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巴菲特的一场十年赌约

对冲基金（也称避险基金或套利基金），意为“风险对冲过的基金”，起源于50年代初的美国。近年来随着各大金融市场的动荡不安，对冲基金也越来越受到投资者们的关注。

除了极高的门槛与背后操作的神秘性之外，人们津津乐道的还有“股神”巴菲特的标普指数曾与Protege Partners的对冲基金“龟兔赛跑”的一个十年赌约。

十余年前，巴菲特与一家名为Protege Partners、主要向对冲基金提供融资的基金公司打了一个“为期10年”的赌，并表示在2008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的后续10年中，标普指数的盈利表现将会超过Protege Partners公司扣除所有管理费、成本及其他费用后的净收益回报。

为了让这一赌局成为现实双方还同意，输家最后要向赢家选择的慈善机构捐献100万美元的资金。

巴菲特与对冲基金赌约 / 来源：Long Bet

在2017年的年末，巴菲特公布了9年来双方的成绩单。在历年累计的基础上，标普指数已经以超过Protege Partners公司净回报40%的收益完胜这家公司。

事实上自从立下赌局，巴菲特选择的指数基金平均年增长率为7.1%，而同期资产管理公司Protege Partners 选择的5支对冲基金平均年增长率仅为2.2%。

“我相信这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次投资课”，巴菲特表示，“世界上没有一位理财师会告诉你，你只需要去买一支标普指数基金，然后在未来50年里坐等收益”。 

巴菲特（Warren Buffett） / 来源：USAToday

他补充，“如果采用这种投资建议方式，你就不可能成为一位理财师。当然，采用这种方式你肯定也无法获得管理费用”。

虽然Protege Partners的对冲基金在盈利上惨败给了标普指数，但是《纽约时报》最近却曝光了一支具有惊人盈利能力的神秘对冲基金——它在过去30年里创造了数亿美元利润；其旗舰产品更是在2000 - 2010年平均回报率超过9%，远远跑赢了标普500指数。

事实上，这支目前管理规模已达123亿美金的神秘对冲基金，还与“全球咨询管理巨头”麦肯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来源：Daily Marverick

麦肯锡（Mckinsey & Company）是一家全球知名的全球管理咨询公司，自1926年在美国创建以来，在全球44个国家有80多个分公司，共拥有7000多名咨询顾问。 

根据官网信息，麦肯锡在全球有约2000名机构客户，其中包括全球百大公司中的90家。此外，麦肯锡还为三分之二的顶级矿业公司、超10家大型航空公司和约60家大型银行提供咨询服务。

但是不为人知的是，麦肯锡的内部其实一直“秘而不宣”地运行着一家名为MIO的对冲基金合伙公司。

2月19日，《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针对麦肯锡和MIO的长篇报道，历数麦肯锡及其旗下对冲基金存在的隐瞒利益冲突、内幕交易等数宗罪状，并质疑了MIO与一家离岸资管公司之间的关系。

至此，这支一向低调运作的对冲基金彻底暴露在了大众的视线之中。而在此之前，甚至很多麦肯锡的客户都不知道这支基金的存在。

麦肯锡不会披露客户的身份——而那些向麦肯锡寻求管理咨询建议的客户们，可能包括首席执行官、首相，甚至王室成员们。

除了掌握着可以影响市场命脉的各大公司发展策略以及政府机密信息之外，麦肯锡的这个对冲基金的投资活动也往往是在秘密中进行的。事实上，MIO所管理的约123亿美元资产中，有相当一部分隐藏在一个位于英吉利海峡的“避税岛”的一堆空壳公司背后。

因此，麦肯锡的咨询工作与该基金之间存在的联系，也常常隐藏在一片黑暗之中。

麦肯锡官方称，该基金的结构和运营方式，确保了其员工投资者不会从公司获得的内情和咨询建议中获益。MIO对冲基金的经理与麦肯锡的顾问之间没有合作关系，MIO约90%的资本由第三方外部基金管理，其中包括威朗制药的投资。

“对于管理的绝大多数资产，有关具体投资的决定都是由第三方管理公司做出的”，该公司在一份声明中强调，“MIO和麦肯锡在人事上是分开的”。

然而这份说辞却日益受到了一桩桩诉讼与美国司法部的公开挑战。

2018年，美国退休破产顾问 Jay Alix 指控麦肯锡未能全面披露其破产工作中的利益冲突，存在欺诈行为。自己创立了一家咨询公司的Alix称，麦肯锡隐瞒了潜在的利益冲突，而这些利益冲突可能会使麦肯锡在某些情况下失去担任破产顾问的资格。

被Jay Alix 起诉的麦肯锡公司全球管理合伙人 Dominic Barton / 来源：Gian Ehrenzeller/EPA, via Shutterstock

此后，美国司法部旗下负责监督破产体系的部门USTP（U.S. Trustee Program，美国受托人计划）进行了相关调查。

事实上，诉讼中还披露了“麦肯锡的破产业务负责人是该对冲基金的董事会成员”的内幕。被确认为MIO董事的11人中，有9人为麦肯锡现任或前任顾问。“这是我所见过的最严重的指控，”法官凯文·R·许内肯斯(Kevin R. Huennekens)说。

近日，USTP公告称已与麦肯锡达成和解。麦肯锡同意在三起破产案中支付1500万美元，“以弥补相关信息披露不足的问题，并披露更多信息”。

USTP称，这是因涉嫌不遵守披露规则的破产专业人士中支付的最高金额之一。

据彭博社报道，这1500万美元将由麦肯锡为其提供破产咨询的三家公司平分，并且受托人还同意了不参与其他11宗麦肯锡担任法庭批准顾问的破产案的调查。

而这1500万美元对于麦肯锡曾经收取的巨额顾问费来说，不过是雁过拔毛罢了。根据法庭记录，麦肯锡的破产部门曾从这14起案件中收取了1.4亿美元的顾问费用。

麦肯锡在一份声明中指出，“选择和解”并不代表“承认自己有责任或不当行为”，并称公司同意和解是为了“继续前行，专注于为客户服务”。

虽然受托人已和解，但是Alix却仍然锲而不舍地行走在这条与麦肯锡的诉讼之路上… 

“执着”诉讼麦肯锡的Jay Alix / 来源： Bloomberg

此外，利益冲突还有可能还隐藏在政治环境中。《纽约时报》称，随着麦肯锡的政府咨询业务日益扩展至全世界，涉及大宗商品、外汇和政府债券直接投资因对政府政策高度敏感，导致了潜在的利益冲突。

《纽约时报》披露，在麦肯锡为岛国波多黎各提供债务咨询的同时，MIO基金还投资了该国债券。

一份列举了为麦肯锡旗下基金所持有的波多黎各债券的破产索赔文件（照片中标记黄色的两列为其面额以及索赔金额）/ 来源：《纽约时报》

通过对基金的前任管理人员与股东的采访，以及对包括法庭文件、招股说明书以及梳理泄露的离岸记录在内的数千页文件，《纽约时报》发现，该基金投资涵盖了从陷入丑闻的威朗药业到尼泊尔赌场的诸多项目，其中甚至包括入股了一家基金，而该基金还曾贷款给一个中国富商——也是中国最有名的在逃犯之一。

曾经掀起热议的国产电影《我不是药神》中，描画了一些制药企业为谋取利润不惜一切代价，控制市场、哄抬药价的丑态。

来源：《我不是药神》剧照

“艺术，永远源自生活”。2014 - 2015年期间，美国制药企业威朗（Valeant Pharmaceuticals）一度成为华尔街机构和资金追捧的对象。 

而前CEO皮尔森的公司运营思路，靠的是他在担任麦肯锡制药行业负责人期间推敲出来的一个想法：不把资金投入在新药开发上，而是集中收购现成的制药商，然后大幅上调相关药价。

J. Michael Pearson, 威朗制药前CEO / 来源：Fortune 

根据美国参议院对威朗制药的调查显示，威朗在从竞争对手的手中收购异丙肾上腺素（Isuprel）和硝普钠（Nitropress）之前，曾向麦肯锡寻求咨询服务。而麦肯锡的报告称，这两种药物具有“重要的定价潜力”。数十年来，急诊部的急救推车上都一般备有这两种心脏药物。

收购之后，威朗将异丙肾上腺素和硝普钠的价格分别上调了720%和310%。

《纽约时报》称，麦肯锡与威朗关系紧密，其中包括Pearson在内的4名Valeant高管都曾在麦肯锡任职。而在麦肯锡的顾问们2014年底为威朗出谋划策时，MIO的两只基金Compass TPM和Compass Offshore TPM通过Visium Asset Management（这个基金很快就因为内幕交易丑闻而崩溃）购买了威朗的间接股权。

2015年初，MIO的另外两只基金也通过另一家外部对冲基金Aristeia Capital购买了威朗的股份。

Aristeia在一份声明中辩称，在《纽约时报》接触之前，根本不曾了解麦肯锡曾为威朗提供咨询的内情。声明称，“Aristeia从未向MIO寻求有关潜在利益冲突的信息”。

麦肯锡则在声明中说，其对冲基金“没有参与基金的第三方管理公司Visium和Aristeia的投资决策”。

据悉，威朗已改名为博士健康(Bausch Health)，该公司表示，自2016年5月以来从未得到过麦肯锡的并购咨询服务。

特拉法加庭院（Trafalgar Court）坐落在风景如画的圣彼得港（St. Peter Port），是一座令人过目难忘的现代化办公大楼。 

Trafalgar Court  / Northern Trust

在大楼内部，数百名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有一项决定了“根西岛的命脉所在”的工作任务——向外界隐藏数十亿美元。

这里是总部在芝加哥的资产管理公司北方信托(Northern Trust)的根西岛总部。而它旗下的Barfield Nominees公司可以为任何客户提供极其保密的财产托管服务，托管的资产仅仅通过系统数字标记。

虽然可以将Barfield Nominees与麦肯锡对冲基金联系起来的文件很少，但是仔细考究之下，MIO的资金可以追溯一些不寻常的地方——像尼泊尔加德满都赌场这样称为“百万富翁俱乐部”的地方。

来源：Casino Archives

此外，MIO还有三笔用该系统数字标记的投资——另一端联系上的则是实体投资总部位于香港的资产管理公司PAG（其前身为太盟投资集团）。

2008年，太盟曾在一名中国房地产富商身上押下重金。这名富商在当年北京夏季奥运会举办地附近拥有一座巨大的办公和豪华公寓大厦。法庭记录显示，该公司向这名富商控制的一家公司提供了3000万美元的贷款。

PAG表示始终没能收回这笔贷款。事实上，这名富商在中国还面临着行贿与强奸的指控。他早已从中国逃往纽约。法庭记录显示，PAG于2017年在纽约一家法院起诉他，称他欠该公司约8800万美元。

这名中国富商，实际上就是臭名昭著的“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报在逃人员”——郭文贵。

郭文贵“家族洗钱案”涉案金额329亿港币，香港警方要求星展银行冻结相关公司5个账户 / 来源：BBC

自2017年8月以来，郭文贵为在美国寻求政治庇护，还编造了大量虚假的“中国政府机密”信息并网上进行所谓 “爆料”。

《纽约时报》披露，多年来，麦肯锡都间接地通过PAG而成为他的债权人之一。而这种利益关系通过Barfield而得以隐藏。麦肯锡称，该公司与郭文贵没有直接的商业往来。

麦肯锡在声明中强调，使用离岸公司的决定不受其对冲基金的驱使，而是“受我们的托管人和投资类型”——基金，而非交易证券所驱使。

来源： Tax Justice Network

但英国税收正义网(Tax Justice Network)的创始人约翰·克里斯坦森(John Christensen)向《纽约时报》表示，麦肯锡使用根西岛这种避税天堂的做法，与其传播企业最佳实践的使命存在冲突。

曾为邻近的避税天堂泽西岛担任经济顾问达11年之久的克里斯坦森表示，“我想不出任何合法、真正的经济理由来使用这种地方”。

有意思的是，在《纽约时报》刊发报道之后，麦肯锡的反应十分迅速，在其官网的媒体中心页面头条位置一连挂出两份关于MIO的声明： 

来源：麦肯锡官网

波多黎各金融监督与管理委员会委托第三方出具的独立报告指出，“麦肯锡和MIO有多种互补和重叠的政策，旨在避免利益冲突”。这些政策包括一个严格的“信息壁垒”，确保公司的咨询业务不会与MIO共享机密信息，反之亦然。

麦肯锡称，《纽约时报》的这篇报道完全具有误导性，而关于麦肯锡咨询活动与MIO之间存在利益冲突的核心主张是错误的，且根本没有实际证据支撑。

麦肯锡还强调了MIO并未如报道渲染不具备透明度，“MIO受到美国证监会SEC的监管，其总部位于伦敦的子公司受到英国金融市场行为监管局FCA的监管。MIO通常会公开披露其结构和一般投资策略。事实上，记者们似乎正是利用这些公开披露来收集文章中的大部分信息。”

这其中，到底是美国新闻媒体为了点击率“捕风捉影”，还是麦肯锡在“欲盖弥彰”，也可能只有当事人才能得知内情了。

虽然对冲基金的主流市场仍在北美，但近年来澳洲的市场也不容小觑。

在过去五年中，美国对冲基金行业的营业额增长了8.0％，在2018年的营业额达到750亿美金。在该时间段内，相关企业数量增长了1.8％，员工人数增长了1.0％。

来源：《澳洲财经见闻》根据Willis Towers Watsons于2016年进行的全球非常规投资研究报告数据整理作图

而在上个月，澳元一跃成为汇率最具动荡不安的十大货币之后，对冲基金也正在从两个方向加大对澳元的投资。

“这是交易的最佳时期之一，”Nader Naeimi表示，他在AMP Capital Investors管理的动态市场基金中持有空头头寸（交易者认为特定货币对会下跌，因而看跌汇价而卖出的头寸）。

“市场上仍然还是Risk on Risk Off的情绪，这也提供了交易空间。”

自从金融危机以来，近年来在投资界流行一个术语叫“Risk on Risk off”，用来形容两种完全对立的市场情绪。

Risk on的时候，投资者对风险没有畏惧，选择大举进入股市特别是新兴市场股市、大宗商品和贵金属市场的盛宴，购买澳元，抛弃美元和美国国债。而到了Risk off的时候，所有资金都因害怕风险逃离股市、大宗商品和贵金属市场，买入美元和美国国债。

悉尼Morphic资产管理公司负责宏观与风险的负责人Geoff Wood向《澳洲金融评论》表示，当澳元升至72美分时，他卖出澳元，并在跌至60美分时再将其买回。

而Ellerston Capital的宏观交易员Brett Gillespie最近则刚结束结束了几笔短期澳元兑新加坡元交易。他曾用这笔交易来冲去其美中贸易结果对其基金的潜在风险。

一直以来，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铁矿石出口国，澳大利亚曾被认为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代名词，并且不管是在Risk on与Risk Off期间，往往都表现良好。

因此，近期澳大利亚的贸易中备受争议的焦点非常之多，其中包括：

由于美中贸易战愈演愈烈，美联储利率上升削弱了对高β系数（波动性风险相对大盘较高）资产的需求，澳元兑美元去年下跌近10％，成为表现最差的发达国家货币。

虽然在2019有所回暖，但随着澳储行，以及欧洲央行继续发布对经济增长悲观的预期，澳元又面临着新的压力。

Morphic公司的Wood则表示，波动性带来了良好的交易机会。“当波动性逐渐累积，人们逐渐会对此变得不耐烦…那么你就可以成为卖澳元的人” ，Wood补充，“那时你就可以获得一个较好的风险回报。”

由于中美之间的贸易谈判与较量仍然左右摇摆，澳元近期在收益和损失之间也是摇摆不定。

对于在都铎投资集团工作超过11年的Ellerston's Gillespie来说，这是一场“暗潮汹涌”的交易。“市场情绪真的已经到了忍耐的极限了”，他补充，“澳元汇率存在着一些活跃的影响因素，比如下个月的降息与否，以及贸易谈判是否顺利完成等情况。”

据彭博社报道，对于Bluebay资产管理公司总部位于伦敦的资金经理Mark Dowding而言，他选择保持观望态度。他表示，虽然澳元可能会受到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推动，但如果国内基本面疲软，同样可能会出现下滑的风险。

“我们也非常担心房地产市场的下滑，这会产生进一步的下行风险”，负责监管600亿美金资产的Dowding补充， “总的来说，这些因素导致我们现在对澳元保持中立”。

事实上，近年来偶尔性的对冲正变得越来越常见。 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说，理解汇率对投资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实际上，即使“赌”对了外币的升值，令人失望的是，股票价格的下跌往往会抵消这一优势。

考虑参与这种投资时更要加倍小心，因为预测汇率波动是一个高难度的“博弈游戏”，即使是那些倾尽一生都在研究这种游戏的人都常常会遇到挫败。

当你对澳洲房市、股市彻底失望后，对冲基金不应该成为你的另一个精神寄托，又或是“最后一根稻草”。因为这只是投资组合中用于分散风险的一种工具，也是一个仅属于风险承受力与财富数额双高人群的竞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