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些国家权钱是紧密连在一起的，有了权就有了钱，可是在澳大利亚政坛，有了权并不等于就有了钱。在澳大利亚拥有权力的人跟钱基本上是分开的，他们是绝对不能碰他们不该碰的钱的。这是因为所有的议员都要受到舆论和选民的监督。一旦被发现以权谋私的话他们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因此，绝大部分议员都会把好这道门的。国会议员都有一本收取礼物的注册簿，无论礼物的贵贱都必须申报。

澳大利亚的议员与中国的人大代表也不是一个概念。澳大利亚的议员是一份全职工作，他们不可能有时间，也不可能有精力再去谋一份其它的差事。

他们的工作是非常艰辛的。他们不仅工作时间非常长，往往都是一天24小时候命的，而且工作稳定性又非常差，这届你当选了你是议员，下届选举你没有被选上你就失业了，得重新找工作。

总的来说，澳大利亚的政坛还是蛮干净的。但也不意味着澳大利亚就没有腐败。

一

澳大利亚王牌“反贪局”

在澳大利亚众多反腐败机构中，最引人注目的要数新南威尔士州的反腐败独立委员会。

新南威尔士州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州，首府悉尼作为移民城市所具有的包容性与澳洲人的借鉴能力。这一点也体现在反腐机构的设置上，新南威尔士州反腐败独立委员会就是仿照香港的廉政公署而建的。

新南威尔士州反腐败独立委员会（the 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简称ICAC）成立于1988年，是新南威尔士州最具影响力的反腐败机构，享有极高的声誉。

归纳起来，ICAC的主要职能有：

在调查具体案件时，根据相关法律规定，ICAC可以要求公共部门官员提供信息或文件，在获得许可的情况下，可以搜查、拦截电话、安装监听装置等。

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其调查权，具体包括：

为确保ICAC正确履行职责，新南威尔士州还设立了检查员（Inspector）全面监督ICAC的工作。检查员拥有广泛的权力，如从ICAC获得材料权，要求ICAC官员出席并回答问题。检查员要处理的针对ICAC及其官员的投诉，主要包括滥用权力、不恰当行为、渎职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以及延期调查与管理不善等。

由此可见，新南威尔士州在赋予反腐败独立委员会以广泛职权的同时，又加强对其权力运作过程和结果的监督，这一做法恰好符合了“权力不受制约就会产生腐败”这一说法。

二

新州反贪局“战果累累”

2014年4月，澳大利亚时任新南威尔士州州长巴里·奥法雷尔宣布辞职，原因是反腐机构指控他收受水务公司1瓶红葡萄酒。

据悉，新南威尔士州反腐败独立委员会指控奥法雷尔于2011年4—6月间收受澳大利亚水务控股公司总经理尼克·吉罗拉莫的一瓶价值3000澳元红酒，而没有在州长当年的“财物申报”中登记。

独立反腐委员会指出，水务公司向奥法雷尔赠送红酒旨在希望在该公司一项公私合营的合作计划上得到州政府的支持。奥法雷尔在作证时矢口否认自己收受了红酒馈赠，并称他所领导的政府与该公司保持一定的距离。

但是，独立反腐委员会在对吉罗拉莫进行调查时，吉罗拉莫承认送给奥法雷尔一瓶价值2978澳元的奔富红葡萄酒，以庆祝奥法雷尔先生在2011年大选中获胜。

2016年底，澳大利亚新州前工党厅长奥贝德（Eddie Obeid）被法庭判刑五年，最少三年不得假释。随后，时任新州州长贝尔德就宣布了州议员退休金规则的新变化，这将导致奥贝德将失去每年12多万的退休金。

在新州廉政公署（ICAC）听证此案期间，政府为奥贝德支付了估计达28万澳元的法律援助费。贝尔德示意，新州政府打算要回这笔钱。

据悉，奥贝德被控于2007年8月和11月在悉尼环形码头（Circular Quay）两个餐厅的租赁交易中存在腐败行为。新州最高法庭在今年6月判决奥贝德有罪。

在量刑听证中，奥贝德的律师称，现年73岁的奥贝德据估计最多活到77岁左右，以此要求法官免其入狱。但是皇家检控官说：“健康欠佳不是可以犯罪的特许证。罪犯也不应因为他们的健康情况而期望会逃避惩罚。”

可见惩治腐败的严格程度。

2017年3月，澳大利亚新州前工党能源厅长麦克唐纳（Ian Macdonald）被新州最高法庭认定，在10年前批准煤矿许可证的过程中，存有犯罪行为。他有可能会判入狱。

陪审团只用4天时间就给出了结果，麦克唐纳被认为在任职期间存在两项蓄意不当行为。

检控官称，麦克唐纳在任职期间将他朋友梅特兰德的利益置于新州利益之前，在没有竞争者的前提下，就批准了梅特兰德任职主席的道尔斯河矿业公司（Doyles Creek Mining）的开采执照。

新州最高法庭在庭审期间获悉，麦克唐纳批准执照的行为，在州“预算紧张”的时期，使得新州政府损失了数千万元。在最高法院法官的量刑结果出来之前，麦克唐纳和梅特兰德将继续维持其保释状态。

新州州长贝丽吉克莲（Gladys Berejiklian）和新州工党领袖弗利（Luke Foley）均对此事拍手称快。贝丽吉克莲说：“我认为公众们想知道（这样的事实），如果有人被发现存在腐败行为，法庭会公正的对他们的行为进行处理。”

三

政治献金与腐败：一步之遥

与中国不同的是，西方民主理论认为，政治献金是政客们离不开的“润滑剂”，即使清廉的政治人物也必须直接或间接利用政治献金来选举，而只要民主有保证，政治献金就不会变成官商勾结或利益输送。如何获得更多的竞选资金是在选举中获胜的一个关键因素。

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也没有无来由的政治捐款。政治市场的投资是需要回报的，拿了钱的政治家上台后自然会巧妙运作，筹款人都会被论功行赏，得到或明或暗的利益。

四

澳洲政治献金现状

根据社会团体GetUp发布的题为《DARK MONEY：The Hidden Millions Corrupting Australian Politics》的最新报告；如果将澳洲政治捐献金分成三种：

而报告题目中提到的“Dark Money（暗金）”指的就是私人募集收入中捐赠者所有信息不透明的那部分收入，也就是下文图表中的“未披露收入”。根据报告：澳大利亚主要政党所募集的捐款中有85%都是不受公众监督的“暗金”。

在过去十年里，自由党和工党的年收入构成如下图所示，可以清楚的看出“暗金”的份额始终超出公开捐款。并且在2013-14年，尤为突出。

五

华人政治献金起风波

在澳大利亚，政党的募款活动很多，也不只在竞选期间才有。此前深陷执政危机的前总理阿博特曾出现在悉尼唐人街，参加本党募捐活动。通常，活动以午宴或晚宴的形式，在饭店举行，捐款人以买宴会位子、甚至包桌的形式捐款。捐款多的可以被安排在主桌，与主要政党人物同桌吃饭、聊天，单独合影。而花钱少的只能与其他人一起，同主要政党人物照集体照。

前总理吉拉德曾有一个募捐活动，规模有四五十桌。活动准备阶段，几个华裔商人听说后直接把四五十桌全部包下，把活动做成了他们与总理的专场见面会。

澳大利亚媒体曾报道说：在华人社区也不乏一些捐款者“拉大旗做虎皮”，通过捐款获得与澳大利亚领导人的合影等“证据”，再拿着这些“证据”回到中国“秀”给他们在中国的商业伙伴看，用澳大利亚总理的形象为自己的信誉背书。

除了这些公开的募捐活动，政党高层其实还有一些更私密的聚会，可以向企业家开放，但是这种场合门槛更高，而且不是有钱就能参加，还必须有一定的人脉才行。

今年九月，33岁新南威尔士州工党参议员邓森（Sam Dastyari）宣布辞职。媒体报道称邓森在2014年收受地产开发企业玉湖集团的4万澳元支付法律费用。他还要求另外一家企业"Top Education（精英教育学院）"为他向议会偿还差旅费的超支部分约1670澳币。

据悉，"Top Education（精英教育学院）"校长祝敏申是悉尼大学孔子学院董事会成员。据称在澳大利亚和中国人脉广泛，曾作为海外华人代表参加过中国的政协会议，而且跟很多工党和自由党议员关系密切。

多家澳洲媒体报道说，邓森曾在7月初竞选宣传时与玉湖集团的老板、著名华裔商人黄向墨，一起出席新闻发布会，会上邓森表示，他在南海主权争议问题上支持中国。

这一表态与工党的官方立场相左。从而令一些人怀疑，邓森在中国和南海问题上的表态是受到了中资企业政治捐献的影响。

“一石激起千层浪” 邓森辞职后，黄向墨也辞去了悉尼一家智库主席的职务。这一系列事件引发了关于中国资金对澳大利亚政坛和公民社会影响力日益增强的辩论。

六

政治献金引发“中国威胁论”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最近进行的一次调查显示，2013年至2015年，与中国有联系的公司和个人向澳大利亚政党捐献了约550万澳元（约合2793万人民币）（点击阅读：华人澳洲2013-2015政治献金全录）。在2014年与中国有关的政治献金已成为澳大利亚工党的最大资金来源。《悉尼先驱晨报》称，排名前五位的捐款人中，与中国有关的就占4人。

澳大利亚国内立即爆发有关中国影响力的大辩论，“中国威胁论”的论调卷土重来，其程度之激烈、范围波及之广不亚于2009年中澳关系波折的时期。

这些言论既有指责中国政府、企业甚至华人“收买”澳大利亚政客为其“代言”的“政治威胁论”，也有批评澳大利亚华人、华文媒体“效忠”中国政府而非澳大利亚的“社会威胁论”，更有担心中国投资威胁澳大利亚“国家安全”的“经济威胁论”。

在澳一些主流媒体和保守政客的“口诛笔伐”下，一时间仿佛所有与中国有关联的企业、个人都有“卖国”之嫌，澳政客需要澄清他与中国方面的关系；致力于中澳友好的智库需要证明“独立性”；华人更需要向澳“表忠心”等。

在此敏感节点上，澳政府以“国家安全”之由否决了中国国家电网和长江基建投资澳大利亚电力公司（Ausgrid），但却于近日宣布澳大利亚两家本土公司成功获得该公司99年的租赁合同；中企多次申请投资被否的澳大利亚基德曼农场，近日也传出已经有澳大利亚四家本土企业在高价竞标等，这些也很难让澳政府摆脱“忌惮民意”、与中国“保持距离”之嫌。

七

怎样看待在澳华人政治捐款？

据统计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首度超过外商对华直接投资，未来10年对外直接投资预计达1.25万亿美元。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中企总会遭遇到一些不尽相同的政治风险。

在欧美发达国家，主要是投资项目的安全审查；在东南亚、南亚和拉美等新兴经济体，主要是官员腐败、市场准入和政党轮替引发的政策不稳定等问题。

黄向墨此前在接受《环球时报》专访时表示：华人华侨虽然是澳大利亚最早的主力建设者之一，但长期对当地政治参与抱有“冷感”，甘愿充当“哑裔”，同时却一直有着为各路政客奉献政治捐款的普遍“热情”。

这种“买路钱”思维的捐款与主流社会政治捐款的最大区别在于：对人示好，对事漠然，不关注、更不致力于影响具体政策。在这种心态下，华人往往被各路政客当作竞选的“现金奶牛”。当选后，华人往往又没有诉求，政客也就不需要为华人团体做任何事情。

如今，随着经济力量、受教育程度不断增长，澳洲华人华侨的主人翁意识与责任感日益增强，参政、议政乃至从政的意识与热情大幅提升，这不仅体现在近些年的政治捐款增长上，也体现在对大选及地方选举的关注上。

但在如何践行政治参与、尤其是借助政治捐款等方式上，华社还是新手，要好好向其他族裔学习，比如如何将政治诉求与政治捐款的技术操作更有效地有机结合，再如如何运用媒体来阐述、推广自己的政治诉求。

部分主流媒体或许还很不习惯，它们依然抱持偏见，希望华社继续充当“哑裔”而不是取得政治上应有的话语权。

这些都将挑战华社未来的定力、能力以及凝聚力。华社的政治参与还有漫长的路要走，无论如何它需要以主人翁姿态参与到主流政治生活中，这当然包括理直气壮地进行政治捐款。 　

可想而知，这种环境之下，政治献金难免成了打通政府大门的手段，双方形成利益链条，所谓的献金也就成了贿赂，也必将成为一场国际丑闻。

而一旦政党出现更替，中国企业很可能成为东道国国内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八

政治献金改革未来走向

一直饱受诟病的澳洲政治献金制度近日再次被推到改革的风口浪尖上。

事实上，在过去十年，联邦和各州议会已经举行了很多听证会、审议和调查，所有这些工作都建议对澳洲政治献金进行重大改革，然而惭愧的是，至今鲜有实际行动。

目前在澳洲，只有金额超过1.32万澳元的献金需要被公布，每年公布一次，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可以捐献不受额度限制的献金。此外，献金接受者如何支配这些献金也不得而知。

可以说，在西方世界中，澳洲的政治献金制度是最松散的。

但就在近期澳洲主要政党因为来自中国的政治献金展开调查后，澳洲国内对禁止接受国外政治献金的呼声越来越高。其中主流呼吁声音提到的改革措施有以下几种：

澳洲是世界上不多的允许海外公司和个人进行政治捐款的国家。国际民主和选举援助学院做的一项调查发现，180个被调查的国家里，有114个不接受海外献金。

据最新消息，联邦议会选举委员会在3月10日发布的报告中建议，禁止外国人和外国公司给澳洲政党提供政治捐款。这一建议获得了澳洲两大政党的支持，只是目前在禁止捐款的范围方面，两党看法有分歧。

这是绿党力推的政策。他们希望禁止盈利性公司捐款，而个人和非盈利企业则可以继续捐款。

禁止公司但不禁止工会捐款不可能得到自由党认同。这么做对于自由党的自由市场立场相悖，而且让对手拥有庞大资金优势。如果你想要一个得到两党都能接受的改革方案的话，这个提议在目前澳洲政治环境下可以说没有存活几率。

禁止企业和工会捐款。只有个人才能捐款。主要政党会失去他们90%的资金来源，从而需要政府拨款填补缺口。

这条建议得到保守派的支持——从特恩布尔到派恩，再到前自由党的司库 Michael Yabsley。这个主意无疑会在很大程度上重建人们对于系统的信心，但是也有很大的问题。

首先工党不可能愿意这么激烈地斩断和工会的联系。更重要的是，这么做可能违宪。当新州的O'Farrell政府在2013年想要把政治捐款局限于个人时，高院判决这个做法违反了宪法隐含的政治沟通的权利。

为了规避违宪风险，法律专家建议不禁止捐款，但是设一个上限。

目前公司和个人的捐款无上限。2014年由令人尊敬的高管Kerry Schott领导的报告指出：“设捐款上限是有效的打击大笔捐款可能带来的腐败以及不当影响的风险的合适措施”。

对于上限应该设为多少，各方各执一词。比如新州政府支持5800澳元的上限。

前总理霍华德却表示反对设上限。认为限制捐款将会造成“对于政治活动和表达自由的攻击”。

澳洲政治捐款的报告要求有一个很大的滞后。大选是7月份举行的，但是我们要到明年2月才知道谁捐款给谁了。反对皇家委员会调查的大银行给联盟党捐了多少？建筑工会给工党捐了多少？你得耐心地等。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支持实时捐款披露，或者至少更经常地更新捐款登记册。

还有捐款披露门槛。2006年，霍华德把门槛从1000澳元提升到1万加通胀（目前是13500澳元）。工党支持1000澳元的门槛，而且已经自愿这么做了。

上面的很多建议可能听上去很好，但是不要低估这么做的困难度。这需要持续的公众压力以及并非能见到的两党合作，才能确保改革不会再次触礁。

巨额的政治献金不但容易诱使人“做手脚”，而且，因为接受政治献金在很多时候与受贿界限模糊，只要没有明显的利益交换和等价关系，很多人都把自己的受贿推到政治献金上，以此脱身脱罪。

 “投桃”焉能不“报李”？政治献金的本质就是权和钱的一场交易，只要有利益交换，就无法彻底根绝腐败，因此，承认政治献金的合法性和要铲除其诱发的腐败，本身就是一个悖论。

 “政治献金”是不能取消的，但有效约束它现在看来也是不奏效的。也许，西方国家摆脱“政治献金”丑闻的真正出路或许在于：应该跳出既有的选举形式，探索一种新型的民主道路。

本文作者：Cynthia高晨曦

制图：Chlo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