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机制】清华教授：为什么中国没有一个机制，能阻止相互欺诈？,澳洲金融圈微信公众号文章

来源：正和岛（ID：zhenghedao）

岛君说

在中国市场经济中，为什么商人和商人之间经常相互欺诈？为什么熟人社会中存在大量的“杀熟”？为什么会出现老人讹人行为？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杨百寅教授认为，这是因为中国缺乏市场经济的信任机制。

信任机制道德、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平衡机制的一个重要的结合点。信任不仅仅是伦理问题，还是市场经济的根基，同时也是政府发挥作用的基础。但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相对完备的有助于推动市场经济的信任机制呢？

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定力：中国社会变革的思想基础》一书中，杨百寅教授给这一问题做了回答。

作者：杨百寅

编辑：允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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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俗与道德

市场经济的第三种调节方式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多次提出“经济活动除了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之外，还要重视道德调节这一第三种调节方式”。

美国制度经济学的杰出代表人物罗伯特·海尔布罗纳曾经提出经济治理的三种手段：习俗、命令与市场，分别对应习俗社会、命令社会及市场社会。这三者都是人类治理经济的方式，无论哪一个社会，这三种方式都存在过，问题是哪一个占据主导地位。

在自由竞争经济时代，人们提及资源配置的方式，首先想到的是市场与政府调节，经济界在当下争论的核心命题主要也是市场与政府孰优孰劣的问题。习俗作为一种资源配置的方式，逐渐被人遗忘。

习俗是一定范围内人们共同遵守的不成文的行为规范，作为稳定性的规则系统，规范着群体内部的行为，人们可以稳定预期某种行为的后果及其得益。习俗或惯例，无论是被明示还是未被明示，都可能作为某一文化群体内部的心照不宣的规则。在群体成员内实际上是被强制执行的，如果某些成员破坏了某些习俗规则，就有可能被驱逐出群体。

比如，韩国人喜欢购买国产车，这一方面是由于政府的引导和对国产车的支持，另一方面，出于普遍的爱国观念和韩国人追求物美价廉、外观漂亮的习俗，义无反顾地选择国产车就成了韩国人的消费惯例。

在道德层面，厉以宁提出道德调节的三种模式：第一种是自律，即自我克制及自我激励；第二种是文化建设，文化建设实际上是一种道德调节的力量；第三种是乡规民约，百姓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也具有调节经济功能。

习俗与道德从本质上来说都是一种稳定的规则系统。与明示的法律相比，习俗与道德更强调人们自觉自愿地遵从的性质。明示的法律体系如果是基于传统的习俗和道德进行的理性总结，更易于被群体内的人遵守。

习俗与道德还是有些微妙但非绝对的区别。道德更强调一种价值观的系统，是基于某种信念基础之上的规则系统，例如当下倡导的仁义。习俗更强调的是一种文化社会行为，例如儒家倡导的礼。习俗在某些情况下并非完全都是有关道德的，有些习俗可能只是为了适应当地的自然条件而逐渐形成的稳定的社会规范。

无论如何，习俗或道德的主体仍然是反映人类的价值导向稳定性的规则系统。习俗或道德从深层次调节人类经济活动，事关资源配置的效率。例如，中国普通白酒、高度白酒、黄酒等消费市场的供求关系与一定地域的消费习惯有着密切的关系，比如黄酒的生产销售大部分在江浙沪地区。

就企业内部而言，企业文化和企业内部奉行的隐性规则就是习俗的重要表现，也体现在组织变革中，如果形成已久的信念、价值观及做事规则产生激烈的冲突，很可能会让组织内部鸡飞狗跳，导致企业变革转型失败。如果一项经济政策与人们所奉行的风俗习惯存在激烈的冲突，实施起来的压力和阻力就会非常大。

当然，由于习俗是在特定历史经验总结基础之上形成的惯例，很多习俗可能逐渐变成了恶俗，需要移风易俗，但这需要渐进性的改进，因为社会大多数成员已经习惯了这些风俗和习惯，过于激进的变革会导致社会成员的普遍焦虑，从而暗生各种抵制、反抗或故意冷落的情绪。

传统市场调节为什么会失效？

有些学者认为市场并非一套建构的体系，在他们看来，大量的市场规则也是在自发的经济活动中逐渐形成的。

哈耶克强调市场实际上是一套自发而扩展的秩序，他的基本思路与老子的无为而治的思想有相似性，强调隐性知识在生成知识体系中的重要功能。哈耶克将人类建构规则和预测未来的能力视为致命的自负，尽管哈耶克走向了极端，但他的基本思路不可忽视，那就是习俗与市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而且人类的理性认识有其局限性。理性知识再怎么庞大威武，也不可能穷尽复杂多变的市场供需关系。

市场制度本身就是被大多数人认同的一套习惯性规则体系。市场的发生机制最初可能是凌乱的，纯粹是经验性的。但随着经济学家群体的出现，这些经验性的规则逐渐被理性化，逐渐形成一套理论体系，这些理论体系有特定的假设、价值导向及推理规则，并被学习、运用和修正，逐渐形成了复杂的经济学知识体系。在我们看来，无论哪一种市场行为，都要迎合消费者异质性的多重需求。

开发一套产品，要想卖得出去，首先要考虑当地市场特殊的风俗习惯和喜好，否则就很可能会被消费者踢出市场。外企在进入中国市场之后，首先要考虑中国人特有的习惯，否则就会因为不接地气而被挤出中国市场；与之类似，中国企业要走出国门，也应当考虑当地的习俗或道德规则，否则很容易被抵制。

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重要方式，逐渐被现代社会认可接受，其核心原因是什么呢？按照斯密的观点，每个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会导致社会利益最大化。市场的核心机制是价格调节供给与需求，通过竞争保持价格能够反映真实的供需关系。

问题也就出在这里，每个人都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否会自动导致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呢？马克思指出了市场这种自发性和盲目性的弊端，每个企业都追求利益最大化，很可能会导致社会整体的过剩，最终产生经济危机，引发社会矛盾。凯恩斯的观点是可以通过政府来调节这种个人与整体的失衡。也就是说，所谓自发自动的市场调节还是有边界的，超出市场范围时市场就会出现失灵的现象，因此政府调节及一定程度的命令还是需要的。

另外，市场经济还有滞后性的弊端。市场调节是一种事后调节，即经济活动参加者是在某种商品供求不平衡导致价格上涨或下跌后才做出扩大或减少这种商品供应的决定的。当人们竞相为追求市场上的高价而生产某一产品时，该商品的社会需求可能已经达到饱和点，而商品生产者却还在继续大量生产，只有到了滞销引起价格下跌后，才恍然大悟。最近几年钢铁行业产能严重过剩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缺乏理性引导的市场带有很大的自发性与盲目性，虽有及时、灵敏的特点，但它不能反映出供需的长期趋势。

命令也是人类配置资源的重要方式。命令的基本逻辑是构建一个调配资源的命令服从体系，这种命令服从体系的存在，不仅仅是基于经济效率而设置的，还要考虑到各种利益平衡的正当性原则。

就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而言，命令也会存在失灵的情况，因为政府官员的理性能力也是受到限制的。随着技术的进步、人类知识的扩展，以及机制的不断完善，这种限制的边界也在不断地扩大。就企业内部命令而言，由于企业家或管理者的理性能力也是受到限制的，有些命令可能会成为企业衰败的导火索。基于同样的理由，企业家或管理者通过观察、学习、思考、分析，不断提升自身的理性能力。

就中国经济的配置方式而言，要综合利用道德、市场与政府三种调节方式。

中国传统社会在以德治国的基本理念的指导下，过于重视道德或习俗调节，结果压制了市场的活力，同时为当政者盲目指令留下极大的空间，给经济的健康发展带来极大的隐患，从而导致传统经济几千年来都处于“自然经济状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除了移风易俗，重点打击市场，还极度重视命令和计划，高效地建立了一个初步独立完整的工业化体系。然而计划经济忽视了人们通过习俗或市场自发创造财富的能力，压制了人们的积极性。很多时候命令和计划是在僵化教条的背景下做出的，完全脱离现实的供给与需求。

改革开放之后，市场调节得到了应有的重视，但在某些时段，行政命令与习俗的有效调节方式往往被忽视了。

在市场经济时代，我们不能完全将市场只视为一种资源配置的手段。如果我们仅仅将市场视为一种手段，很可能就会出现这样的幻觉：只要有利的，就要运用。问题在于，此时有利不一定彼时有利，此处有利不一定彼处有利，此人有利不一定他人有利。市场模式本身有它独特的前提假设、价值导向及规则系统，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假定实际上是在不断强化效率优先的价值导向，这很可能会导致社会公正损失，甚至使人干出作奸犯科的恶事。

考虑市场机制的同时不能忽视习俗机制和命令机制。同样，习俗和命令也不仅仅是一种资源分配的手段，它们也有其内在的假定、价值导向及规则系统，如果仅仅将其视为一种手段，也会产生“对我有利我就实施”的问题。

中国社会信任机制的症结在哪里？

道德、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平衡机制的一个重要的结合点是信任机制。信任不仅仅是伦理问题，还是市场经济的根基，同时也是政府发挥作用的基础。信任是市场经济的基础，但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相对完备的有助于推动市场经济的信任机制呢？

信任是减少社会交往成本的重要机制，传统中国的信任机制主要处理的是熟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所以强调“信”要依附仁义道德的主流价值规范体系；而西方的信任机制主要处理的是陌生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往往是通过契约形式来保障。这两者文化基础的不同，可能会成为我们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障碍。

a 儒家的“信”“义”基础

儒家强调人无信不立，在信与仁义存在冲突时，儒家认为为了大仁大义而失信并不是失礼。当然，大部分信与仁义具有一致性，但价值观的冲突有利于发现各自的基本假设。例如，一般情况下，义和利具有一致性，做事公道的人一般会获得相匹配的利益。但是，也有义利冲突时，这个时候就能发现冲突双方所持有的基本假定和价值导向。

在义利之辨方面，儒家主张义为先，而杨朱主张利为先。需要说明的是，仁义礼智信的“五常”规范实际上是在熟人范围之内，对于陌生人并没有如此严格的要求。当下中国该不该扶老人的问题，实际上多是发生在陌生人之间，如果是熟人圈内，路人一般会出手相助，而摔倒的老人一般也不会讹人，这是因为中国传统社会的规则主要是建立在熟人之间。

这影响了传统中国的“信”文化，一方面，传统的信文化重视诚信问题，即重然诺，所谓一诺千金。孔子说，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一个人如果说话不算数，不守信用，是无法指望他能够做成什么事的。另一方面，信在儒家规范体系中的位置实际上比仁义低。

孔子将“士”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不辱国君使命的上士，第二类是较次一级的能够在家族和乡党里遵行孝悌规范的人，第三类是再次一级的“言必信，行必果”的普通人。孔子之所以这样分类，主要是价值排序的问题，而不是说信绝对不重要。因为说话算话和不算话是要看情景的，如果价值导向不对，言而有信可能会祸害整个价值体系。特别是当信与“三纲”违背、与“五常”中的仁义违背时，则强调选择仁义。

孟子曰： “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 孟子这句话说明“大人”说话不一定都要实现，而做事不一定都要有结果，只要是为了“义”就行了。

儒家所谓的仁义实际上是为了实现其大同社会的价值指导理念，而所谓大同社会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公正、和谐和有秩序的社会。尽管理想社会是乌托邦或理想模型，在现实中不可能实现，但如果一个社会远离了公正、和谐和秩序，就会导致天下大乱。中国古代社会之所以会出现多次王朝更替，一个重要原因是过于远离公正的均衡点，导致天下大乱。

传统中国的信任机制主要建立在“三纲五常”的基础之上，是处理熟人社会的信任问题的，其基本特征是强调人与人之间应当重视承诺和信用。在对等关系方面，言而无信就无法取信于人、与人交流；在非对等关系方面， “上位”要取信于“下位”， “下位”要忠于“上位”。圈层文化在分配亲密关系方面通常是以血缘关系和拟血缘关系为标准，越是与自己亲近的人越容易获得信任。而在分配权威关系方面，自上而下的命令服从体系又要求“上位”要关爱和信任“下位”，而“下位”要维护“上位”的权威，听命于“上位”。

传统中国的信主要为维护社会正常秩序，所以往往具有工具性。比如，一个人取信于人是为了获得别人的信任从而获得一定的利益。因此，传统中国的信任机制并没有形成系统化的信任体系，在处理与陌生人之间的交往关系方面，也没能发展出完善的契约主义，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

b 从传统社会迈向市场经济的反差

明清时代中国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却没有发展到资本主义，这与中国传统的信任机制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市场经济要处理大量的陌生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如果这一块缺失或不完善，可能就会导致经济效率降低。经济学家阿罗在《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一书中认为，世界上很多经济落后可以通过缺少相互信任来解释。阿罗所言的信任实际上主要是处理陌生人之间关系的信任机制。

通过四十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中国人越来越多地要处理与陌生人之间的关系，不再仅仅局限于处理与单位同事、领导或乡村的乡民之间的熟人关系。因此，传统的信任机制遭到了严重的冲击，在冲击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人与人之间特殊的信任机制。

就对等关系而言，平等主体之间的信任问题主要出在陌生人之间，商人与商人之间互相欺诈、商人欺骗消费者、一些老人讹人等不诚信问题不断涌现。这主要是因为我们传统的信任机制是处理熟人之间的关系，而市场关系则尚未形成尊重契约的潜意识。

当然，也有一些专门“杀熟”的行为，如传销集团就专门坑蒙拐骗熟人。这些现象的出现，主要是真实的价值导向出现变化，之前重视稳定，所以比较重视公正和情感，而今市场导向是重视利益和金钱，与之匹配的信任机制尚未真正建立，所以才会出现熟人社会中大量的“杀熟”行为。

就非对等主体之间的关系而言，现代社会的上下级信任机制有以下特征：

首先，组织发展信任机制的目标发生了偏移。传统社会和计划经济时代，上下级的信任目标主要是为了维护组织的稳定有序，建立一个相对公平的组织。为了维护组织内的稳定，领导要处理好方方面面的关系，平衡好各方利益，才能获得下级的信任，才能激励下属达到组织既定的目标，无论这个目标是上级组织制定的，还是出于稳定组织以便迎接各方面挑战的需要。市场化之后，组织内部建立上下级信任机制主要是为了发展，而不是为了稳定。在利益导向下，领导取信于下级的目的主要是激励下级完成组织交代的任务，而下级信任领导主要是领导能够给自己带来更多的利益和好处。

其次，市场导向背景下，信任机制发生了转化。在传统社会或计划经济时代，上下级信任的基础是传统和命令。上级和下级按照既定的习惯或规则进行交往。下级之所以信任或不信任上级，是出于传统习惯和命令。例如，在古代社会，大臣之所以信任皇帝，是因为这个皇帝是通过合理与合法的传统习惯获得皇位的。如果是非法获取帝位的皇帝，一般被人斥为“伪帝”或“奸雄”，很难被人信任。上级也是通过传统习惯和命令选择信任或不信任下属。市场化之后，下级要取得上级信任，最重要的是能够给组织或上级带来利益，而上级要取信于下级，同样是要给下级带来各种利益。因此，市场化之后，信任机制从传统驱动型和命令驱动型变成了市场驱动型。

最后，信任方式也在多元化。当下中国正处于转型期，各种文化所倡导的观念并不一致，因此，导致信任方式也出现了多元化。有些组织仍然依靠传统的方式来处理上下级信任问题。比如有些民营企业家仍然通过“兄弟” “父子” “同学”等血缘关系和拟血缘关系为纽带，获得下级的信任，合同契约虽然需要但并不是特别重要，甚至有的组织不签契约反而更加强了信任；也有一些组织依然遵循着命令服从的逻辑处理上下级的关系；更多的企业是通过契约方式来确保上下级之间的信任问题。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很少有组织单独使用一种信任方式，大多数的组织是混合使用，只不过以一种为主，其他为辅，我们在分析问题的时候要抓住主要价值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