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人物】家门口被扔炸药包，13杯酒换工厂续命款…他说，笑纳40年心酸艰难,澳洲金融圈微信公众号文章

来源：正和岛（ID：zhenghedao）

岛君说

任武贤1960出生，亚宝在1977年筹建时他17岁。亚宝伴随着改革开放走过40年。这40年来，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可这40年同样也波诡云谲，沧桑磨难。企业家谁没有焦虑、抑郁过。就像本·霍洛维茨所说：“在担任CEO的8年多时间里，只有3天是顺境，剩下的8年几乎全是举步维艰。”

任武贤也是如此。他说，“当上厂长，我从未轻松过。”40年来无数艰难：那年为了贷款，喝一杯贷一万，喝到13杯烂醉如泥地倒下，为了改革被人往家门口扔炸药包，插钢钎，挂子弹瓶……多少辛酸艰难。旁人可能无法想象，任武贤却将他们全都笑纳。

专访时，任武贤儒雅乐观，用他特有的山西口音，将40年往事悠悠道来……在我听不清楚的时候，他就逐字写下关键词。采访结束，我内心很久未能平静。脑海里一直在想：“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

我们也进行了很多反思，中国为什么没有辉瑞？要怎样才能重塑信任？创新的路还要走多远？这篇文章透视、反思，希望能够在寒冬中给你鼓舞。

口述：任武贤亚宝药业董事长、正和岛岛邻

采访：孙允广

来源：正和岛（ID：zhenghedao）

我没“敢”参加高考

1977年我高中毕业，那时国家还没有恢复高考。

县城里下了一个通知：要筹建芮城县制药厂。我作为临时工被招进去了，参加了工厂的筹建工作。

药厂筹建过程中，我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紧接着，国家就恢复了高考，我思量再三没去参加。当时想，我个子小、身单力薄，如果去参加高考，药厂的工作就得丢掉，考不上就要回农村去了，我怕受不了繁重的农活……

于是我选择继续工作。现在想想，如果当年参加高考也就走了，当时我一边上班一边把初高中知识都复习完了，后来做了一遍第一年的考试卷子，数理化是我的强项，半小时我就做完了。

命运就是这么安排的，也就有了我跟亚宝的结缘。

经过一年的筹备，1978年9月26日，亚宝芮城制药厂被批准正式成立。所以，今年是改革开放的40年，也正好是亚宝成立的40年。

在岗位上，我就认真地干活。别人干一份工作，我干两份，别人工作8小时，我至少干10个小时……

厂长看到后，觉得这个小伙子踏实、肯干，也能吃苦。1979年下半年，就把我送到山西卫生厅和山西医学院合办的“山西医学院药学系筹备一班”去进修，那年我19岁，同班里还有一些原来岗位上的中专生。

我在那里脱产学习了2年多，这期间国家经济还很困难，公司一个月给我们发26块钱，比当时同学的处境都要好点，我每个礼拜回去的时候，就请他们吃饭。

因为没有参加高考，我很珍惜这两年的时间，特别用功，各门功课都学得很好。

解决产品“爆炸”问题

1981年，我结束进修回到厂里。

当时厂里出现很多质量问题，亟需技术人员。生产的液体蜂王浆口服液，经常发生“爆炸”，一直找不出原因。我研究后发现，“爆炸”是因为生产过程中受到了细菌污染。

蜂王浆不能高温灭菌，工人缺乏无菌意识，生产条件又差，过程中就把细菌带进去了。蜂蜜、蜂王浆全是营养成份，天气一热，两天就发酵“爆炸”了。

这是我回去以后面临的第一个问题。

我的方法一是往配方中加些防腐剂，二是在生产工作中给工人培训卫生知识，加强卫生管理，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于是我就白天上班，晚上备课，抽时间给工人们讲课，从生产过程中和配方两方面改进，我又连续解决了两三个问题。

之后，我跟老厂长说:“你让我下车间去吧。”老厂长当时很震惊，技术部门本来就缺人，好不容易把你们培养回来，又要去下车间？！

他没理解我下车间要去干嘛，我是想深入一线，把理论知识和实际再进一步结合。但厂长还是觉得学了知识就要发挥作用，让我直接去了技术科。

我每天穿着白大褂走向车间，跟着工人一个工序一个工序地干。慢慢地，我从技术员当上了技术科长。等到1986年时，我又当上了副厂长。

当上厂长，面临“生死”单选题

药厂在1981年的时候，产值达到403万元。但是和当年很多集体企业一样，由于对市场反应不够敏锐，工艺落后、产品质量不佳，不断被市场和竞争对手放大后，企业开始滑坡。

到1990年底的时候，亏损了120多万元。这期间厂长换了四任，全是乡镇领导干部，他们不懂医药，又在厂里搞培训，结果把厂里搞的是一塌糊涂。最后大家说，不能再外派了，再换厂长大家就都没饭吃了。

我在这里工作了13年，大家觉得搞技术更懂药，就一致举荐我，当时的县委书记很开明，尊重大家的意见，同意我当厂长。这一年我30岁。

接收药厂的时候，厂里已经资不抵债360万了，当时叫“三个不到1000万”：产值不到1000万，资产不到1000万，资金不到1000万。而且厂里还有438个员工要养活。

为什么资不抵债？当时厂里上了“吡哌酸”项目，化学合成原料药失败了，加上累计的亏损，公司人心惶惶，已经经营不下去了。

我也不懂管理，但我认为必须先从产品上突破。上任的第七天，我跑到郑州大学，找到一个教授，他手里有一个维脑路通产品（现在叫曲克芦丁）的合成工艺，这个工艺比较简单，产品成本低、质量好，而且收益率还很高。

其实这个技术在我当副厂长的时候就跟对方联系了，我跟厂长汇报，厂长觉得太贵不想花钱。我就只能把资料压在抽屉里，但我一直认为这是个好东西，所以上任厂长后，我第一时间立刻引进了它。

我花了2.2万把这个工艺买回来，用了三个月时间把设备安装起来。又抓紧时间，用半年获得审批。1991年底，产品就开始投放市场。

产品卖出去才能有收益，所以还要突破销售。

原来厂里有7个销售员，7个人当时一年总共赚3万元奖金。我给他们重新制定了奖励措施，工资不动，完成一个台阶获得一定奖励，让他们一个月就能挣两三万，一下子把他们积极性调动了起来。

我还把当时生产车间里脑瓜灵活，但在车间表现不太好，车间主任不愿意要的一些人，全部抽出来，培训以后分片跑市场，北京、天津、河南……一人分一片市场，不断扩大销售队伍。

生产是我的强项，我还要扩大规模。管理费用是固定的，折旧费用是固定的，银行贷款利息是固定的，产量一大，成本分摊到产品就全降下来了。

激活了产品和销售，1991年当年公司就扭转亏损，盈利120万。

大刀阔斧改革，家门口被扔炸药包

除了激活产品和销售，我还对管理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地改革：

能够按照改革方案走，跟得上改革步伐的人，才能留下来；抵触的，不按这个方案做，违规违纪的，则要处分。

那时候芮城制药厂还是国有企业，观念落后，大家不理解，说任武贤有权了，利用权力裁人了处理人了！

违纪的人处理得多了，他们就联合起来写信告状，乱写我贪污了700多万，当时芮城制药厂一年盈利才100多万。有的人持续告了两年多，还有人往我家门口扔炸药包，在门上插钢钎，把子弹头装进瓶中挂在我家门口……

我和员工们讲，“谁对我有意见，到哪里反映都可以，但是不能耽误工作。不完成工作，我马上就免了你。”这样才保证了92年、93年这两年告状期间，公司还能稳步向前发展。

那段时间我心里无比苦恼，一度不想干了。西安市化工局给芮城开了商调函，让我去他们那里的药厂当总工，熟悉情况后再当厂长。

后来运城地区纪委书记张吉兆在芮城驻扎了半个月，在全县干部大会上公开了调查结果，最后讲了三句话：一、任武贤没有问题；二、大家不要再告状；三、要告就告我张吉兆。

这三句话，让亚宝稳定了30年。以后的改革，就再也没遭遇过如此尖锐的内部阻力。

新盖的房子一天没住，卖了8万

光靠曲克芦丁这些老产品，公司还是不能快速发展。我开始在社会上到处找新产品……

我的老师给我介绍说，山西中医药研究所有个叫“小儿止泻膏”的产品，效果挺好，孩子腹泻肚子疼，今晚贴上，明天就见效。但是他们找了五个药厂，都没被人看中。

我一听，觉得这是个好产品。孩子一打针、一吃药就哭，最困难了。现在一贴就管用，肯定会受欢迎。但是“小儿止泻膏”这个名字不亲切，我们回去和领导班子商议了一下，说就叫“宝宝一贴灵”吧，宝宝比较亲切，一贴就有效果。

拿下“健字号”后，我就赶紧在厂里找了个地方组织生产，组织生产是我的强项。可生产出来怎么卖，成了一个头疼的问题。

原来那些业务员，我给他们提高了奖金，他们的心思都放在原来产品上，新产品大家都不了解，也不知道怎么卖。我就在车间里面选出一些头脑灵活、又不愿意在车间干的人，成立了一个20人的专门销售宝宝一贴灵的队伍，培训后划分市场，一个人背一箱子药，去各地推销。

推销人员出去一个月，来回报销一千多块钱，车间员工一个月才挣几十块钱，大家意见很大。后来货铺开后，效果还不错。但光靠人一点点打通市场，太慢了！当时中央一台、中央二台、山东台、湖南台，是国内最早的四个电视台。1993年下半年，我们就组织宣传，想上电视做广告。

做广告，公司没有钱。怎么办？不行就集资。集资前大家都看我，我要拿钱大家才拿钱。刚好我在县城新盖了个两层新房子，一天还没住，我把它卖了8万块钱。

卖掉后把钱借给公司，大家看到后受到鼓舞，共同出力集资了50万。就上中央二台打广告了，一天晚上做两次15秒的广告，一个月20万广告费。打了两个月，整个市场就慢慢起来了，那时电视台少，影响也力大，各地纷纷开始要货，整个厂里很兴奋。

可是突然间意外就来了！中央电视台给我们下命令：你们的“宝宝一贴灵”名字有些夸张。就不让我们在电视台上做广告了。

我们就继续在山东台和湖南台做广告，地方台没央视影响大，我们就增加了广告密度，同时又扩大销售队伍，去全国各地布货。到1995年的时候，销售额就突破亿了。破亿后，国家要求地方标准升为国家标准，我们就提高了质量，把名字换成了“丁桂儿脐贴”

经过几年的市场经营，把原来公司整体的360万亏损补平了，公司净资产积累了1000多万。这时候，我就开始考虑公司未来的发展了。

上市煎熬51天，瘦11斤

1996年，当地有三个公司：一个外贸公司，一个植物提取厂（提取芦丁），另一个是云河制药厂共同申请破产。云河制药厂是银行给申请破产的，当时负债700多万。在政府的协调下，我把这三家公司都收购了，并且还承担了银行债务。

收购之后，加上原有工厂，就有了四个工厂。1996年，芮城制药厂改名为亚宝集团。云河制药厂用来扩大生产规模，植物提取厂配套生产曲克芦丁，外贸公司被我改造成包装厂，生产纸箱、塑料瓶。

1996年12月26日，任武贤和时任山西省省长孙文盛（右一）为亚宝集团组建揭牌

这时候各方面的资金压力就都来了，亚宝未来发展怎么走？我提出的是走资本市场的路子。因为资本市场相对灵活，如果只从银行贷款，要承担很大利息。

1996年的时候，北方地区知道上市的公司还很少。好在当时领导班子里的人也不是很懂什么叫上市，就也不反对我。我让他们按照我的方案搞经营，自己带了几个二十七八岁的大学毕业生开始筹备上市。

1996年亚宝的营业额600多万，达到上市标准。可中间足足等了6年，直到2002年9月26日，才在上海交易所上市。这6年过得相当艰苦。一是没有人才，二是企业规模较小，三是错过了额度制的最佳时间。

在额度制时候，山西省有5个指标，大家都在抢这个指标，一些大的国有企业经营不好，为了稳定经济，省里就优先考虑他们。

亚宝当时拿到了一个指标，后来搞商贸的天龙大厦经营压力大，发不出工资，工人就闹到省委省政府门前。我找到当时省长刘振华，刘省长说，“你（亚宝）这个企业很好，将来肯定能上市，现在这些指标不行就让给他们吧，闹的我们都不能上班了，要从大局考虑，要考虑山西的稳定。”省长都这么说了，我们就把指标让给他们了。

没赶上额度制，到了双高企业优先上市的时候我们就赶紧准备材料、收购企业扩大规模，刚准备好，政策改为辅导上市制了。又开始准备辅导制，辅导了一年时间，亚宝在2002年4月份开始第一次上市，结果却出人意料地失败了。

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那一刻我恨不得从8楼跳下去。回去之后，我见了人就躲，生怕别人问“你们上市成功了吗？”

从第一次申请到上市成功，期间足足隔了51天。这51天可以说是我和整个亚宝集团的“至暗时刻”，是我接手亚宝的30年来最煎熬的时间。

51天里我们埋头干，审批人员提出什么问题我们就解决什么问题，每天在旅店里就吃一碗兰州拉面，在各方面帮助下，持之以恒把上市问题解决。

终于在第二次申请时通过，于2002年9月26在上海交易所成功上市。我原本体重就已经瘦到了不到100斤，51天里又降了11斤，只剩86斤。

上市成功可以说给亚宝未来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上市了，就解决资金问题了。当我们敲响上市钟后，我和同事回到酒店房间，关掉手机，开始抱头痛哭。那一刻，我们仿佛把压在心中6年的苦痛全部释放出来。

十多年的往事浮上心头：

1991年企业最困难的时候，我刚接手厂长，贷一笔15万的款，银行要各种抵押，要担保，要陪人喝酒。他们说喝一杯给你贷一万，一两多的杯子，我一下子喝了13杯倒下了……烂醉了几天。

那是我用命换来的15万。现在给我1亿我也不喝了。

上市以后，整个银行对亚宝不一样了，需要多少资金就给多少资金。现在亚宝到银行贷款是“三不”：不担保、不抵押、利息不上浮。

我们上市16年来就是这么过来的。首先企业要讲诚信，可以说从我当厂长那一天起到现在，28年了，没有一笔逾期贷款，没欠过银行一分利息，包括税务部门，从来没有罚过我们一分款，该缴款的时候就缴款，这是起码的原则。

为什么“亚”字中间有一个爱心？

亚宝的标识是一个“亚”字，“亚”字内部由两粒胶囊造型组成一个心型图案。这是亚宝的文化，表示用心做药的信念。

亚宝的“家文化”特别浓，亚宝人一家人，亚宝人一个人。当员工遇到困难时，大家都会捐款，但一直捐款也不是长久办法，我们就成立了一个亚宝爱心基金，大家每年捐一次，钱存在基金里，哪个家庭有困难，就统一取。员工得大病了，家人离世了……正是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就出人出钱帮助他，亚宝的员工特别和谐。

亚宝原来没有人才，上市前公司都是初中生、高中生，最好也就是中专生，也只有几个。我是大专，算是高学历的了。因为没有名声，交通又不便，谁会到一个小县城来啊。亚宝就从1993年开始，给县里那些家庭困难的高中生，每年补助4000元，当时的4000元基本一年的学费和生活费都有保障了。供了4年培养了50人，30人回到亚宝，这30人在公司发挥了很大作用。

我要感谢我的老厂长，是老厂长把我派出去带薪上学的，我系统地学过知识，后来老厂长又派出去两三个人系统地学习。我从中悟出，没有人才不行，没有人来也不行。所以为了培养人才，亚宝不惜成本。现在每年都花四五百万对员工进行专业知识和管理知识的培训。

上市以后，声誉起来了，慢慢的就有大学生加入亚宝。为了吸引足够的人才，亚宝还从外企和大型国企招聘，招聘海外留学的博士生、硕士生，让他们加入亚宝，融入亚宝文化。

亚宝之所以这么做，努力吸引人才搞创新，是因为我心里有一个更远大的梦想。

中国为什么没有辉瑞？

改革开放40年来，亚宝走到今天，可以说算是中国比较成功的药企。但是相比于美国辉瑞等国际巨头，还有不少差距。

中国这么多年来，为什么没有辉瑞这样的企业呢？首先是，中医五千年来都是用中草药治疗疾病，直到近几十年才开始引进化学制药，所以化学制药的基础很薄弱。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后，中国引进第一个外资药企杨森，之后有了更多外企进入中国，才培养了一批中国的制药工程师、专家，才开始推行药品的GMP（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标准，才懂得GMP管理怎么做，厂房怎么建……

从研发的角度，直到2015年7月22日，国家药监局才进行了一系列的监管改革，要求仿制药的一致性，才真正开始把仿制药按照原研药的质量标准来研究。就这么短短几年，不要说创新药，仿制药现在都还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

电影《我不是药神》就反映了中国仿制药的问题。中国认可的制药发达国家主要是西欧、美国和日本，要想快速和世界先进制药国家缩短距离，就要先缩短仿制药的距离。现在我国研发人员对仿制药的学习理解还不到位，从2015年提出的仿制药要达到原研标准，到今天也仅有100多个品种达到原研，这个数量远远满足不了市场需求。

原本计划今年年底要求所有仿制药都达到原研标准，达不到要停产，现在看这个政策很可能要修改……大家都低估了仿制药的难度。整体仿制药水平都很低，何谈创新？

仿制药为什么一定要按照原研标准呢？中国仿制药虽然在分子结构、剂量、安全性、适应症等方面与国外原研药一致，但在生产工艺、原辅料纯度、生产环境等方面还存在一定差异，加之，国外的原研药经过大量的临床试验，我们的临床数据比较少，所以仿制药要按照原研标准进行一次性评价，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仿制药的疗效。

而在创新药领域，一些留学专家陆续回国，加快了研发速度。但这才只是开始，国内的创新药整体处于三流水平，部分处于二流水平，个别的才能够达到一流水准。这也是为什么中国还没有像辉瑞这样的药企的原因。

一纸文件，10年心血东流去

没有一个药企是可以依靠仿制药做大的。普通仿制药的低端市场竞争者太多，利润太稀薄，压力太大了。亚宝要想长久发展，就得向世界最高端的标准看齐，就要走国际化。

为了研制创新药，亚宝在苏州成立了苏州亚宝药物研发有限公司，专门做创新药、一类新药的开发，重点关注糖尿病、肿瘤和心脑血管等领域。

40年来，国家发生了很大变化，亚宝也发生很大变化。虽说亚宝从最开始的400多名员工发展到6000多人，但目前的亚宝并没有达到我想要的理想状态。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研发做得不够好。

这几年由于国家政策的变化，我们的损失也相当大。2016年的时候，国家对原来所申报的产品采取了新标准，亚宝23个产品全部归零，之前10年的研究，一夜之间化为泡影。

不仅仅是亚宝，做仿制药的企业都遇到这样的问题。谁当年搞研发投入大，谁的损失就大……标准提高了，砍掉了全国1万多个仿制药文号。这是企业几年的心血，不仅损失大量资金，还损失了大量时间，这是无法弥补的。

医药行业是受国家政策影响最大的一个行业，关系着生命健康，所以国家需要不断制定新政策、升级新标准。提高标准是对的，但是希望政府能够给企业一些缓冲时间或者相应补偿。

我一辈子喜欢研发，成也研发，一些失败也源于研发。这有我的责任，也有政策的原因。现在亚宝要做的就是不断加强国际全方位合作，开发、引进新的产品、新的技术，建立更现代化的企业管理，适应国家的转型，适应医药行业的变革。

从干上厂长到今天，我每天都是在如履薄冰中度过的。因为思想上总是看到自己的不足，看到比我们先进的企业有很多东西值得学习。这几年来，我读吴晓波的《大败局》，感触很深。成功的经验有不少，失败的教训也是百分之百准确的。我们既要学习成功的经验，也要从败局里面总结教训，要引以为戒。前人犯的错误，自己不能再犯了。

梦想成为中国的辉瑞，那是一条漫漫路，亚宝唯一能做的就是不放弃创新，坚持把创新药做大，相信离它的距离就不会远了。

编后语：就让往事都随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