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鹤副手”、“学者型官员”、“中国经济政策首席解读官”……外界对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委员会办公室原副主任杨伟民的评价有很多，而这几个评价则最具代表性。

1978年，杨伟民考上吉林大学并就读于政治经济学专业，当时中国的高考制度才刚刚恢复不到一年。从此杨伟民便与经济学结下了缘分。1983年，他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继续深造，1986年又赴日本一桥大学留学。1989年，杨伟民调入国家计委产业政策司，其后便踏上了从政之路。他曾历任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司长、委副秘书长、秘书长。

2011年6月，杨伟民出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并在这个经济领域的最高决策部门任职长达7年。中财办虽成立于1980年却很少为人知晓，直到2014年官方媒体首次对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进行报道，这个神秘的机构才开始进入公众的视野。近两年，中财办一改昔日的低调，从幕后走向前台。不论是官方发布会亦或是权威学术论坛，我们经常能听到来自中财办的声音。作为中财办副主任，杨伟民在公众场合亮相的次数也逐渐增多。这位说话非常“有料”的官员所到之处经常被记者围堵。

杨伟民是国家重大产业政策的主要参与者和执笔人之一。曾参与起草并组织协调“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2018年3月，他当选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6月的一次公开演讲上，杨伟民透露自己已不再担任中财办副主任一职。

从1978到2018，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走到了第40个年头。4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也应看到，新时代中国经济正面临着新的挑战。近日，杨伟民接受了凤凰网财经的专访，这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蓝图的规划师是如何看中国的经济形势的，对新一轮经济改革又提了哪些建议？

以下为专访内容：

凤凰网财经：今年是改革开放第四十个年头，您认为四十年来中国取得了哪些宝贵的历史经验？

杨伟民：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确实取得了非常伟大的成就，我们从过去一个低收入国家变成现在人均八千多美元的中高收入国家，经济总量也进入到世界第二。

40年里我们确实积累了一些重要的经验，我觉得两条是最基本的或者说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坚持改革开放：我们从80年代初期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开始，到发展乡镇企业再到城市改革的全面实行，从创办经济特区、引进外资到最后的加入WTO实现全方位改革开放。这40多年中央制订了若干个关于改革的重大的文件，比如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文件，对下一步的全面深化改革做出了部署。

可以说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也没有中国今天城乡面貌和社会进步。今后改革开放力度只能进一步的加大、加快。

第二条基本经验就是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完全等同于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市场经济，需要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动员社会各界的力量，然后围绕着一个共同的目标来向这个目标努力。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党的工作重点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就是说从此以后经济工作就变成了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既然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就应该理直气壮的去领导和管理经济工作。在中国的重大发展进程中，党通过加强和改善领导修正了发展当中的一些偏差，使经济始终能够沿着一个正确的方向前进。

凤凰网财经：如何理解中国经济从高速度向高质量的转变？

杨伟民：过去，一些地方把经济建设为中心错误的理解成了以GDP为中心、以增长速度论英雄。目前一些地方的GDP情结仍然很严重。这种以GDP为核心、为中心推进发展的方式，很快带来了中国的速度，但是这也带来了很多问题，中国数量并没有同步带来中国质量。

世界500种主要工业品中，中国有220种产品产量位居全球第一位。工业品产量位居第一的很多，但工业品质量能够达到世界第一水平的却很少。光看什么进入世界五百强没有意义，因为很多是大银行、电网、大的国有企业，关键是看制造业。

应该坚持创新发展的理念，变中国制造为中国创造。我们不能光是跟在别人屁股后面，别人生产什么，你生产什么，总要做出几件原创性的东西，然后你来引领别人的发展。现在的手机大家都模仿苹果，他创造出来以后，别人都跟着他。未来中国是否能做出来自己的原创，让别人跟着我们制造产品，这才是真正走向高质量发展，也是真正能够实现现代化的关键。包括在今后可能会发生的各种各样的贸易争端当中，能否采取有效有力的反制措施，创新发展也是关键。

凤凰网财经：如何解读中国经济面临的下行压力？

杨伟民：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减速不能简单的归结为周期性的变化，也不能简单的说是新周期的开始。任何一个国家发展到这个阶段以后，都不可避免的会出现增长速度下滑。因为目前中国无论是需求的结构，还是供给的条件，与过去相比都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

我们过去高增长的需求结构是靠排浪式、低质、低价的消费去支撑，现在这种需求结构已经转变。

另外，供给条件也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比如从劳动力的供给条件来说，2012年劳动力达到峰值以后，每年都要减少300多万，有的时候400万，也就是2012年到现在累积减少了2000多万劳动力。这种需求减少和凯恩斯意义上的有效需求不足完全不是一回事，是中国人口结构的突变所带来的。但是如果误以为这是有效需求不足，按照凯恩斯理论很自然的是需求少了就刺激。

再看房子的供求。中国的问题在于，快速的城镇化过程中，农村的房子被大量的闲置。目前农村闲置、空置的宅基地有三千万亩，相当于现在城镇居民所有的住宅用地。过去在农村拆了建、建了拆的需求很少了，农村孩子现在一结婚，就到县城买房子。

凤凰网财经：目前中国经济面临有哪些风险？

杨伟民：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三大结构性的失衡。

一是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是因为要素配置的扭曲。大量的钱被僵尸企业和地方政府债务压着出不来，很多钱是续贷，真正能够支持新经济活动创造GDP的贷款太少。僵尸企业正在加剧资源错配。银行和地方政府不愿意看到僵尸企业破产。因为由于银行不能随意抽贷，僵尸企业破产重组将使银行不良贷款率上升。同时，对于地方政府，僵尸企业每年的增值还在。

为什么一方面获利很多，但是又觉得钱很紧，因为相当一部分钱投入到了死库容中，全是续贷。

二是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失衡，金融业过度发展。金融业越发达，实体经济可能负担就越重。中国现在实体企业一年至少付5万-6万利息，这是现在金融业的高峰。金融业的利润比其他行业高很多。现在很危险的是，北大清华2016年的毕业生24%干金融去了，流入到制造业是4%，搞科研的只有11%，这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当然还有一个是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

凤凰网财经：您认为现在金融领域最大的风险点是什么？

杨伟民：杠杆率过高。还是要坚定不移去杠杆。

凤凰网财经：目前去杠杆的重点在于什么？

杨伟民：国有企业去杠杆和清理地方债是目前去杠杆的两个重点。

在实体经济部门中，非金融企业杠杆率最高，非金融企业当中国有企业杠杆率最高。过去很多国企都要做大，而高负债就是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口号的一个直接结果。国企去杠杆最重要的是要处置僵尸企业，让债务消失。僵尸企业的形成与地方政府有关，同时跟银行也有关系，银行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你当初为什么给它贷款呢？银行不良贷款该冲销掉就要冲销掉，银行该承担责任要承担责任。

还有就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主要是隐性债务风险。地方政府规模之内的债务还在合理的范围之内，但是隐性债务远远超出法定限额。2015年新预算法实施以来，由财政部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但是很多地方政府各种变化花样去借债，地方债的规模到底有多少，这个谁都说不清楚。

凤凰网财经：新一轮经济改革开放中，我们应注意什么？

杨伟民：一是稳中求进，不要急。大家说弯道超车，弯道超车容易翻车，翻车最容易是在弯道上，滑冰也是在弯道上容易滑倒。因此经济任何时候都要按照规律，按照本身的发展规律来办，而不要去超越阶段。

二是保持战略定力。不要为一时的变化而失去长远的战略方向，不能改变改革开放。经济有些波动，这是市场经济必然的状态，只要搞市场经济，必然有波动，搞计划经济也是必然有波动，这像人总要生病一样，因此不要大惊小怪、惊慌失措，不要频频出手干预经济。

三是要坚持久久为功，坚持一件事情，不要急于求成。高速发展的标杆是深圳，现在质量发展也有一个标杆是雄安。四是坚持底线思维，底线不能碰。比如说金融，风险是底线，这是不能碰。脱贫也是一条底线，不能破，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