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有一些东西，许多人或许都曾在茶余饭后聊起过它，也都从身边其他人口中或多或少听说它的存在，但就是从来没有见过它的真实面目。

这其中，就包括医药公司与医生暗地里相互勾结的灰色利益链条。这与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毕竟人都有生老病死，哪怕天天呼吸着澳洲洁净空气的人们也不能例外。

去年9月，《纽约时报》披露，某位世界顶级癌症专家私底下从几家药物与其他公司中获得了高达几百万美金的收入。更重要的是，他并未披露因发表许多备受瞩目的医学期刊文章而收到的付款。

除此之外，几个月之前的一项研究发现，许多编写医学教科书的专家们都收到了有些公司的神秘付款，但将这些教科书“奉若神明”的读者们却不知道这一点。

最近，澳大利亚的一项研究也在曾撰写过重要门诊指南的医生群体中发现了类似的问题。据报道，其中近四分之一的人与药品公司有过财务上的往来，但是这些关系却并未在医生们撰写的指南中披露。

这些门诊指南，实际很大程度上决定了GP（门诊医生）们给出的护理意见，以及具体开出什么药物。

而收了这些公司提供的免费午餐或高昂的咨询费等好处的专家们，非常有可能会在撰写指南的过程中出现偏见，也自然可以随意一笔带过、添上一个药物的名字，或者删去一个。

据《卫报》近日报道，邦德大学与悉尼大学联合对此现象进行了一项研究。

该研究团队从一系列的门诊指南中随机选取了一些样本，基本涵盖了十大疾病领域，其中包括心脏病和心理健康。 

然后，研究团队分析了每个指南中公布的有关作者与制药公司之间利益关系的内容。如果作者没有公布任何信息，团队则搜索了该作者过去5年中在科学文献中发表的所有文章，主要关注作者是否与销售相关疾病领域的药品公司有任何关联。

研究还发现，在某些疾病领域，包括糖尿病和心脏病，这种透明度的缺乏可能会更糟糕。

这触发了一系列关于这些指南中可能存在的潜在偏见及其可信度的非常严重的问题——事实上，这些因素对澳洲医生们的决策方式会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

作为分析的一部分，该研究团队还比较了由政府，以及由非官方的专家组或医疗基金会资助和制定的指南。比较后发现，由州、联邦或地区政府资助和开发的指南作者们，隐匿相关医药公司利益关系的比率会低得多。 

或许你早就道听途说过，医药公司宴请招待医生与护士、药剂师等其他医疗健康专业人士的“事迹”。据《The Conversation》报道，在澳大利亚每年约举办逾25,000个这样的活动，而医药公司则会为其慷慨提供免费的招待。

与此同时，许多高级专家（比如那些撰写门诊指南的作者们），还可作为顾问、演讲者、或研究人员，从相关公司赚取更多的利益。

2015年6月，24名澳大利亚癌症专家飞往芝加哥参加为期五天的会议。药物巨头安进（Amgen）资助了这次旅行，其中包括会议注册、交通、喝酒与用餐，花费近27万澳元。

2013年12月，在新南威尔士州的一家教学医院，11名药剂师和药房技术人员参加了一位来自Menarini公司的药品代表的45分钟演讲。演讲伴随着午餐，包括三明治，卷饼，寿司和果汁，人均午餐费高达200澳元。

实际上，这些只是2011年至15年的4年间，超过11.6万例澳洲医药公司招待医生事件中的九牛一毛。

自2007年以来，医药公司被要求公示“赞助医疗卫生专业人员的教育活动”的详细报告。报告中必须列出与会人数、举办地所在的餐厅、度假村或诊所的名称、以及餐饮酒水的费用。但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规定必须列出享受了这些免费招待的医生们的名字。

事实上，2011年至2015年间，澳大利亚的医药公司共赞助了超过116,000个活动——平均每周超过600个。虽然其中许多招待的早餐，午餐和晚餐都在全国各地的酒店和高级餐厅举行，但大多数都发生在医院或医生办公室内。这也表明了医药公司在日常临床实践中的存在感非常高。

其中大多数活动（82％）中包括医生，但也有许多包括不同类型的健康专业人员。例如，39.6％的包括护士，38.3％的包括了受训者，以及8.4％的活动包括有药剂师。 

来源：《澳洲财经见闻》根据发表在BMJ上的期刊论文《A cross-sectional analysis of pharmaceutical industry-funded events for health professionals in Australia》中所列数据分析整理

肿瘤学或癌症——一个越来越因使用高成本药物而受到关注的领域，是这些事件最常见的领域，占到总赞助活动数量的19.7％。

根据《卫报》报道，自2015年开始，虽然医药行业行为准则中的透明度报告要求发生了变化，新法规虽然看似提高了药品公司向个别医生付款的透明度，但它也明确将食品和饮料排除在报告要求之外。

事实上，在2016年11月至2017年4月期间，医药公司共为澳大利亚的医生，护士和药剂师们提供近1200万澳元的费用和开支，以便其在此期间参加会议。

来自墨尔本大学的健康经济学家 Philip Clarke教授，与来自塔斯马尼亚州的Barbara de Graaff 博士分析了这些医疗专业人士们所收到的来自医药公司支付的款项共计$11,667,253 澳元。

根据当时新的澳洲医疗行业准则，2017年8月29日之前，医药公司们都必须披露有过利益往来的医疗从业人士的信息，然而许多公司仍然选择了隐瞒。

通过对其中35个公司公布数据的分析，研究发现，在接受了医药公司现金或实物支付的4,500名医疗保健专业人员中，排名前1％的顶尖从业人员获得了所有资金的8.6％。在短短半年期间，这个数字超过100万澳元，人均从中获得的收入为21,500澳元。

与之相比，在行业中位于底部的50%，每个专业人士平均收到了540澳元。

来源：《The Guardian》

在截至2017年4月的半年内，在澳大利亚卫生专业人员身上花费手笔最大的制药公司分别为BMS（134万澳元），安进（127万澳元）、赛诺菲（94.5万澳元）、辉瑞（82万澳元）和拜耳（80.9万澳元）。

而对于一掷千金的医药公司而言，每一笔钱都绝对不可能是白花的。

行业赞助的卫生专业人员活动通常被称为“教育”活动，虽然听起来非常冠冕堂皇，但实际上它们还是制药行业营销战略的关键支柱。

虽然许多健康专业人员常常未能在这些活动中察觉到商业所带来的偏见，教育内容非常有可能偏向于赞助商。教育活动之后，赞助商药物的处方率也有会所增加。

一位因拒绝接受制药公司访问而闻名的悉尼癌症专家Martin Tattersall博士，在与Guardian Australia的采访中提到，“实际上，如果一些医疗教育活动由某些医药公司赞助，那么这种教育就一般存在着偏见的信息”。

当这些更新、更贵、宣传力度更疯狂的药物被收了赞助商好处的医生们推荐服用的时候，随之而来医疗护理中的不良反应与愈来愈高昂的费用开销，也越来越引起了大众的关注与忧虑。

Tattersall博士表示， “因为许多主讲人基本上都是赞助商选择，自然做的也都可能是符合该公司而不是患者利益的事情。可是如今如此之多的医学教育活动却偏偏都是由这个行业赞助的。“

“我对身边一些主要利用赞助获取利益的同事们持批判性态度” ，他补充，“对我来说，我凭自己的方式付出，从不接受赞助。而且我还发现参加那些自己选择的专业会议，比起去那些大药企赞助的“娱乐性集会”，实际上有着更高的效率。

前文中已提到，从2015年10月起，在澳洲，医药公司已不再需要报告这些有影响力的“教育”活动。相反，他们现在需要报告他们对每一个医疗专业人员的付款，并给出具体的人名信息。

这可以在某些方面提高透明度。比如，人们可以检查他们自己的医生是否参加过由制药公司赞助的教育活动。

人们开始越来越担心这些财务上的联系，并呼吁提高药物的透明度。在这点上，美国已为我们开了“阳光法案”的先例，强制要求公司披露所有支付给医生的款项。

虽然澳大利亚的规则已发生变化，有一些支付款项也已被透露，但是这部规则的透明度远远弱于“阳光法案”，而这样的法案，身处澳大利亚的人们已经等待了太久。

除了增加披露利益关系的透明度之外，实际上根本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也就是专家作者们与医药公司存在的利益关系——这种关系从一开始就不应该存在。

对于像撰写指南这样具有庞大影响力的事情，甚至可能会影响数百万人的健康医疗，最好让作者完全摆脱与该行业之间的联系。这也正是澳大利亚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委员会推荐的新政策。

几个月前推出的新政策非常简单明了：

强烈建议：指南编订小组由不具备与相关行业组织之间财务上或其他方面有所牵连的成员组成。

不如让我们对此拭目以待，看看究竟有谁能够真的听从这条建议。

人们相信自己说出口的就是真相，有助于自己利益的就是真实，能够被自己驱使的规则就是真理。荒唐就是严肃。 

——布尔加科夫《大师与玛格丽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