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些人的眼中，似乎澳洲是老人和小孩的天堂，拥有各种福利，养育孩子和养老都很轻松。一些华人认为这只是一种片面的理解。有的人说澳洲是一个典型鼓励生育国家，政府给予家庭丰厚生育奖励、育儿福利和教育津贴，此外还有一系列的免费社会配套服务。

但事实上，这种看法有偏颇之处，因为要获得一些福利，必须是要符合一定的既定条件。

例如，一对年轻夫妇双方都努力工作的话，在育儿方面会有一些福利，但是也会因为家庭总收入的提高而失去一些福利。育儿成本和教育成本，对年轻家庭来说依然是除了房贷之外的第二大开支。

首当其冲的就是托儿费用，在悉尼一些地区，托儿费用之高，相较一些顶级私校的学费还贵。家里如果有两三个孩子，彼此相差的年岁不多又同时入托的话，对家庭来说是非常沉重的负担。

目前悉尼某些区域的托儿中心对每个孩子收取的学费超过3万澳元一年。而悉尼的一些很好的私立学校，一年的学费也是3万澳元。

在一些华人较为喜欢的热门地区，以2-3岁组为例，有的托儿中心的收费基本每天要130-140澳元，年龄越小的班收费还会更贵。悉尼市中心有的幼儿园园费每天还超过170澳元。

政府设有30%的儿童养育补助金（Childcare Benefit）和50%的托儿费回扣（Childcare Rebate），但是能够领取的家庭需要满足众多条件，通过严格的家庭资产、双方收入、托儿类型和使用天数还有申请福利金的目的等一系列的审查，而且设有补贴的上限。

以悉尼内西区为例，许多家长不得不支付数百澳元，仅仅是为让他们的孩子加入托儿所的等候名单。一些托儿所的等待时间甚至长达5年。

据《每日电讯报》报导，莱卡（Leichhardt）区的一些托儿所需要家长们最多支付100澳元来加入等候入托的名单，而且还不能保证孩子一定能进入托儿所，同时还不会退款。

莱卡附近的巴尔曼（Balmain）区，入托等候名单的收费大约在50至75澳元之间。

因为内西区入托竞争激烈，一些父母经常为孩子申请进入10家托儿所的等候名单，而这花费了他们数百澳元，而且申请不成功还不能得到退款。

澳洲儿童保育联盟（Australian Childcare Alliance）主席Nesha Hutchinson说：“申请加入等候名单的费用可以支付托儿所的各种管理费用，也可以避免那些并不是真想申请这家托儿所的人进入等候名单。”

该市府女发言人称，他们已经把加入等候名单的申请费降低到了20到25澳元之间，但是不能退款的规则没有改变。

新州公平交易厅（NSW Fair Trading）去年收到很多有关等候名单申请费的投诉，但是新州目前没有相关法律来规范这一收费，各托儿所可以根据市场情况自行制定收费标准。

澳洲统计局（ABS）的最新数据显示，新南威尔士州4-5岁儿童只有66%根据联邦政府推荐的每周15小时上幼儿园，比全国86%的平均水平低20%。

据《悉尼先驱晨报》报导，数据显示新南威尔士州的幼儿园（Childcare）在全澳是最昂贵的。具体花销在文章开头就已有介绍。

另外，新南威尔士州超过32%的早期学习中心（Pre－School）每小时收费5澳元或更多，相当于一天40澳元以上，而昆士兰州只有5%的幼儿园收相同数量的钱。

教育者们称这个统计数据是“可怕的”，警告这一趋势可能危及新南威尔士州儿童的未来。

几十年的调查表明，是否参加幼儿园教育与今后生活中的成绩相关。去年澳洲卫生和福利研究所（AIHW）的一份报告敦促联邦政府宣布15小时为最低标准。

儿童顾问布莱恩特（Lisa Bryant）说：“它可以归结为一个简单的等式方程。新州政府出资不够，这导致了更高的（幼儿园）收费，然后转化为低出勤率。”

统计数据反映了历年来新州工党和联盟党政府对儿童早期教育资金投入少。

根据澳洲生产力委员会，去年新州政府为每个孩子花了202澳元，其他北部行政区花费超过5倍达到1133澳元，塔斯马尼亚花费了598澳元。

预算文件显示，去年新州分配给儿童早期教育的预算少花了1亿澳元。

新州工党领袖弗利（Luke Foley）表示新州远远落在后面是不可接受的。他说：“每个孩子都应该得到最好的开始，教育的第一步是至关重要的。”

新州儿童事务厅厅长威廉姆斯（Leslie Williams）辩称：“新州的标准没有下降。数据表明，新州几乎所有的孩子在进入全日制学校前一年都注册了幼儿园教育”。

澳洲儿童入托费用不断攀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

但根据调查统计显示，其中最主要的因素在于澳洲幼儿教育集团化和垄断地位已经悄然形成。

1990年以前，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的公共财政投入只投向公立幼教机构和非营利性私立幼教机构，非营利性幼教机构在澳大利亚幼儿幼教体系当中起到主导作用。

但是，上世纪80年代以后，在新自由经济思想的影响下，同时，政府出于减少公共支出、增加入托名额、提高幼教质量、增强家长的选择性等方面的考虑，对幼儿教育政策进行了一系列调整。

调整后的政策有两个重要变化：

政策转变使得澳洲幼教服务的供给主体发生了结构性变化：非营利性幼教机构的比例大幅下降，营利性机构的市场占有率不断增加。

澳大利亚改变幼儿教育政策，允许营利性机构获得政府补助之后，保育费就开始大幅增长。以全天日托中心为例，从1991年到1999年，家长所负担的费用平均每年提高6.5%，涨幅达59%。2000年以后，随着幼教集团化趋势的增强，幼教市场成垄断态势，公共资金成为举办者利润的重要来源。

澳大利亚政府调整幼教政策的理由之一是增加家长的选择权，但调查显示，家长的选择权并没因此而增加：40%左右的家长认为很难找到自己满意或适合的幼教机构，27%的家长反映支付不起保育费。而造成这种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恰恰就是幼教集团垄断地位的形成。

学者对幼儿教育机构集团化的质疑和担忧还不止于此。布伦南教授认为，幼教集团可能以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垄断地位向政府施加压力，使其降低机构的认证标准，阻碍适宜标准的实施。

澳大利亚幼教集团化问题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关注和讨论，特别是学前教育领域以市场化为导向的国家的重视。幼教机构所有权的高度集中会形成垄断，而市场垄断则可能带来诸多危险，特别是当这种垄断性幼教集团将儿童保育视为投机性投资，并与政府官员有某种“亲密关系”时，它会将公共经费化为私有。

一旦出现这种垄断式营利性幼教集团，就可能出现保教质量下降、价格上涨、家长（尤其是低收入家长）选择受到限制、公共政策被利益集团挟持等问题，国家投向学前教育的公共资金就很难惠及公众，学前教育的公益性普惠性就难以保证，最终受害的将是儿童、国家和社会。

新州政府于2016年9月宣布了向幼儿园（Preschool）注资，新州家庭在幼儿园的平均费用将下降30%，这也是新州历史上幼儿园收费首次大幅度削减。

新州审计长在最近的一次审查中发现，新州幼儿（3-5岁）上幼儿园的比率在全国最低，而幼儿园的收费是全国最高的。

据悉，新州只有80%多一点的孩童在进入学前班（5-6岁儿童，Kindergarden）前上过600小时（即每周15小时）的幼儿园。而贫困家庭孩童上幼儿园的比率还要再低10%。联邦政府给新州的经费需满足的最低标准是，95%的孩童达到600小时的幼儿园教育。

从2017年开始，一年提供超过600小时服务的幼儿园，可获得每名儿童介于4250澳元至6600澳元的年补贴。新州政府的新经费计划实施后，预计符合600小时幼儿园标准的儿童将增加1.5万名。

新的拨款意味着土著人和低收入家庭的儿童早期教育费用几乎全部被取消。

审计长最近还发现州政府在截止2015年的四年时间里，已经囤积了3.5亿澳元的早期教育经费，其中包括掌握的过亿联邦政府的拨款资金。

但新州政府解释称联邦政府拨款的时间与数额具有不确定性，所以囤积资金是必要的。政府还表示，未来联邦的拨款也将分配给托儿所（Daycare）服务。

另外，澳洲新州政府将鼓励对幼儿园（Preschool）教育项目进行私人投资，以改变新州在这方面落后于其它州的局面。

新州财长贝丽吉克莲（Gladys Berejiklian）呼吁投资者设立政府债券来资助这一行业以达到三个新的社会目标：

新州幼儿园的入园率低正值州政府拒绝资助全日制日托中心之际。州政府认为这应该是联邦政府的责任。

澳洲政府的目标是使学龄前儿童每周上15个小时的幼儿园。新州只有74%的四岁儿童上幼儿园，而全国的入园率为95%。生产力委员会表示，全国的幼儿园中有85%的儿童能达到这一标准，新州只有60%。

新州政府曾试行过社会效益债券，由私人投资者资助社会项目，达到项目预期后，政府才支付红利。该债券并不会取代现有的政府项目。

2013年政府为联合护理（Uniting Care）项目发行了700万澳元的社会效益债券，用于资助因家庭危机失去抚养权的父母学习教养孩子的技能，重新赢回孩子的抚养权。这一项目被认为是一个成功的范例。该债券去年为投资者带来了8.9％的收益。

澳洲效益投资（IIA）的负责人马德哈文（Daniel Madhavan）表示，由于只需在项目达到目标后才支付红利，因此债券为政府节省了成本。社会效益债券将是澳洲的发展趋势，昆士兰州和南澳政府也竞相效仿。

一项澳洲效益投资（IIA）的调查显示，拥有3330亿澳元投资的123个机构只有小型投资者在考虑社会效益债券。目前只有QBE和Christian Super两大机构积极投资购买社会效益债券。

保育费上涨得更加厉害，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其他商品。2002年到2007年间，连续5年年增长率超过10%，涨幅高达88%。尽管政府提供保育补贴，但价格仍然让许多家长难以承受，抗议声此起彼伏。

实际上，澳洲幼儿保育费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演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为了保持社会稳定，联邦政府更是被迫不断增加保育补贴的额度。结果，一方面是政府不断加大对家庭幼儿保育费的补助，另一方面是保育价格不断螺旋式地继续上涨，这似乎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在2017年伊始之际，期待政府的拨款不再是“石沉大海”，澳洲的育儿成本问题能有质的改变，不再是循环往复的梦魇。

本文作者：Cynthia高晨曦

制图：Chlo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