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2020年新年钟声的，是一场澳洲史无前例的超级山火、马拉松式的中美贸易冲突获得阶段性进展，以及伊朗革命军少将苏莱曼尼被美军无人机送上西天。一切都是那么熟悉，因为人类总是在重复历史。

2020年1月，世界银行（World Bank）发布了一份半年一度的报告，该报告带来的消息也并不乐观 ---- 全球债务攀升、低增长、低利率或将引起新一轮金融危机。

报告显示，虽然低利率环境使债务在某种程度上得到可控性（相比高利率环境之下，债务堆积速度更快），但是包括国际局势动荡在内的不确定因素一旦发生，极有可能开启金融危机多米诺效应，波及全球所有资本市场。

世界银行行长戴维·马尔珀斯（David Malpass）表示：“历史证明，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历程中，大规模债务激增通常都伴随着金融危机的发生，最终给国家和人民造成巨大代价。”

并且这一轮债务积累的涉及范围异常的广泛，包括了政府债务和私人债务。

据世界银行统计，每次大规模金融危机之前都伴随着债务积累。而自2010年以来，这种增长主要集中在新兴和发展中国家，而不是发达国家。

目前，在新兴和发展中国家中，有80%的债务总额高于2010年，而这种在经济增速乐观情况下的新常态，遇到低增长甚至负增长时，将会带来经济的倒退和危机的爆发。这就是世界银行所指的“危险水域”，而在这水域航行，也是一条单行路。

1982年8月，墨西哥政府忽然宣布了一则令世界震惊的声明：墨西哥政府将无法如期偿还债务。然而在墨西哥政府之前，一系列拉丁美洲国家政府也分别陷入债务危机。

最终由于美联储货币政策紧缩，导致国际资本流向大幅逆转以及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下跌，使得拉丁美洲国家纷纷陷入危机的深渊。

以墨西哥为例，1970年代国内经济产出主要集中在农业（大宗商品）以及初级加工、制造业，而其国民生产总值一大部分来源于出口。正巧发生的两次较大规模的石油危机则导致石油价格飞涨，而造成许多拉丁美洲国家经常账户赤字（current account deficit）。相反的，石油产出国却受益于飞涨的石油价格，而获得了经常账户盈余（current account surplus）。

大量盈余的资金无处可去，所以在美联储的鼓励下，这些资金最终流向拉丁美洲国家。

1970-1973年期间，该债务的利率仅为3.5-5.5%左右，而墨西哥当时的国民生产总值为6.5-9.2%，远高于债务比例，所以一切相安无事。

但是到了1978年伊朗革命爆发而引发的第二次石油危机间接导致了欧美国家经济滞涨问题，最终导致新上任的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克尔（Paul Volcker）大幅提高贷款利率，从1979年的11.2%提高至1981年的21.5%之高。

大规模的高债务、低增长以及国际冲突让拉丁美洲国家像暴风雨中的一叶小舟，随即被巨浪吞没。

也许希腊退欧闹剧（Grexit）已经被特朗普失散多年的“孪生兄弟”、英国首相波利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和英国退欧大戏（Brexit）的浩荡声势所掩盖，但是希腊债务危机至今仅仅过去了5年。

1999年1月1日，象征欧盟未来繁荣昌盛的欧元正式问世。以德国、法国、奥地利等国家为首的11个国家于这一天开始使用欧元。作为欧洲大国之一的希腊也迫切希望能够加入欧元使用国的阵列，但是由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Treaty of Maastricht）明文规定，欧盟经济货币同盟国成员必须符合两个条件：

成绩不及格的希腊只好找到投资银行高盛（Goldman Sachs）求助，而向来“乐于助人”的高材生高盛灵机一动，为希腊量身定制了一套“作弊方案”。

作弊方案可谓天衣无缝：高盛向希腊政府贷出一笔巨额资金，归还期限为10-15年。这笔国债被精明且巧妙地合法排除在希腊公共负债率的统计数据之外，也就是说，这笔资金犹如一剂强心针，立刻让希腊达到了加入欧元区的标准。

2001年，希腊正式加入欧盟经济货币同盟国，开始使用欧元。然而，据数据显示，当时希腊的财政赤字约为GDP水平的5.2%，远超规定。

接下来的15年里，希腊的债务数字不断攀升。直到2009年8月，国际评估机构惠誉评估（Fitch Ratings）将希腊主权信用评级由“A-”降为“BBB+”，经济前景展望也同时下调为负面（negative），这也正式标志着希腊政府主权信用等级在10年来首次跌破“A”级。

同年12月，标准普尔（国际评估机构）的评估降级让希腊政府雪上加霜，全球股市应声下跌，而希腊股市更是当天大跌6%。此后的时间里，希腊银行纷纷限制民众取款，因为银行内的现金储存量仅够维持数日。

一轮轮的企业裁员、政府裁员以及资本管制将希腊一杆子打回“解放前”。

在世界银行此次发布的长达334页的报告中，“澳大利亚”4个字只出现了2次。但是这并不代表澳洲与这一轮债务高筑没有关系。相反，历史最低的央行利率以及史无前例的家庭负债比例让澳大利亚成为发达国家中债务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

信用评估机构穆迪（Moody’s）表示，澳洲自2007年开始，家庭债务（household debt）已经占GDP近110%。与全球发达国家不同的是，08年次贷危机风暴过后，其他国家的家庭债务水平都出现了下降，但是澳洲却不降反升。

虽然2017年顶峰过后，澳洲全国各首府地区房价均有回落（悉尼17%、墨尔本15%）。这一轮回落对于购房者来说可能造成了少许浮亏，但是对整体经济以及全国负债率来说并非坏事。

不成想，房价在2019年下半年开始再度回温。

另一方面，澳洲央行（RBA）年度连续三次降息，配合自由党政府推出的大幅度减税政策至今仍未起到明显作用。

与此同时，一些蛛丝马迹也耐人寻味：澳洲总理拼命捍卫的财政盈余，并且在各界不断施压要求政府增加基建投入推动经济的呼声之下，仍然一意孤行。

另外，央行行长菲利普·洛维（Philip Lowe）也多次明示，如果降息至0.5%后仍无法提振经济，则将考虑使用非常规货币政策，包括量化宽松政策（Quantitative Easing）。

这些举措是否是政府对“可预见”的金融灾难未雨绸缪呢？

令情况更加恶化的是长期低于预期的通胀率、疲软的零售（包括服装、汽车、电器等）以及增长缓慢的GDP。这些似乎都应证了拉丁美洲国家以及希腊的债务危机所需的两个必要条件：高债务率和低增长。

最后一个条件----国际局势动荡尚未出现。

但是在前两个条件长期潜伏后的澳洲经济，是否已经像2019年的百年大旱一样，为一场举世瞩目的超级山火埋下伏笔？还是说，其实上述两次债务危机还隐藏了第四个致命条件：美国金融机构的介入。

如果第四个条件成立，那么澳洲政府是否会迫于压力而允许美国金融机构介入，为澳洲“出昏招、下绊子”呢？高盛在2019年多次强烈建议澳央行及早开启量宽政策，对于债台高筑的澳洲经济和民众来说，究竟是雪中送炭还是引狼入室？

又或者说，作为亚太地区最大经济、政治以及军事合作伙伴的澳大利亚，美国人真的只是想帮一帮小老弟呢？

参考来源：

https://ec.europa.eu/info/business-economy-euro/euro-area/euro/eu-countries-and-euro_en

https://tradingeconomics.com/australia/rating

https://blogs.worldbank.org/allaboutfinance/what-does-global-economic-outlook-tell-debt-managers

https://switzer.com.au/the-experts/michael-blythe/aussie-household-debt-just-the-facts/

https://www.afr.com/markets/asx-falls-on-grexit-fears-but-no-blood-bath-20150706-gi5s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