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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视频网站上，一位澳洲播主曾进行过在世界各国随机询问路人的一个实验，并提问对方：

“你知道澳大利亚的首都在哪吗？除此之外，你还知道澳大利亚有哪些城市或地方？”

绝大多数被提问的人都会不经思索地脱口而出，“悉尼？” ；不少人可能会停顿一下，神色稍显疑惑，“墨尔本？”

但只有极少的人在回答中提到了真正的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对澳洲其他地区更是所知甚少。

事实上，随着澳洲联邦政府在11月16日将技术移民签证分类中的偏远地区（regional area）重新正式定义为除了悉尼、墨尔本、布里斯班之外的澳洲所有地区：

住在这片占地面积为766.5万平方公里的“澳洲偏远地区”内的1200余万人，也自此成为了“沉默的大多数”。

悉尼、墨尔本、布里斯班，与澳洲其他“偏远地区”人口分布（*本图标记有误，详见文末声明）

“我真的想不明白，为什么黄金海岸与珀斯也能算偏远地区？！”

住在墨尔本西北部340公里、拥有1.1万人口的Swan Hill的Jason King（音译：金先生）感叹道。

金先生在当地开了一家小型汽修厂。由于当地技工短缺又地处偏僻，因而厂里原本的许多员工都是手持偏远地区移民签证的移民。但现在，这个地方赖以吸引技术人才的仅存优势也已经被剥夺了。

Jason King（左） / 来源：Dominique Schwartz

他表示，“这对于我们来说太难了。老实说，（和黄金海岸或珀斯相比，）我觉得Swan Hill根本就没有一丝可以竞争的机会。”

“我们真的很难在这儿找到技术工人。我们这儿是真的偏远地区。”

事实上，虽然阿德莱德、达尔文和霍巴特被列为澳洲偏远地区已经有一段时间，但珀斯、黄金海岸和其他一些大型城市中心都是最近才新增入名单。

David Coleman / 来源：Jim Gainsford

尽管在10月初，移民部长David Coleman（音译：科尔曼）还曾坚称这些城市不会被纳入偏远地区技术移民计划，但随即“打脸”的时刻也来得非常快：

“我们得到了各方政府及各党各派对于这两个地方的支持，并决定将它们纳入我们的计划，因为澳大利亚人口增长的近70%是在悉尼、墨尔本和布里斯班，” 科尔曼在宣布技术移民新政时说。

目前，仅有不足三分之一的澳大利亚人居住在首府城市以外的地方

在对该计划的另一项调整中，科尔曼表示，虽然16万个移民名额的上限保持不变，但偏远地区签证配额从2.3万份提高至2.5万份，而那些同意在偏远地区待足三年的技术签证申请还会被“置顶”，并允许申请永居签证。

——在这些移民新政的背景下，身在Swan Hill的金先生毫无疑问地需要为他的小汽修厂，更竭尽全力地寻找那些“具有汽车、电气和机械背景的熟练工”。

他补充，自己曾经通过尝试各种方法来吸引工人，甚至包括围绕在该城镇方圆两小时车程以内的地方推行“drive-in-drive-out”的计划（在当地连续性工作几天的情况下，给予长达几天的假期，以便于员工驾车回家），但持续性效果不太理想。

“这种方法曾在有一段时间有效，但效果非常短暂”，他无奈地说，“因为人们仍然会想念他们的家人或朋友。” 

来自菲律宾的Johnny Versoza（音译：维索萨）通过两年雇主担保偏远地区签证，目前在金先生的汽修厂做电焊工。

Johnny Versoza / 来源：Dominique Schwartz

虽然维索萨说自己喜欢远离人流与车马拥堵的Swan Hill，但当来自马尼拉的他听到老家的朋友们叙述在澳洲“大城市”的见闻时，仍然不免感到有些“耿耿于怀”。

在维索萨看来，乡村生活可能并不适合每个人，对于许多有技能的移民来说，比如珀斯和黄金海岸在内的一些澳洲著名城市的吸引力可能会更大：

“是的，我想是的。当我回到菲律宾的时候，我听说了很多关于澳大利亚大城市的事，对于我来说，我认为人们更喜欢到那里去。”

——这或许也是为什么，像Swan Hill这样在真正意义上属于澳洲“偏远地区”的市政厅机构，会为澳洲政府替偏远地区技术签证开放这些大城市的决定不由得“着急跳脚”的原因。

位于维州偏远地区的Swan Hill / 来源：Dominique Schwart

Swan Hill乡村市政厅的经济发展官员肖尔兹(Muriel Schoolz)表示，“这将使当地的人们更难说服移民们来到仍然属于外围偏远的澳洲地区，因为移民往往想去他们听说过的地方，也想去那些能为他们带来更多共鸣的城市。”

虽然与那些澳洲大城市相比，Swan Hill的经济体量微不足道，不过由于水果、蔬菜和坚果的生产、食品加工和工业制造，该地区每年的经济产出规模也有足足27亿澳元。

但支持这个地方经济的前提，是外来劳动力。

——这是因为Swan Hill的失业率非常低，仅为3.2%，远低于全澳平均水平。

该区市政厅呼吁联邦政府应为那些放弃在大城市和地区中心，却选择在像Swan Hill一样等外围偏远地区定居的移民提供额外奖励。

“比如，让选择这些地区的移民（比其他人）更快地获得绿卡就很好”，肖尔茨表示，“与其让他们在这儿等待三年，不如把它缩短为两年。”

反正都要在偏远地区“坐移民监”，那么是选并不那么偏远的大城市坐、还是选真正意义上的偏远地区坐？

十三年前，来自哥伦比亚的翻译Silvia Martinez（音译：马蒂妮）与她的丈夫Carlos Pedraza（音译：帕德萨）通过偏远地区技术签证来到了澳大利亚。

Silvia Martinez与家人们在黄金海岸的新家 / 来源：Dominique Schwartz

当年，他们在阿德莱德一坐完“偏远地区移民监”后，就举家搬到了布里斯班，最终与两个儿子选在黄金海岸定居。在那里，马蒂妮帮助移民获取培训与工作。

“小乡镇里没有多少信息”，马蒂妮说，“我们不知道那儿会有哪些行业，也不知道有什么机会。当你想到小城镇时，你就不会想到这些地方有什么主要工作岗位。” 

在她看来，像Swan Hill这样的小地方面临着危机，“除非它们开始推广新计划、并向移民们展示可行性选择”。

马蒂妮补充，“当你想到黄金海岸的时候，就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比如公园和海滩，而且在一个更大的城市会更容易获得医疗服务。”

“如果是我，我肯定会选择黄金海岸。”

事实上，虽然澳洲政府为了让技术移民在偏远地区度过更多时间、从而更有可能扎根于此，签证条件从以前的两年已经延长至三年，但仍然有越来越多的人像曾经的马蒂妮一样：

在偏远地区“移民监”的期满之日，也正是他们逃离赴往更繁华的都市征途开启之时。

根据Grattan Institute的统计报告，在过去十多年中，除了西澳和昆州矿区外，澳大利亚各地首府城市人均经济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其他地区——这主要是因为在首府城市的人口增长得更快，而各地区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大致持平。

为什么人们会前赴后继地迁向大城市？

其实不仅仅在澳大利亚，这也是一个全球的人口增长趋势。不论在哪一个国家，大城市的增长速度通常都比人口密度低的地区快得多。比如在日本，即便这个国家的人口正在下降，东京的人口也仍然还在继续增长。

随着人们把更多的收入花在服务而不是商品上，大城市相对于偏远地区的经济优势似乎在增加。更不必说，提供服务的商家通常还“物以类聚”，即更倾向于在地理位置上靠近其他服务行业，尤其在大城市。

但在澳大利亚，人口增长不平衡问题并不只是一个看起来“不可逆转”的趋势那么简单。

至少，澳洲各地政府在试图对抗这些趋势、执行偏远地区经济增长计划，以推动当地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表现常常令人大失所望：

比如，新州为那些从城市迁往偏远地区的人提供了7000澳元可供购房的“安家补贴”。

此前据估计，计划实施第一年约有1万人会接受这一补助；但事实上，三年来只发放了4800笔补助，其中许多资金去向的还不一定是年轻的技术移民，而是那些那些可能本来就需要搬家的人——那些为了退休后能够“隐退山林”的人。

而问题的关键在于：

人们只有在确保有额外就业机会的情况下，才会愿意迁往偏远地区。

但在鼓励偏远地区增加就业机会的政策上，澳洲各地政府却不乏“不良记录”。

对于一家企业来说，政府为偏远地区提供的资金，在大多数情况下或许并比不上企业落户城市的经济优势更具吸引力。而更多的时候，虽然政府明面上是花了不少钱，但我们甚至可能不会知道偏远地区发展项目是否有效——因为这些项目的管理实在太过糟糕。

事实上，在新南威尔士州、维多利亚州、昆士兰州和西澳大利亚州，所有审计人员在审核该地的偏远地区发展项目时都发现：

大量的偏远地区开发资金未被用于任何商业案例，相关文件少得可怜，参考实行准则匮乏，甚至连对于这些项目是否实现了承诺结果的评估报告都无从查起。

来源：昆州审计局（2016）、维州审计员（2015）、新州审计局（2018）、西澳审计员（2014）

以上种种审计结果，都似乎倒向了一个黑暗的猜想：

澳大利亚各地政府或许并不是真的希望对项目进行评估，因为它们非常清楚问题背后的答案是什么。

而这些“雷声大、雨点小”的澳洲偏远地区发展计划的背后，或许藏了一片带着乌托邦色彩的泡沫。

或许，澳洲政府执意将人口从大城市转移到偏远地区，本就是场非常危险的“一厢情愿”：

1. 事实证明，大城市的生产力水平更高、人均收入也更高。而把人们挤出大城市的代价，也可能反而换来的是澳大利亚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受损，人均收入下降的风险；

2. 之前在维州选举时曾引发热议的发展城市周边住房计划，创造类似中国“在北京上班、回天津睡觉”的长途通勤情境，实现起来也困难重重。其中首要障碍之一，就是通勤路上非常昂贵的交通费用；

3. 另外，支持人口增长从城市转移到偏远地区，可能还会扭曲偏远地区政府的支出优先次序。对于偏远地区的人们来说，政府把钱花在公共服务上或许比用于促进商业增长更能改善该地区人们的生活。比如在艺术和体育设施上的支出，或许又比增加一公里的双线公路对每个人的影响要大得多。

事实上，尽管各偏远地区的各项公共服务水平往往较低，但因其提供服务的成本更高，在教育和医疗卫生项的人均支出已经高于大城市。

然而，如果政府要在偏远地区的公共服务上花更多的钱，那么这笔钱可能需要用不同的方式。

根据Grattan研究所的分析表明，一些地区的健康和教育成果较差，实际上并非由于地处偏远地区，而主要是由其社会经济状况与其他风险因素决定的。

比如在医疗方面，偏远地区和大城市之间死亡率诚然存在着巨大差距。但这在很多情况下并不是由于距离医院太远造成的，而是因为住在偏远地区的人们与城市人口相比锻炼更少、也拥有更差的饮食习惯。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或许，对于澳洲政府来说，与其挖空心思地把那些明明想去大城市的移民们“赶”到小乡村，还不如想一想：

怎样才能更好地帮助那些住在偏远地区的人们在当地安居乐业、繁衍生息，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偏远地区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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