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一直阅读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丹尼.罗德里克 (Dani Rodrik) 提出的全球化时期“世界经济的政治三角相悖选择”（Political trilemma of the world economy）理论模型的相关文章。

欧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欧盟为实现成为一个强大的，具有凝聚力的联盟，要求成员国的国家债务控制在一定比例。对一些成员国来说，例如希腊，要满足欧盟的规定就必须大大削减政府开支，调整国家税务和福利政策。

对希腊来说，这实际上是以牺牲希腊经济主权的方式来满足欧盟的要求并获得欧盟的资金援助，这必然波及希腊的政治民主。事实也正是如此，对欧盟政策的立场成为希腊近来历次大选的首要问题，而希腊一国的民主选举，又反过来影响欧盟的活力和前途。

中国改革开放的本质是建立市场经济和融入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化，罗德里克的全球化“世界经济的政治三角相悖选择" 理论模型（以下简称罗氏三角模型）至少能部分解释中国投身全球化后的相关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现象。

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也为中国的全球化设计了路线图。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他们希望自由市场经济的兴盛，私有资本的壮大和中产阶级的形成能动摇中国的政治体制，带动西式民主在中国的发展。

这样我们面前呈现出了两幅中国全球化路线图：一幅是中国政府规划的，另一幅是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为中国规划的。40年改革开放历史表明，中国的实际发展与这两幅路线图的差距都很大。

首先，中国开放战略的实施必须满足外国资本和外国政府的相关条件以及国际贸易和投资的秩序安排，这必然涉及中国国家主权和国内民主政治的改革和调整。这符合罗氏三角模型的假设：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不可能在全球化，国家主权和民主政治三个方面都按照自己的意志发展。

中国社会的分化和经济结构的变化必然导致中国政治民主的演变。中国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给予自由派以充分的舞台表现。自由派的逻辑是既然要搞市场经济，就必须国退民进，全面私有化，通过多党民主议会政治制度来控制权贵和腐败。套用罗氐三角模型，自由派意义上的全球化和民主政治改革是以弱化当今政治体系和国家主权为代价的。

中国政府历来想在全球化，民主政治，国家主权这三角中找出平衡，但现实证明很难：政府运用对资源的巨大动员能力来“做大蛋糕”，在大规模脱贫和基础设施建设上成绩斐然，但政府驱动的经济扩张不可持续，而且会造成新的腐败。

18大后，中国政府政策发生一些显著变化：启动以大型国企为中坚的经济转型计划，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加强环保。政治上严厉反腐，加强党建，控制资金外流。

这些变化背后的逻辑是，坚持现行政治体制和国家主权，以国家力量帮助中国企业提高产业结构，在全球化中扩大市场份额；在分配上注意社会公平，在意识形态上应对自由派和否定改革派两方面的挑战。

显然，中国新时期全球化战略和西方对中国全球化的规划的分岐是结构性的。因此，近来中国发展受到外部势力的干扰的因素突显。这也可认为是罗氏三角模型的翻版，当中国希望在保持主权，维护现行政治体系的条件下进行全球化，必然和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希冀的全球化，或者说国际次序发生冲突。

实际上美国对华贸易谈判的要求，特别是对华为，中兴的作为，已经表示美国决心中断原来的全球化进程，试图用美国利益为核心的国际次序框住中国的发展，给中国这个孙悟空戴上紧箍咒。美国朝野都意识到再不动手就晚了。

中国现在以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为手段和美国周旋，虽然特朗普可能为了他的竞选利益而与中国达成某种协议，但这对中美双方都只能是权宜之计。

无论如何，围堵的总趋势已不会逆转。既便贸易上能暂时熄火，孟晚舟事件的处理将可能是中美又一个上甘岭。

欧洲和日本等发达国家都面临中国产业升级的挑战，而且这些国家多年来搭美国的便车也基本顺风顺水，他们多多少少会支持美国对中国的围堵。

而中国只要接受美国的条件，中国国内自由派民主政治诉求必然高涨。另外，如果金融放开，可能加速资金外流。这些因素叠加必定有损中国现行政治体制和国家主权。

中国根本出路在于跳出本轮全球化的思路，从重商转向社会公平正义。

发展中国家从本轮全球化中相对得益较多。但从利益分配而言，如果把中国刨出，全球脱贫微不足道。既便是中国本身，分配不公和社会分化也相当严重。

现在很多发达国家不安定的的关键因素之一是大多数老百姓感到不公平。美国民主党候选人提出对富人征70%所得税，澳洲工党今年大选基调是追求更公平的社会，都是对这种民情的呼应。英国工党也很可能上台，现在的英国工党领导人科尔宾公开表示工党上台将清算撒切尔主义。可以说，当今世界又来到了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的高潮期。

中国跳出本轮全球化的要点是要看到社会公平正义更重要，更有世界意义。希望做块大蛋糕和美国来分，从而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思路是不现实的。

如果中国把追求社会公平作为首要根本，并作出相应政策调整，稳定国内，就能在和美国谈判中增强底气，坚持立场。

如果中国在追求社会公平上取得突破，就能为对权力的民主监督提供基础。

如果中国在社会公平和民主监督上取得突破，就能使中国模式获得更多的国际支持，从而推动普惠的新型全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