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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规则，就是最大的规则。

作者丨胡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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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有矿的那些人，根本没人知道他们究竟多有钱。

1945年9月2日，日本东京湾，晴空万里。停泊在日本东京的美军战舰密苏里号甲板上，日本新任外相重光葵和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签署了投降文件。

那一场面令驻日盟军最高司令麦克阿瑟激动到无法自制，在舰长舱的卫生室里剧烈呕吐起来。

彼时，一个名叫马克·里奇的小男孩，从比利时逃亡到美国才没几年。刚满11岁的他，历经了五年的兵荒马乱，如他所期待的一样，和平来到了世界的门口。

不过，转眼间，风向大转。1947年3月12日，冷战正式开始。美国对苏联进行全方位的禁运，苏联与世界经济的联系，也由此被切断。

世界刚刚才确立一套新的规则，一眨眼，又一次洗牌来临。逃离过战争的人，总是对大国之间的关系甚为敏感。那个小男孩终于认识到，他是逃不过战争的。战争，才是这个世界的本质。

几年后，马克·里奇在菲利普兄弟公司（即后来的菲布罗公司）工作，凭借着对世界局势的洞察，他从各种规则的缝隙里获取利润。他和搭档平卡斯·格林一起，开创了“战斗贸易”模式，也由此成为世界“石油之王”。

不择手段地从局势动荡的国家取得贸易权，是马克·里奇发家致富的不二秘籍。

当年与里奇一起在菲利普兄弟公司工作的贸易商赫特回忆说：“里奇是公司里记忆力最好的人，是一个天生的、一生决不会轻易失败的赌徒。他的每一项冒险都经过深思熟虑。”

他的确是一个十足的赌徒，而且总能赌赢。

20世纪60年代末，世界范围内掀起一股石油国有化浪潮，阿拉伯国家对美国、英国、西德等国实施禁运。一时间，西方世界传染着一股焦灼与惶恐。菲利普兄弟公司觉得石油生意难做了，一度决定将重心转移到金属买卖上。

但在马克·里奇看来，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这种“禁运”千载难逢。

1969年，胆大包天的里奇秘密地在伊朗和以色列之间建设了一条原油运输管道，将中东的原油出口到全世界。菲利普兄弟公司也因此成为国际上重要的原油供应商。

马克·里奇不止是商业上的赌徒，他最大的特质，其实是对于世界政治走向的把握，并且十分善于从各国针锋相对的缝隙中，寻找金钱的藏身之地。

1981年伊朗将美国大使馆人员扣为人质，美国禁止公民与伊朗发生经贸往来。这时，马克·里奇将自己的赌徒特质发挥到极致，他已出走菲利普兄弟公司，自立门户成立马克里奇公司。

他用武器、日用品等多种货品直接从伊朗换取石油，再转手到石油大宗现货市场上谋利。这种运作方式，对石油市场的冲击，体现在了价格上；也通过价格，直接影响了千百万普通人的生活。

马克·里奇总是如此蔑视规则。在非洲，他甚至直接送给尼日利亚运输部长100万美元，觉得这只是“为了能够做生意，就像其他人也会愿意以同样的价钱做这样的生意”。

同时，他还曾提供大量金钱给以色列“去做一些伟大事业”，在伊朗为以色列的情报部门机关摩萨德安排了特务据点。

如果马克·里奇的厉害之处仅止于此，他还不会成为后来的“石油之王”。在冷战最高峰时，美苏之间的气氛剑拔弩张，全世界都在担心，他们随时可能发动一场战争。

此时的马克·里奇，全然不理会美国对苏联的封锁。

当时，勃列日涅夫试图依靠石油资源建立“发达社会主义”，里奇的公司看准其中商机，成为苏联石油乃至其他资源产品在国际大宗商品市场的主要销售商。

铁幕那边的苏联，成了马克·里奇最大的客户。

在马克·里奇被美国政府通缉时，苏联甚至在自家报纸上公开支持马克·里奇。

1983年8月15日的苏联《消息报》刊登出大字标题文章“公开的勒索”。文中写道：“对里奇先生的指控，是一种公开的勒索行为，一种企图通过经济制裁来威胁和干涉欧洲国家国际事务的行为。”

马克·里奇用来周旋于世界大国之间的真正底牌，是大宗商品。

大宗商品是国际经济活动重要的基础商品，指同质化、可交易、被广泛作为工业基础原材料的商品，包括能源商品、基础原材料和农副产品等。

大宗商品交易领域也是国际经济竞争的重要战场。美国正是凭借石油大宗商品公司，牢牢掌握着战场上的主动权。

20世纪70年代，埃克森、雪佛龙、海湾石油、美孚、德士古、英国石油及壳牌“七姐妹”，总共控制着全球近三分之一的油气生产和超过三分之一的油气储量。“七姐妹”成为了西方石油工业的代名词。

这些跨国公司利用垄断力量决定石油价格，它们通过压低产油国价格，由此获得巨额利润。

这“七姐妹”中，除英国石油和壳牌公司外，其余5家全是美国公司。

美国靠军队横行天下，靠大宗商品控制世界。

对绝大多数的市场参与者来说，这些寡头公司让人既敬又畏。在风云诡谲的国际经济斗争中，他们是真正掌握致命武器的隐形杀手。生杀予夺，冷酷无情。

比如，现在国际大宗商品寡头有ADM、邦吉、嘉吉和路易达孚这“国际四大粮商（ABCD）”，他们掌握了全球80%的粮食交易。此外还有摩科瑞、维多这样主营能源的巨鳄，更有托克、嘉能可，这种在基本金属领域呼风唤雨的巨头。

这些大宗商品寡头们，以手上的垄断资源为刀刃，收割着全世界。

也因此，对于马克·里奇的“不听话”，美国政府会那么公开地不开心。

1983年，马克·里奇被美国政府指控与“国家敌人”伊朗进行石油贸易，并犯有诈骗、邮件和电信欺骗、逃税和欺骗美国政府等罪。

在1980到1981年间，里奇把从得克萨斯旧油田开采的原油重新贴上标签变成新石油，从而将价格提高了4倍。他因此获益了1.05亿美元，并将这些钱运送到国外，逃脱了4800万美元的税款。这还不是全部。

按照这些罪名，美国政府最高可以判处他325年监禁。一年后，他的公司服罪并被处以罚款，而马克·里奇早已逃到瑞士，被美国通缉17年。

直到2001年1月，克林顿卸任前签署的最后一份文件是对140人的特赦令，其中就包括马克·里奇。

在大宗商品的江湖里，没有规则，就是最大的规则。

1987年，一个充满变化的时代。

与香港一线之隔的深圳，刚刚被圈成特区。城市雏形尚未显现，未来的市中心，不时还有耕牛踱步。

此时，南面的香港正是经济腾飞时；后来，它成为“亚洲四小龙”之首。

这一年，英国人艾礼文在香港创立了来宝集团，从亚洲钢铁贸易起家，经营能源、动力、燃气、金属和碳素钢等大宗商品。他1969年就到了亚洲，起初在东京的一家美国金属制造公司工作，到1987年创办来宝公司，已在亚洲待了快30年。

在大宗商品的十年牛市里，来宝集团借助腾飞的中国经济极速狂奔，2008年时，来宝集团已在世界500强榜单上争得一席之地，位列349位。

在来宝集团飞奔之时，马克·里奇的另一家公司正经历一阵蜕变。

1992年，马克·里奇曾拿出逾10亿美元的巨资企图控制锌市场，但他押注落败并为此损失了1.72亿美元。公司濒临破产，无奈之下，他将自己51%的公司股份逐步出售给其他合伙人。

后来，马克·里奇的公司改名嘉能可，“石油之王”完全退出。

命运的分野在这里开始。里奇离开的同时，公司前交易员Claude Dauphin和Eric de Turckheim也出走创业，创办了托克，后来成为全球大宗商品寡头之一。

在这一年，一个名为张劲的青年，与马化腾一起在深圳大学准备毕业。

在大学这几年里，马化腾正在为创业的资本问题苦恼不已；修读金融专业的张劲，亲身经历了上证综指从100点左右涨到1000点之上的过程，也体验过深发展暴涨1000多倍的传奇，赚取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

后来，马化腾在深圳创办腾讯，张劲在广州创立雪松控股前身君华集团。当时张劲并没有想到，多年之后，中年的自己将和马克·里奇同台竞技。

在他们登上世界舞台之前，以嘉能可为代表的国际大宗商品寡头们，还要历经世事变迁。

马克·里奇在出售股权的协议书上签字10年后的2004年，嘉能可已成世界大宗商品巨头。同年，另一位大宗商品玩家摩科瑞在瑞士成立，到2014年，营收已过1000亿美元。此时的君华集团还只是潜伏。

世纪之交，风云变幻。随着2001年中国加入WTO，初闯入世界贸易大海的中国，被大宗商品巨头们冲撞得鼻青脸肿，全无招架之力。

2003年8月，美国农业部以天气影响为由，将大豆库存数据调整到20多年来的低点，导致CBOT大豆价格从2003年8月的最低点约540美分，一路上涨到2004年4月初的约1060美分，创下近30年来新高。

这种涨幅相当于中国境内价格从每吨2300元人民币涨至4400元，接近翻倍。中国国内经济因此受到了全方位冲击。

在大豆及其下游产品带动下，国内油脂市场也全面上涨，从菜籽油、花生油到棉籽油、棕榈油，价格全部大幅度上扬。而大豆粕、菜籽粕等饲料原料上涨也带动活鸡、活鸭、鸡蛋、猪肉等畜禽产品价格上涨。国内甚至已经有了通货膨胀的迹象。人们只知道花在餐桌上的钱更多了，却不知道为什么。

国内官员和行业大佬心急如焚，火速在2004年初组织庞大的采购团前往美国，“抢购”了800多万吨大豆，折合人民币是4300元/吨的高价。

原中储粮油脂公司副总经理王庆荣就曾说，几乎每当订货周期来临，美国都会出现舆论危机，如北美大豆产量创历史新低，那么就把大豆价格炒起来了，炒起来之后，包括中国这些需求方都会去订货。

但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次涨价完全是一次阴谋。

等中国人点完价，下完800万吨订单之后，CBOT价格随即大幅跳水，跌幅近50%！

国内大豆加工由原先的赢利变为全行业亏损。保守估计，这次采购给中国压榨行业至少造成一百五十亿的损失。而美国的大宗商品企业，则因掌握着定价权，从上涨下跌中都赚到巨额利润。

经此一役，国内大豆加工相关企业元气大伤，到2008年时，中国85%的大豆实际加工量由外资掌握。

当时有业内人士分析，“ABCD”国际四大粮商控制中国的大豆定价权，实际上并不是仅仅为了获取加工利润，而是在做一个非常庞大的全球战略布局，中国仅仅是这个布局的一环。

按照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的话说：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人类。

如果中国的粮食被人控制，又意味着什么？

加入WTO不到两年，张劲开始涉足大宗商品供应链，加入嘉能可、托克这些残酷绞杀者的阵营之中。

历史有如长江之水。到2018年时，曾经显赫一时的来宝集团已经亏损多年，一整年都陷在35亿美元的债转股重组计划中。

同样是在2018年，张劲创立的雪松控股第一次上榜世界500强。在当时，雪松控股还曾有意收购来宝集团。

曾经被国际巨头把持的大宗商品世界，正被撕开一道缺口，旧的秩序在崩溃，新的秩序正在建立。

嘉能可与中国大宗商品界曾有过一次交锋。

2017年，兖州煤业拟以24.5亿美元收购力拓矿业集团澳大利亚附属公司持有的联合煤炭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煤炭公司）100%股权。

原本两方在谈判桌上情投意合，当年6月即将彻底完成所有法定程序的收官时刻，嘉能可突然半路杀出，举枪便刺。

嘉能可直击要害：2017年6月9日直接通过官网发出25.5亿美元的收购要约，报价刚好比兖州煤业的24.5亿美元高出1亿美元。

这一轮报价，是嘉能可精心选择的时间点。

2017年6月9日，是中共山东省第十届委员会第十六次全体会议，接下来的一周是中共山东省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兖矿集团作为山东省国有企业，涉及1亿美元的增资，必定要向省国资委、省政府层层报批。

嘉能可选中这个时机，就是在赌：国企的审批链条长、前线项目人员授权少，兖州煤业不可能在有限时间内取得授权提价。

面对大宗商品寡头的狙击，要么成为他们的猎物，要么大胆反击，兖州煤业选择了后者。

6月20日，兖州煤业即作出反击，立即将原本决定的分期付款，改为一次性支付24.5亿美元。之后，双方你来我往。嘉能可连续提高报价至25.5亿美元、26.75亿美元，最终兖煤以26.9亿美元胜出。

“暗战”之后，虽然以多出血2亿多美元的代价“惨胜”，兖州煤业最终还是没能甩开嘉能可。

一个月后双方在澳洲成立合资公司，从竞争对手变为合作伙伴。兖州煤业为了收购已经耗尽家产，如果不与嘉能可合作，兖州煤业还需要34亿美元的融资规模。

彼时，中国已经连续7年成为全球最大的大宗商品进口国和消费国。

与之形成反差的是，中国企业由于市场议价能力不足而处于弱势地位，利润极为微薄，处于价值链底端。

2010年，中国从境外进口6.18亿吨铁矿石。由于在谈判中处于不利地位，每吨平均价格上涨了48.51美元，当年比往年多付了300多亿美元，折合人民币1980亿元。

与之对比，当年全国大中型钢铁厂实现的利润仅为897亿元，铁矿石涨价增加的成本是利润的2倍多。“中国买什么，什么贵；中国卖什么，什么便宜”，说的就是中国在世界大宗商品链条中的地位。

而钢铁的应用范围，从民用到军用，从螺丝钉到飞机甚至军事武器。也就是说，大宗商品已不仅仅是经济利益，还上升到了国家安全的高度。

谁掌握了大宗商品价格的话语权，谁就掌握了整条产业链的利润分配：

石油定价在美国纽约和英国伦敦，农产品定价在芝加哥，铜定价在伦敦，橡胶定价在东京，铁矿定价在向新加坡转移……

热闹都是别人的，中国什么都没有。

英国《金融时报》曾如此形容：“大宗商品交易商产业仍然是一个黑洞。”

是被黑洞吞噬，还是掌控这个黑洞。此前中国没得选。

打破规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1898年，康有为在北京发起一场短暂的变法。没人知道当年的变法若是成功，中国会是什么样子。事虽难，总是需要有人来做。

这一年的中国山东蓬莱县，一个名为亨利·卢斯的婴儿出生，57年后，他创办的《财富》杂志给全美国的大企业，按照前一年的收入排了个榜单。1957年，第一份全球意义上的世界500强榜单诞生。

中国企业，将上榜作为发展的目标之一。

就像美国某位参议员说的：“如果《财富》没有推出500强排行榜，那么我们也需要别的什么人来发明这样一份排行榜。它所提供的信息对于国家利益来说至关重要。”

对美国来说是如此，对中国和世界来说同样如此。榜单的背后，实际是地区乃至世界经济格局的变迁。

1997年2月，因向老板要求涨薪不成，愤而辞职的许家印，在广州创办恒大，29年后，恒大首次踏足世界500强，排名496位。在30周年之际，许家印出走广州，将总部搬到深圳。这一年，广州的世界500强中，少了民企的身影。

2018年，张劲的雪松控股成了世界500强名单上的黑马。接替恒大，填补了广州民营企业在该榜单上的空白。

与恒大不同的是，雪松控股选的赛道，是难度更大的大宗商品产业链。

在世界500强的榜单上，中国房企在同行业中所向无敌，未逢敌手。而大宗商品领域，则有嘉能可这样的隐形杀手。

事实上，嘉能可不仅是雪松控股面前的拦路虎，也是卡住恒大脖子的黑手之一。

2017年，许家印抄底贾跃亭的FF，火速分手后，分得了广州南沙工厂地块。但许家印想要造车，或许还离不开嘉能可。

做新能源汽车离不开动力电池，而动力电池的重要原料之一，钴，其30%的产能属于嘉能可。

中国自身却是一个极度贫钴的国家。很早，钴就被列入中国严重短缺的九种矿产资源之一。已探明的储量仅有8万吨，只占全球储量的1%。

超过95%的对外依存度，决定了中国钴矿进口一直受限于嘉能可这样的矿业巨头。2018年11月，嘉能可暂停钴对华出口，静候钴价一飞冲天。

谁能解救许家印的新能源车？显然，不会是另一家地产商。

要破局，需要中国在世界大宗商品产业中，拥有自己的话语权。

在2019年世界500强榜单的大宗商品企业中，除了雪松控股，还有来自厦门的厦门建发、厦门国贸、象屿集团等。

其中，厦门国贸、厦门建发、象屿集团的供应链业务，都与“一带一路”上的商品贸易密不可分。雪松控股则在供应链服务的基础上，向大宗商品上游延伸，并且做大化工产业板块，进入国际化工供应链市场，在产业链上向纵深发力。

2018年，雪松控股旗下上市公司齐翔腾达全资孙公司收购了Integra控股持有的Granite Capital SA 51%股权，往国际化工产业链的上游再迈一步。

现在，雪松控股旗下的大宗商品供应链集团，是中国最大的大宗商品企业之一，从上游的铜、铁、煤等矿产资源，到大宗商品附属产品的生产，最后到产品分销，同时布局物流、仓储、码头等供应链资产，雪松打通一条全产业链条，并从产业链上掌控大宗商品交易。

2019年2月出台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多次提到加快供应链产业发展。因为这里聚集了中国80%的供应链企业，拥有300多个各具特色的产业集群。

雪松控股董事局主席张劲说：“当前，中国发展现代供应链产业的最佳区域，就在粤港澳大湾区，就在我们脚下的广州。”

在世界范围内，嘉能可掌握全球100多座矿山等上游资源，在能源、资源产业里，它是一座绕不开的大山。资源丰富的矿山山头，几乎都插上了他们的旗子。

2019年5月，世界矿业领袖对话会在梵蒂冈举行，在教宗Pope Francis与澳大利亚福特斯克金属集团董事长安德鲁·弗里斯特、英美资源集团首席执行官马克·库提芬尼、国际矿业和金属业协会CEO汤姆·巴特勒等40多位世界矿业公司领袖中间，张劲这张中国面孔的出现，显得不同寻常。

这是雪松控股作为首家中国企业受邀参会，也是亚洲矿业公司第一次出现在会场。张劲在这里有足够的底气：

雪松控股2018年营收达到406亿美元，在今年的世界500强里排到301位，超过了路易达孚、力拓等一众老牌大宗商品企业。

刀光剑影里，闯出来的都是英雄。

无论是嘉能可，还是雪松，都正处于一个充满机会的时代，这个时代里，旧传奇在谢幕，新传奇在传诵。

在大宗商品的传奇舞台上，谁会是下一个主角？

《马克·里奇的嘉能可帝国路》国际金融报

《马克·里奇：毁誉参半的“石油之王”》中国证券报 陈听雨

《大宗商品经济战：现状、趋势与中国的对策》林左鸣，刘晴晴

《大宗商品与国际经济竞争》贺涛

《解密全球大宗商品寡头》新金融部落

《从“中国制造”到大宗商品》《企业研究报告》2010年低8期

《大豆大规模洗船事件重现，2000亿话语权缺失》新金融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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