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社会一系列矛盾的激化，推动了特朗普和欧洲一系列右派政党上台或得势，这被广泛地解读为西方政治的民粹化和向右转。

然而西方向左转的呼声同样高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今年2月5日发表的国情咨文中惊呼：“ 我们对在我国实行社会主义的新呼声感到震惊。”

美国29岁的民主党女众议员考特兹（Alexandria Ocasio-Cortez）就是在美国宣传社会主义的干将。考特兹出生于一个下层波多黎各人家庭，凭借奖学金和贷款进入波士顿大学。

2008年她刚毕业就去了奥巴马竞选团队的呼叫中心工作。去年她还在一家墨西哥餐厅做服务员，借助“全新议会” 运动（ Brand New Congress），她一举击败民主党在纽约的第三号人物成为民主党众议员。

有人把考特兹比作奥巴马，有魅力，激情四射。但她比奥巴马年轻一代，和奥巴马一样从名不见经传一下子跃入美国政坛的中心。考特兹已成为民主党的头面人物之一，在明年民主党和特朗普对决中，她一定会扮演重要角色。

虽然考特兹承认自己的经济学学得不怎么样，并断言美国议员中没几个真的懂经济学，她仍然提出了一套以偏向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为基础的政治纲领：支持大政府，大税收，通过二次财富分配调节社会收入。

她认为年收入1000万美元以上的高收入者的税率应从37.5％提高到70％。医疗和教育应该免费，监狱应该关闭。政府有责任通过低保结束贫困。

她的名言是 “我认为在美国，没有任何人因为太穷而应该死” “I don’t think any person in America should die because they are too poor to live”。她鼓动美国在下一个十年终结使用化石能源，达到零排放，全面使用电动车和高铁。

考特兹认为政府投资和税收调节是罗斯福新政的核心，是美国战胜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赢得二战，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关键。

根据这种理念，再加上当前流行的绿色环保思潮，她打造出了所谓“绿色新政”政治纲领。

她说：“在美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时期，经济增长和大幅度投资可以分开。” “任何投资，尤其是政府投资，不可能在同一年里或同一经济周期内获得完全回报，即便是企业也不可能。

在一个现代的，道德的和富裕的美国，我们应该（通过政府）确保每个美国人都能获得医疗保健，教育和住房，我们应该尽力以自己的方式（政府扩大投资和税务调整）做到这一点。”

考特兹现象反映出美国左翼，特别是年轻人对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形势发展的不满。

考特兹的诉求代表美国社会向左转的潮流，明年美国大选将检验这种潮流能否在美国占上风；这种潮流在澳洲和西方其他国家同样存在，澳洲五月的大选可以说是检验西方社会会不会向左转的一场前哨战。

澳洲各界都认为五月大选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澳洲最关键的一场大选，两大政党政治经济纲领分歧之大前所未有，无论哪一个党上台都将对澳洲的将来发生重大影响。

澳洲这次大选基本上环绕以下几个四个方面展开：

税务改革

目前澳洲所得税的税率分为4个等级，年收入1.8万到3.7万交19%，3.7万到8.7万交32%，8.7万到18万交37%，18万以上交45%。

自由党政府的税改显然有利于高工资人群。年薪20万金领的税率从45% 下降到30%，每年可少交3万的税；而年收入4.5万的税率只是从32%下调到30%，区区2%微不足道。

工党准备对高收入者，投资房产者和持有公司分红的退休人员征收更多的税，通过这一系列的“转移支付，二次分配”手段，实现向低收入者减税，同时增加政府福利开支，又做到消灭赤字还清债务的承诺。

自由党对工党的税改提出一系列反驳，说工党的方案不是减税而是实质上的增加税收，不利于投资和激发劳动者积极性，是对勤劳致富的中产阶级的打击；有可能使澳洲资本和人才外流。

另外自由党强调其税改方案并没有违背高收入多交税的原则，例如按30%税率计算，年收入20万所交的税（6万）远远多于年薪4.5万护士的税（1.3万）。

劳资关系和工资制度

澳洲上世纪普遍实行行业工资制度，行业工会经常发动行业性的罢工争取提高工资，经常性的罢工胜利使行业工会在工资上有很大的发言权。

这种情况目前在澳洲国有经济体系中（既通常所说的政府工）仍然存在，例如警察工会，护士工会，铁路和公交工会，教师工会等等。

自从上世纪90年代起，主要在自由党政府的推动下，澳洲工资制度不断改革，企业内职工联合或自行和雇主谈判逐渐成为私有企业的主要工资制度。

随着行业工会在工资谈判中地位的下降，工会力量和工会会员人数随之下降。职工—雇主谈判工资制度客观上有利于防止工资全面性的显著增加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澳洲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日益增高带来了澳洲工资制度的第二个显著变化。

服务业需要周末上班，如果按照原有的周末加班费标准工资成本会很高（星期六加班前2小时的加班费为原工资1.5倍，后续时间提高到2倍，星期日加班费为原工资2倍）。

2017年二月自由党政府通过多次努力通过了一项法律，服务餐饮业和零售业周末加班费可以减少。这被广泛认为是一个突破口，不仅对澳洲服务业，而且会对其他行业工资制度产生重大影响。当然下层工薪阶层对此是不满的。

在这种情况下，工党今年大选纲领中突出了工资制度问题，工党领袖肖顿更是宣称2019大选将是一场有关工资的全民公决。

肖顿表示工党上台100天内将恢复原来的周末加班费制度；肖顿提出了生活工资（living wage）概念，要为一百二十万的低收入职工涨工资。目前澳洲最低工资是3.8万。

而自由党认为澳洲最低工资18.9澳元小时已经是发达国家中第三高了，仅次于卢森堡和法国。如果工党恢复周末加班费规定和提高最低工资将大大提高澳洲人力成本。这对澳洲服务业和其他产业都将是致命打击。许多小企业，小商店的周末服务将难以为继，失业会大量增加。

环保政策

2015年澳洲自由党特温布尔政府签署了巴黎气候大会协议，承诺到2030年时，澳洲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在2005年的基础上下降26-28％。这个目标仍然是自由党本次大选在能源环保方面的纲领。

工党的承诺是203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少45％，新能源占供电总量的50%，到2030年电动汽车占新车销售50％。

工党和自由党减排计划都涉及到建立一个清洁能源基金和减排市场。政府将给企业，农场等机构核定一个减排额度。低于这个额度，企业和农场可以把减排指标卖给减排市场。相反企业也可以向减排市场购买排放指标维持生产。

工党的清洁能源基金达100亿澳元，远超自由党政府的25亿澳元。另外电动车目前只占新车销量的0.2％，如果要在未来十年达到50％这个目标，政府必须作出大量补贴。工党计划还包括现金资助家庭安装储蓄太阳能的电池。

自由党碳减排计划折算为实际减排二氧化碳3亿吨，工党为13亿吨，这必然带来成本。根据相关模型（Brian Fisher），自由党减排计划下的电力批发价格为每兆瓦93澳元，因成本提高会流失80,000个工作岗位，实际工资总量下降2％。工党新能源计划下的电价将达到每兆瓦128澳元。工作机会流失 340,000个，实际工资总量降低8.5％。

因为过度强调新能源，澳洲许多老煤电厂在过去几年里不断关闭，影响了电力供应，澳洲成为全球电费最贵的发达国家，拖欠电费而被停电的家庭比例不断上升，夏季用电高峰时经常发生大面积停电。有澳洲议员称澳洲成了用电的第三世界国家。

自由党攻击工党和绿党毫无道理的推高了澳洲减排目标。一部分保守派人士认为澳洲只占全世界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1.3%，既便澳洲达到巴黎大会承诺，但只要中国和印度继续保持排放的速率，世界二氧化碳总量不会减少。他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澳洲工党和绿党过度推崇环保是自我束缚，是自杀行为。

工党领袖在回击自由党和保守派媒体的质问时，强调工党在减排上的实际支出和自由党的一样多。之所以工党敢作出如此判断是认为环保上的投资会接受和创造新技术，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和税收。不能仅仅把投资新能源看作是消耗。

无论是自由党还是工党的环保政策，特别是工党的政策，都将极大地改变澳洲经济面貌。

移民和难民政策

表面上澳洲工党和自由党在移民和难民政策上的分歧最小，两党都申明保持严厉的边界控制，打击人口走私，并以尊严和人性的态度对待真正的难民，但在具体处理有关移民和难民的问题上，两党角力激烈。这种角力首先表现在两党利用社会舆论向对方使绊子，争取获得大选的优势地位。

澳洲Essential Research去年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54％的受访者认为澳大利亚的人口增长过快（只有4％认为过慢），64％的受访者认为过去10年里移民数量多了，37％的人认为移民数量太多。

工党，绿党和澳洲左翼势力宣称，基于民间对移民数量的担忧，自由党经常性的利用移民问题炒作。例如保守势力经常渲染在马努接受调查和处理的难民是强奸犯，杀人凶手和恋童癖者，如果允许难民进入澳洲大陆，难民就会从澳大利亚人那里夺取工作和就医机会。

去年工党推动议会通过了一条法律，允许经两名医生的同意，马努岛上接受调查和处理的难民可以前往澳洲看病。这被澳洲保守力量引申为是工党放松对难民入境控制的举动。

相对应的是，自由党攻击左翼势力把人口政策，难民入境和边境保护的合理辩论和种族主义混淆起来。使得高加索人种（白种人）难以对如何定义和发展多元文化发表不同意见，动辄把这种不同意见视为种族主义。例如近来发生在悉尼大学的一次学生活动中，支持自由党的白人学生被剥夺发言机会。澳洲有民间机构向大学捐款建立基督教文化研究中心，但很多大学拒绝设立这个中心，认为捐款机构的某些要求有种族主义倾向。

新西兰基督城恐怖袭击事件又是一件引发两党在移民和难民问题上角力的事件。左派总是试图把自由党的民族，移民政策与这件种族主义恐怖袭击事件联系起来。而自由党则强调保护边境的决心和成果，同时指出澳大利亚遵循人道主义，是位于美国和加拿大之后的全球第三难民接收国。

按照保守派的解释，澳洲工党2019大选的许多政策，例如杀富济贫般的税改，提高最低工资，扩大清洁能源投资，有违背市场经济原则之嫌，甚至可能危及澳洲经济的长远发展。

但即便这样，为什么工党仍然在各种民调中保持优势，尽管这种优势不大？

这根本上涉及到大众对澳洲实行的西方政治经济制度的信任。

资本主义本质上必然分化社会，造成贫富差别，狄更斯笔下的早期资本主义充满欺诈和剥削。然而经过数百年演变，特别是二战后，基于以下条件西方资本主义达到了和谐发展的高峰：

但全球化以来以上情况发生很大变化：随着资本和技术流向发展中国家，西方赚取超级利润的能力下降，不少国家的高工资和高福利难以为继。

而西方国家内部的党派之争，为了讨好选民未必能开展真正的改革，反而形成了好多“政治正确”加重了企业成本，进一步导致资金和技术流向发展中国家。

德国前外长费雪近来在报业辛迪加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在大多数西方国家里，辛劳工作的中产阶级越来越觉得战后形成的社会共识和契约精神不再有效。努力工作不再能确保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的稳定提高，大众充满不满。

这种不满使得西方人民开始对国家管理体制的信心发生怀疑。

澳洲政坛和媒体上出现了一个新名词“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 意味着社会按照财富标准，社会层次，族裔来源，意识形态，划分成不同的板块。总体而言西方社会对形势的反应可以分成两个方面：

第一种是特朗普为代表的以民粹和民族主义为基础的美国优先理念。

从建制派的角度看，特朗普理念与正规的市场经济理论并不相符。特朗普理念的核心是政府干预，通过减税使得制造业回归；通过提高关税刺激本国制造业和农业，通过边境政策控制非法移民，为本国人民提供就业，通过外交压力逼迫盟国提高军费而减低美国国防开支。都是政府看得见的手在操作。

第二种是西方左派，既社会民主主义派的反应。

从考特兹的绿色新政到澳洲的工党政策都鲜明地体现出对传统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不满和质疑。

在左翼眼中，世界上的问题首先是资本力量太强大，在占领华尔街的运动中，他们打出了百分之一和百分之九十九的概念，宣称“美国1%的富人拥有着99%的财富。我们99%的人为国家纳税，却没有人真正代表我们。华盛顿的政客都在为这1%的人服务。”

左翼人士还认为资本为了赢利，大量砍伐亚马逊和印尼的森林，在世界各地大肆排放污染物，破坏了臭氧层，造成全球气候变暖和海平面上升，威胁到人类和世界的生存。

美国民主党和澳洲工党都代表中下层阶层和新移民的利益；近年来在澳洲地位不断上升的绿党则代表着反资本势力，这种势力在大学青年人和新移民中非常有市场。工党，绿党和其他激进的社会民主主义势力在澳洲被统称为左翼的进步主义。

这次大选也是一次和选民年龄高度相关的大选。

根据经济评论员Robert Gottliebsen和人口学专家Bernard Salt的观察，占选民总数36%的7百30万澳洲80-90后，年龄段在18-37岁，更关注环保政策，降低房价，增加工资和加班费。

显然，全球化后出生和成长的澳洲80-90后，对社会的不满要远远超过他们的前辈，他们中很多人缺乏稳定的工作，面对高房价，两极分化和环境污染自然选择工党。相反工党的政策对比较富裕的年龄在58-77岁的婴儿潮一代不利。

澳洲知名评论员Paul Kelly 认为到目前为止，尽管工党表明要增加税收，但反对的声浪并不高涨，相反自由党提出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减税计划也没有造成轰动效应。工党在健康，医院和癌症治疗上增加开支的计划使得自由党减税的光环失去光辉。年轻一代对工党可能导致经济衰退风险的政策并没有产生高度关注。

调查表明，悉尼和墨尔本接近三分之一的千禧一代（31％）出生在亚裔家庭。亚裔千禧一代相对应其他在澳大利亚出生的千禧一代更可能持保守主义观念和价值观，他（她）们更多地从父母那里获得房产和结婚组建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