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本周，悉尼将迎来一年一度的灯光音乐节以及澳洲全橄榄球联赛（NRL）年度全明星赛——起源州系列赛（State of Origin）。澳洲反恐当局已经开始对大规模公众活动的安全保卫工作进行审查。

与此同时，澳洲本地出现了越来越多抵制穆斯林的声音，并称：澳洲政府应该修改移民政策，将穆斯林挡在国门之外。

穆斯林在澳大利亚无疑是少数群体，根据2011年人口普查数据，仅为476291人，占总人口的2.2%，现在估计有50多万，主要是移民。虽然该国早已放弃了“白色澳洲”的歧视性政策，转而追求“多元化”，但由于种族、信仰、习俗等方面的差异，穆斯林移民仍很难融入澳洲主流社会，收入也很不理想，属于纳税非常少的群体。

若论输出恐怖分子的“贡献”，澳大利亚竟在西方国家中“名列前茅”。据《华盛顿邮报》搜集资料制作的图表，澳大利亚向叙利亚输出的反政府武装约250人，仅次于英国（488人）、法国（412人）和比利时（296人）。这或许也能从侧面反映出上述的澳洲社会问题。

近年来，澳大利亚境内的反恐行动明显升级，在反恐形势下，穆斯林的边缘化更加明显。虽然，边缘化对大多数穆斯林移民不造成什么直接危害，但舆论、政府、社会等多方面造成的不满日积月累，确实可能在某个时刻被引爆，或被极端组织蛊惑。

面对国内呼吁停止接受穆斯林移民的呼吁声以及“边缘化”穆斯林移民所带来的潜在危险，究竟澳洲应该以怎样的态度来面对，怎样的政策去调和呢？

一

澳洲抵制穆斯林情绪高涨

澳大利亚发展研究所（Australian Institute for Progress）2015年进行的一项线上民意调查显示，45%的选民认为穆斯林移民对澳大利亚不利。

去年进行的线上民调结果显示，49%的澳大利亚民众支持对穆斯林移民实行禁令。至于为什么这样认为，受访者的主要理由是“穆斯林移民无法融入当地社会。“与此类似的是2011年进行的同样民调显示有25%的受访者认为政府“应该将穆斯林排除在移民引进政策之外” 。

对于相同的问题，摩根（Morgan）进行的一项2015年面对面民意调查结果显示29%的人持有这样的观点，较2010年的36%有所减少。

澳大利亚并不是唯一一个对穆斯林移民不信任的国家。近期对欧洲10个国家超过1万人的调研结果显示，平均有55%的人认为应该停止接纳从主要穆斯林国家的移民。

了解澳大利亚移民问题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是：澳大利亚并非一个多元文化国家。可以说，澳大利亚是一个单语、多民族和有限文化多元的国家。当地只有一种官方语言就是英语。该国所有居民都应该具备英语听说读写的能力。

知名多元文化主义者Will Kymlicka对东道主国家要求移民做出必要改变以融入当地社会有着深刻的了解。他说：“在决定移民时，移民往往会自愿放弃一些在原著国所享有的权利。”唯一的问题是放弃什么和放弃多少的问题。

这一领域的国际专家Liav Orgad认为选择性移民是保护文化要素的正当理由。布鲁克林研究所（Brookings Institution）的Shadi Hamid则表示：“自由主义…需要自由才能生存和发展。”但是绝大多数穆斯林国家都不是自由民主国家。

很多穆斯林国家的移民秉承的是非自由的文化，他们的价值观与崇尚自由的澳大利亚民众显然不符。

直至今日，澳大利亚选择移民往往看中的是语言基础和就业技能。但是即使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有可能隐藏对澳大利亚的敌意。

二

穆斯林的“占领”澳洲

澳洲地广人稀，地处偏远南太平洋，因此积极鼓励移民，特别是用极其优惠的政策广泛吸引技术移民。

“白澳政策”废除，开创了世界各地穆斯林移入澳洲的新时代，澳洲穆斯林人口逐渐增加。例如阿富汗穆斯林，1970年以后他们开始再度移民澳洲。1980年代以来，阿富汗难民以每年平均500人的规模到达澳洲，在1991年度达到了近1000人。仅2001年，在澳洲就有阿富汗移民9923人。这些移民多数是阿富汗的中产阶级。

穆斯林人口主要是劳工阶层，仅有27%的穆斯林可以归入职业者阶层、管理者阶层、行政人员和技术人员。其余的73%都从事职员工作、服务工作、运输工人、商店店员以及劳工。

在没有技术而且英语水平又不好的群体中，失业率比较高。来自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和埃及的穆斯林多数是近些年前去的技术移民，就业和收入状况比较好。绝大多数澳洲穆斯林的英语水平很好。

21—39岁的穆斯林群体中有85%的人英语很流利，而 60 岁以上的穆斯林中只有43%的人英语流利。绝大多数穆斯林生活在悉尼和墨尔本。居住在其他州和首都直辖区的穆斯林很少。

加拿大作家与言论自由倡导者Mark Steyn的说法，低出生率已经把西方社会逼进了“死胡同”。

他还警告说，依靠移民来填补国内的人口缺口，而不从内部根源解决经济问题是不可能的。

在接受《每日电讯报》的采访时，Steyn说，政客们低估了社会发生改变的速度。

澳洲的平均出生率为1.79，低于人口自然更替水平。

“西方社会基本上就是：既然你不想费事生孩子，那我们就进口一些人来当孩子。”

Steyn表示，人们应该承认并探讨穆斯林移民带来的文化变迁。

在黎巴嫩出生，但在澳洲生育的妇女，平均会生4.03个孩子。而叙利亚裔女性为3.38个，巴基斯坦裔为3.02个。而澳洲本地女性仅为1.86个。

以悉尼为例，根据社会研究机构McCrindle公布的悉尼的生育率地图，可以清晰地看到穆斯林人口正在引领改变。许多生育率最高的城区，如Lakemba，Auburn，Guildford，Punchbowl和Bankstown都很受中东背景家庭的欢迎。

三

穆斯林到底做错了什么，让民众如此担忧

穆斯林群体由于其宗教和传统的独特性，在融入现代社会进程中较难与主流社会群体和谐同步。伊斯兰教的某些特性常常被伊斯兰教中的激进势力所利用，他们用“净化”、“圣战”的名义残酷对待异己分子。特别是受9.11事件的影响，很多宗教极端分子表现出极强的战斗性。

对于澳洲境内老一辈的穆斯林来说，由于人口总数少，社会地位卑下，在白人为主流的社会中只能发出微弱的声音。即便面临社会压力和不公待遇时，他们也大多选择埋头苦干，在夹缝中挣扎生存，在苦难前容忍，在歧视前避让。

新一代的穆斯林彻底改变了穆斯林的社会形象，他们融入社会，同非穆斯林有广泛的接触，穆斯林群体在澳洲的社会、政治、经济地位相对较低，大部分人的文化教育程度也不高。

澳洲白人群体则有着歧视穆斯林的传统和历史，习惯于将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看做是异类或落后文明。为了维护捍卫伊斯兰教的尊严、改变穆斯林的处境，很多人为此不懈努力。其中，一小部分人试图以挑战法律、危害社会治安甚至威胁国家安全的极端方式，为穆斯林争取自己的“乐土”并赢得人们对伊斯兰教义的“尊重”。这些做法包括：

近年来，有些澳洲籍的极端穆斯林主动奔赴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等战场，以同“圣战者”们并肩作战为荣。

在这种环境下，澳洲国内少数极端穆斯林蠢蠢欲动，同时也不断扩大澳洲国内非穆斯林和穆斯林之间的隔阂。一方面，澳洲政府不断采取措施打击恐怖主义苗头，虽收到一定的成效，但也不可避免地导致公众对穆斯林的印象走向负面。一些民众将穆斯林视为潜在的安全威胁，排斥情绪明显上升。

但另一方面，穆斯林团体在日趋严格的反恐法规面前也是人人自危。自2001年以来，澳洲颁布、推行了超过50项的反恐法规，国内穆斯林人士指责这些法规有部分甚至威胁到了每一个穆斯林的正常生活。

四

针对穆斯林，将激化社会矛盾

澳洲的穆斯林无疑正处在一个艰难时期。诚然，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并不是恐怖分子，也不热衷“斩首”、“人弹”等行动。但极端势力的渗入、反恐形势的紧迫、对立情绪的上升，使得他们不得不承受空前的社会压力。

近年来，澳大利亚境内的反恐行动明显升级，2014年9月17日夜间在悉尼和布里斯班突击搜查，逮捕15人，起诉2人。次日，穆斯林社区400人发起抗议，虽然过程温和，但有些信息却令人担忧。

在这种环境下，澳洲国内少数极端穆斯林蠢蠢欲动，同时也不断扩大澳洲国内非穆斯林和穆斯林之间的隔阂。

当地知名人士杜瑞希（Wassim Doureihi）对当局表示失望：“如果你的房子遭到搜查，你的女人遭到羞辱，你会有什么反应？”半夜被搜查，确实不好受，但他后面的发言，也让人不敢轻言“同情”。他说：“倘使这个国家有一颗炸弹爆炸，它证明的是穆斯林非常愤怒。”

而民间白人的情绪更难控制。

早在2005年12月，黎巴嫩裔聚居的悉尼Cronulla海滩就发生过种族冲突，震惊世界。5000人通过电邮与短信联系出现在了海滩，至少数十人呼喊“打倒该死的阿拉伯人”“驱逐黎巴嫩人”等口号，挥着澳大利亚国旗，围住中东相貌人士侮辱、殴打，甚至煽动当地居民动手。事件中有25人受伤，16人被捕，许多汽车受损。随后，冲突还蔓延到悉尼郊外其他居民点。

虽然主流媒体在报道时，都强调是参与者醉酒导致骚乱，活动最初目的是反对黎巴嫩裔居民骚扰白人女性，但从社交媒体上流传的反穆斯林信息来看，这一事件未必就是冲动犯罪。

如果说新移民由于面临种种压力而绝望，还能够理解，那么已站稳脚跟、具有澳大利亚国籍的第二代、第三代移民，甚至土生土长的人背弃“文明社会”，恐怕更引人深思：这个社会怎么了？

过去几年，当全世界的目光都被西方媒体的报道吸引到欧美政治中心，聚焦于发生在英、法、德以及联合国和欧盟“首都”的暴力事件时，统计数字告诉我们，其实穆斯林群体才是极端主义最大的受害者，而很多穆斯林国家遭遇的血腥袭击事件却被埋没在了浩瀚的新闻报道海洋中。

按照非营利机构经济与和平研究所（IEP）给出的“全球恐怖主义指数”报告（GTI），2014年全球共有至少32,658人死于恐怖主义行为，其中约1万人死在伊拉克，超过7,000人死在尼日利亚，超过6,000人死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还有将近2,000人被虐杀在战火纷飞的叙利亚。

在2015年死于恐怖主义行为的29,376人中，有四分之三的受害者出自上述五个国家。而美国国家反恐中心（NCC）早在2011年的报告中就指出，那之前的五年里，恐怖袭击造成的死亡中有82%到97%是穆斯林。

2015年11月14日，当全球媒体奔向一天前发生恐袭的巴黎、当欧洲极右翼把矛头从“伊斯兰极端主义”转向全体穆斯林时，他们似乎都“选择性”忽视了11月12日发生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两起自杀式袭击。当时有超过40人在袭击中遇难，200人受伤，那是贝鲁特自1990年以来遭受的最严重炸弹袭击。

为什么人们如此关注巴黎却鲜有问津黎巴嫩的恐怖袭击？

从消息传播的角度来说，新闻的价值评判标准中有一条原则是“新闻接近性”。法国对西方媒体而言是“我们”，黎巴嫩和伊拉克则是“他们”。

人们还有一种心理是，中东本来就处于动荡不安之中，在中东发生恐怖袭击要比在欧美更司空见惯。当巴黎这样歌舞升平的欧洲大都市发生恐怖袭击时，自然会有更多人感到震惊与恐惧。

媒体的报道角度和力度也存在不公平。全球最通用的语言是英语，触角最广的也是西方媒体。在欧美媒体占主导的背景下，西方国家发生的事情更容易产生“信息大爆炸”的轰动效应。

当一些人对自称“伊斯兰国”（ISIS）的极端组织感到愤怒，却在被动接纳ISIS的煽动性宣传、将全体穆斯林视为同样的“敌人”时，ISIS也就达到了他们的目的。

西方民间社会也的确在流露出反穆斯林情绪。英国智库Demos去年8月的一项调研发现，推特上每天有7000条带有“伊斯兰恐惧症”的英语推文在歧视或攻击穆斯林群体。研究负责人卡尔·米勒（Carl Miller）说，令人担忧的是，人们不只是憎恨恐怖组织，而是“对整个穆斯林世界都有怨气”。

与此同时，大多数温和穆斯林则被遗忘在角落，在西方右翼甚嚣尘上的大合唱中渐渐失去了声音，而他们的声音对于消弭仇恨和偏见不可或缺。

正如二战电影《血战钢锯岭》刻画的传奇军医戴斯蒙德·多斯（Desmond Doss）所说，我们的世界已经四分五裂，总要有人把它重新缝合在一起。

诚然，这个过程虽然痛苦而漫长，但越是艰难时刻，越要知道什么才对自己最珍贵。公平自由的实现从来都不容易，但因此就轻易弃守，我们将失去美好的一切，世界势必重回弱肉强食的丛林时代，繁盛的现代家园将走向荒废。

本文作者：Cynthia高晨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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