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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王中美
“我像一个染上麻风病或艾滋病的病人，人见人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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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王中美
1990年的印尼经济风暴重创了一大批企业，华人谢建隆缔造的印尼第二大商业帝国，在众人的惊愕声中轰然倒下。
只身闯天涯
地处东南亚的印尼是华人“下南洋”的重要掘金地之一。凭借智慧和勤奋，占印尼人口仅4%的华人后来居上，控制了印尼80%以上的财富。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印尼规模最大的20家企业中，至少有15家是华人企业。其中，林绍良的三林集团位列第一。紧随其后的，是谢建隆家族的汽车王国——阿斯特拉集团。
这个由谢建隆于1957年创办的庞大商业帝国，最初只是一个推销汽水的小公司。其后的爆炸式增长，既得益于时势，也离不开谢建隆的能力和眼光。
▲谢建隆旧照
谢建隆1922年出生在印尼西爪哇，是第7代定居印尼的福建人。父母虽是经营土特产的小生意人，却给儿时的谢建隆营造了诚信、勤俭、自立的家风。
父母病逝后，17岁的谢建隆带上一条自行车内胎，只身前往首都雅加达，靠修补自行车、收购废报纸谋生。
风餐露宿中，他随时都在寻找更好的立足机会。
一次啃干粮时，他发现用来补胎烤胶的小火炉价格很贵，构造却并不复杂，如果能做成简易版，或许可以卖给底层人。
谢建隆兴奋地找来一个空铁罐，打上孔，装上灯芯和煤油，把想法变成了现实。没过多久，他就做成了第一笔生意。
此后，通过大量复制小火炉，谢建隆赚到了人生第一个10万盾，比当时印尼普通家庭一年的收入还要多。正当他乐观地畅想，这10万会很快变成100万、1000万时，厄运却接二连三地找上了这个背井离乡的年轻人。
1942年，谢建隆用小火炉赚到的钱开了个杂货店，结果被入侵的日军一扫而光，人也被毫无缘由地关进监狱长达半年。
好不容易熬过战争，东拼西凑建了个小皮革厂，加工皮包、皮鞋等制品，却因为民不聊生、缺少需求而倒闭。
待到而立之年，时局稳定，与朋友一起做进口贸易，却被合伙人暗算，失去公司所有权。
战争、倒闭、背叛……一个生意人最不愿面对的厄运，似乎都让谢建隆撞上了。但倔强的谢建隆不但没有低头，反而悟出了人生大智慧——命运从来都不会百分百由自己掌控，要顺势而为，时时防控风险。
这一大智慧，后来帮助谢建隆成就了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
当被人暗算的谢建隆，再次起步，创办阿斯特拉公司时，一切仿佛都开了挂：他花三个月做市场调研，与最知根知底的人合作，在印尼土著信誉不佳的经商环境中从不失信于人。
最重要的，他懂得了在业务扩张的同时，依据时局变化，给自己留下一条退路。
当时的印尼，虽然结束了政局动荡，但工业仍处在萌芽期，农业相对活跃。谢建隆借机将阿斯特拉转型为国际贸易公司，向欧洲输出农副产品，从国外进口农业机械。
这一两头通吃的精准定位，让阿斯特拉在印尼国内如鱼得水，并最终站稳了脚跟。
时势造英雄
世上最大的机会是赌国运。古今中外，那些彪炳史册的企业家，大多是赌国运的高手。
在美国崛起的过程中，先后诞生了铁路大王范德比尔特、钢铁大王卡内基、石油大王洛克菲勒、汽车大王福特……是国家成就了他们，他们也铸就了国家的历史。
1967年的谢建隆就迎来了这样的机会。
这一年，铁人苏哈托上台，开启了印尼的全面经济建设。对华人而言，更重要的是，政府放松了管制，倡导华人积极参与印尼建设。
消息传出后，在印尼的华商无不欢欣鼓舞，纷纷拿出压箱底的钱，准备大干一场。
拥有猎人般嗅觉的谢建隆自然不甘落后，经过一番分析，他认定百废待兴的印尼必将需要大量运输工具和交通工具，于是迅速将经营重点转向汽车市场，为此储备了大量的人才、技术和资源。
等政府正式发布需求时，谢建隆旗下的阿斯特拉早就万事俱备。最终，凭借令人信服的实力和信誉，率先赢得政府认可，拿下5年的供货合同，包括卡车、客货两用车、小轿车及三轮车，总计超过130万辆。
这笔交易为阿斯特拉带来2亿多美元的利润，成为谢氏商业帝国的奠基石。
此后，谢建隆又从政府手中接管了一家国营汽车厂的大部分经营权，继承了它的技术和销售网络，面对的客户也从政府、机构转向了更加广阔的民用市场。
随着印尼市场的开放，丰田、宝马、标致等国际汽车巨头纷至沓来，他们在印尼国内寻找汽车代理商。
谢建隆的阿斯特拉虽然出身家族企业，但在管理上，建立了科学、完善的制度，又舍得重金挖人才，效率优于同行，因此很快在汽车产业中崭露头角，毫无悬念地征服了一众国际品牌。
到70年代末，阿斯特拉已成为印尼最大的汽车代理商，市场份额一度高达60%。
就在这时，印尼政府的风向却开始转向扶植民族汽车工业，限制汽车进口。
这看似灭顶之灾的一场变故，硬是被善于借势的谢建隆变成了大机会。
他立刻将品牌代理业务转为国内装配、销售，并扩大整车自主生产能力。同时，选择那些投入资金较多的日本企业合作，自己仅需投入少量资金，从而降低了风险。
善于借势，却又保持足够的风险意识，这让谢建隆在印尼商界得以屹立不倒。而阿斯特拉也在大势中不断开疆拓土。到1981年，印尼生产的汽车里，有近40%来自阿斯特拉。
谢建隆因此成为印尼赫赫有名的“汽车大王”。
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成为“汽车大王”后的谢建隆，走上多元化发展之路，先后投资了不动产、城建、电子电器、石油、矿业、造船业等产业，其业务覆盖东南亚、澳洲、欧洲将近20个国家和地区。
到1991年，阿斯特拉已成为拥有90余家分公司、3万名员工，总资产36亿美元的庞大商业帝国。此外，谢氏家族还拥有上百家其他公司。
那一年，谢建隆以15亿美元的个人财富，成为东南亚第五大富豪。这也是谢建隆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
成也萧何
然而，阿斯特拉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
上世纪80年代，随着国际经济衰退加深，印尼经济不断恶化，阿斯特拉也遭遇了业绩大滑坡，资金面日趋紧张。这个时候，谢氏家族的长子谢汉石展现出自己的筹资能力。
谢家人以海外商业网络和信用背书，由谢汉石赴香港、马来西亚、德国、卢森堡等地，建立了一系列银行和投资公司，统一以“苏玛”命名。
通过各种运作，苏玛金融系统成为阿斯特拉的输血库，配合谢建隆对内部多家公司的改组整合，一举保住了非常时期“汽车大王”的头把交椅。
此次经历，让原本就敢于冒险的谢汉石更加底气十足。
两年后，在父亲的授意下，谢汉石搬师回印尼，组建并掌舵由家族投资的苏玛集团。谢建隆对此寄予厚望，希望它成为第二个阿斯特拉。
谢汉石也一如既往地仰仗家族财力，通过收购等方式大手笔推进多元化经营，先后涉足酒店、房地产、蓄电池、服装、贸易、农场、重大民生工程等十余个领域。
1988年10月，印尼政府放宽私人创办银行限制，尤其是对华资的制约后，谢汉石又闻风而动，当年便以雷霆之势将经营不善的大亚银行收至麾下，更名为苏玛银行。
左右逢源的交际能力，外加父亲的声望，使得谢汉石的苏玛银行在短时间内迅速崛起，两年后跃居印尼十大私营银行之一，成为整个苏玛集团的融资大通道。
一路狂奔的谢汉石并没有就此收手，而是以苏玛银行为资金池，继续用高杠杆裂变出保险、证券、租赁、投资在内的一系列公司。到1990年，整个苏玛集团旗下的子公司多达70余家，大有赶超阿斯特拉之势。
一时间，谢汉石的风头甚至盖过父亲谢建隆，令印尼政商两界侧目。
败也萧何
呼风唤雨的人生，让谢汉石产生一种无所不能的幻觉。而令他做梦也没想到的是，当初成就自己的大胆、冒险，最终也成为埋葬他的乱石岗。
谢汉石的神话，在1990年开始的印尼经济风暴中，戛然而止。
那一年，印尼私人银行经过两年的非理性繁荣后，泡沫初现。不断积累的风险，令政府开始警觉，并踩下刹车，实行金融紧缩政策。
这让疯狂扩张中的谢汉石措手不及，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导致苏玛银行放出去的贷款迟迟不能回笼，而自己欠下的巨额外债却一批批到期，最终资不抵债，危难临头。
危机的背后，其实早有隐忧。
与父亲跌宕起伏的人生相比，谢汉石开疆扩土的过程可谓“春风得意马蹄急”，人性的贪婪和自信在顺境中转化成了自负。
因为钱来得太容易，谢汉石在花钱时也就没那么精打细算。常常是200万盾就能买到的地皮，他偏偏以双倍价格阔绰出手，而且对项目评估缺少耐心，买了一堆不赚钱的资产。即便是不错的项目，也没有做长远考虑，人才和管理跟不上。
最要命的是，昔日所向披靡的经历，让谢汉石听不进任何逆耳之言，他很少为偿债和资金周转顾虑，至于系统性风险，更是抛在脑后。
固执己见，再加上混乱的管理，致使苏玛集团的不良资产和亏损超过10亿美元，负债8亿美元，负债率飙升至70%，已处于风险失控的边缘。
事实上，谢建隆早在两年前就有所觉察，并邀请印尼一位资深银行家给苏玛集团把脉。对方提出壮士断腕的建议，但谢汉石顽固不化，依旧我行我素，继续豪买。
谢建隆防了一辈子风险，却防不住儿子。
面对即将失控的局面，谢建隆不得不亲自掌舵，先后从阿斯特拉斥资约3.6亿美元救急，并宣布出售苏玛部分资产换取资金。但流动性危机下，大家都缺钱，无人愿意接手。
向外部求援，也没人敢冒着政策压力，在雪中送炭。
“我像一个染上麻风病或艾滋病的病人，人见人怕。”身处绝境的谢建隆事后感慨道。
为了保住苏玛银行，他不得不将家族所持的阿斯特拉股权卖出近70%，仅保留了 8.2%。
即便如此，谢建隆还是未能力挽狂澜。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出售股权的过程持续了一个多月，当谢建隆好不容易获得了流动性，等来的却是苏玛银行的债务逾期。
最终，苏玛银行的营业资质被吊销，不得不宣告倒闭。谢建隆奋斗多年的成果也付之东流。
此后，谢氏家族虽然依靠阿斯特拉以外的产业逐渐抬头，但元气大伤后，想重现昔日辉煌已是难上加难，甚至是不可为的事情。
2010年4月，88岁高龄的谢建隆走完了他的一生。
在他生前的书房里，曾挂着一个条幅，上书“有恒”二字。那是他对子女的殷殷教导：要想获得事业上的成功，就不能怕失败，应该抓住机会，永远保持蓬勃向上的精神。
但他可能忘了传授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经验之一，那就是时刻牢记风险。
因为这个“疏忽”，他几乎痛失了自己一生的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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