哈德克补充，澳洲政府包括削减工资税和更多地支持创新的举措，都将是在疫情后时代中支持就业的关键。

就业经历分享平台Perkbox地区总裁利兹（Ben Leeds）表示，澳洲政府应向英国、新加坡等其他国家借鉴其重塑全球商业化中心地位的政策经验。这包括降低企业税率、知识产权商业化以及为未来企业家提供资金支持等措施。

“我们无法与新加坡在世界其他地区的中心地位竞争，但我们可以激励其他全球初创企业将它们的业务总部设在亚太地区。”

利兹补充，“这样一项彻底的政策调整，将会使我们与新加坡在就业激励、税收减免方面处于平等竞争环境，这也可能会让澳大利亚在未来几十年内走上发展的正轨。”

有人说，在美国创业是“从0到1”，在中国创业是“从1到N”，但在澳洲创业，绝大多数人都停在了0的阶段。

2018年来自CGU的一项“雄心指数”（Ambition Index）研究显示，53%的澳大利亚人（约900万人）曾在过去五年中想过创办自己的企业，但是只有10%会在未来两年内创业。很多人都未能将这一梦想付诸实施。

这份研究数据还显示，34%的澳大利亚人感到他们无力将梦想变为现实；44%的澳大利亚人说，他们因为担心失败而放弃逐梦。

还有一个更令人震惊而扼腕的一个事实是，27%的人表示，他们不会为了实现梦想做出任何牺牲。

参考来源：

https://www.abc.net.au/news/2020-06-02/hockeyroos-and-kookaburras-train-post-covid19-with-startup/12307758?section=business

https://www.afr.com/technology/covid-19-elevates-innovation-off-the-government-black-list-20200529-p54xu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