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前段时间在《澳洲财经见闻》写了一篇比较上海和墨尔本文章（如果墨尔本是个谜！上海就是答案），读者留言热烈。其实写上文的初衷是想把它作为一种铺垫，试着为自己提出的三个问题提供答案:

上海的快速发展和暗藏危机无疑和引入市场经济密切相关，的确，分析市场经济对社会形态的的影响是回答上述问题的钥匙。

按照自由市场经济学派的说法，市场经济的本质是私人拥有资本投资生产，在资本创造利润的同时，创造就业，支付工资和提供税收，从而提高大众生活水平和社会稳定。

19世纪欧洲工人运动风起云涌。但在19世纪后期发生了伯恩施坦，考茨基等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伯恩施坦提出可以在宪政民主的框架内通过议会斗争实现社会主义，不必暴力革命。

伯恩斯坦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开创了社会民主主义的先声，二战后伴随经济复苏，社会民主主义在西方风起云涌。1956年，美国的白领劳动者首次在数量上超过了以体力工作为主的蓝领工人。“白领”被普遍认为属于“中产阶级”，“无产阶级”的说法在西方渐渐的走向边缘化。

在这种背景下，西欧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先后发布《法兰克福宣言》,《哥德斯堡纲领》等文件宣布接受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放弃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宣布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渊源来自于基督教、人道主义哲学、启蒙主义思想、马克思的历史和社会学说以及工人运动的经验。

西方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逐渐演变成西方政治的中坚力量：在德国是社会民主党，在法国是社会党，在英国，澳洲和新西兰是工党。美国民主党和西欧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虽不是同根生，但在理念政策上互相影响，高度一致。他们和代表右翼的共和党，保守党和自由党反复竞选，轮流执政，共同主导着这些国家的发展方向。

是什么原因导致19世纪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根本对立走向了20世纪的调和？

关键因素是二战后发生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和世界市场的开发使得资本在获取足够多利润的前提下，可以对西方国家的工人阶级进行一定程度的利润分成。同时，社会民主主义政党通过多党选举制度为西方各国劳动者在工资，税收，社保方面争得了很大的利益，推动了这种调和。

二战后以美国为先导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产生了以原子能、半导体、合成材料、航天技术和生物技术为代表的一系列新产业。大量新工业品的出现，使得国际贸易总量迅速上升。

从50年代到80年代，西方国家的出口在世界总产值中的比重从7.7％增加到26.8％。西方国家的人均GDP从1950年代的1.48万美元（2011年可比价）上升到2016年的5.13万美元。

苏联在1991年的垮台，被认为是西方民主政治加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战胜当时东欧社会主义集团的标志性胜利，似乎验证了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在1989年作出的论断：民主议会政体是“全世界最终的政府形式”  是“历史的终结”。

历史没有终结，人类进入了全球化时代。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加民主政治在全球化时代遭遇到前所未有的矛盾：资本逐利的本性推动资本和技术全球流动，这意味着发达国家内部不同阶层的人们在获取财富能力上的分化和收入不平等的扩大：拥有资本和技术的一小部分人群可以通过全球化获得高额利润，而传统产业里的一般劳动者则面临失业和工资长期停滞增长的局面。

1980至2016年，欧美前1%的富有群体收入增长约200%；新兴国家劳动者收入增长约100%，与此同时，欧美90%群体平均收入只增长50%。

2018年11月法国，意大利，希腊的失业率分别为9.1%，10.6% 和18.6%。

面对挑战，西方各种党派轮流登场。以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总统为代表的保守主义，相信市场无形之手，主张政府管的越少越好，实行国有企业私有化，削弱工会力量，支持对私有企业和高收入人群减税以提高经济活力。

然而，不论西方各党派和领导人多么长袖善舞，都难以改变西方因为资本和技术不断流向发展中国家而产生的空心化趋势。

随着战后发展中国家从最初的发达国家原料基地和倾销市场逐渐向工业化转变，西方的技术优势和市场优势不断受到挑战。

2005年时，发展中国家占全球GDP的20%，2014年达到30%，预计2030年达到60%。

进入21世纪，美国萎缩的实体经济再也支撑不了金融在低利率情况下向房地产的过度扩张，金融危机在2008年爆发，沉重地冲击了西方经济和社会。当前，西方劳动者收入占GDP比例为55%左右，比上世纪70年代末下降了8%。

如果说第三次工业革命和二战后的世界市场的形成为西方国家弥合劳资矛盾，发展民主政治打开了一扇窗口，那么，随着第三世界的崛起，资本全球化的流动，这个窗口正在关小，西方国家重又面临资本对社会的分化和侵蚀，其政治制度再“完美”也挡不住两极分化，中产阶级萎缩，种族冲突加剧的事实。

西方社会两极分化的现状重新呼唤马克思主义。

2014年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克迪发表了引起广泛关注的《二十一世纪资本论》。皮克迪根据300多年的数据，归纳出投资回报率年平均在4–5%，GDP年增长平均1–2%。

5%的投资回报意味着每14年财富就能翻番。因此对资本的拥有是决定人们财富状况的首要因素。虽然当今人们普遍比过去富有，但因为对资本拥有的多寡，使得贫富差距在发达国家仍然拉大。

90年代由塞缪尔顿.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也不可忽视。与常见的理论不同，他认为全球化不会带来各文明的融合，相反，西方的基督教文明正承受伊斯兰文明和东亚儒家文明的联合进攻。亨廷顿在1990年代就说：“如果中国政治稳定保持20年，如果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保持20年，那个时候的中国对世界秩序的挑战是肯定的”。

这种理论反映了盎格鲁撒克逊人对可能失去全球主导地位的担忧；潜移默化中这种理论已成为当今西方种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回潮的重要意识形态基础之一。

经济发展缓慢和两极分化激化了西方国家另外一个本质性的现象：人民对西方社会管理和财富分配模式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开始质疑。

德国前外长费雪近来在去年12月分《Project Syndicate》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在大多数西方国家里，辛劳工作的中产阶级越来越觉得战后形成的社会共识和契约精神不再有效。努力工作不再能确保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的稳定提高，大众充满不满。

西方精英如果不能对这种不满作出有效的解释和应对，西方国家的政治民主机制和其他关键性的社会管理机构将无法运作。

澳大利亚

与混乱的欧洲相比，澳洲幸运得多。得益于中国经济的强劲需求，澳洲保持了27年的经济增长，发达国家独一份，两极分化现象比其他发达国家轻的多。但即便如此，澳洲也深受社会分化之苦。澳洲政坛和媒体上有一个新名词叫“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 意味着社会按照财富标准，社会层次，族裔来源，意识形态，对环保和同性恋的态度划分成不同的板块。

按照以往的规律，处于经济增长期的澳洲政府连任的可能性相当大。特别是明年澳洲政府的预算将由赤字转向盈余，这是12年里的首次，为减少政府巨额债务开启了希望之光。但即便这样，澳洲下层人民，移民和大学里的进步主义者似乎下决心支持工党把自由党政府拉下台。

为了保证大选胜利，工党推出“杀富济贫”的税务改革政策，要点是退休人员向企业投资所得的分红要征税，废除有利于富人投资房产的“负杠杆”贷款计划（新房除外) 和增加卖房的资本增值税。

自由党攻击工党的计划是要掐断澳洲人投资国内资产的道路，把澳洲资金引向国外资产。自由党指控工党的经济政策将导致扩大税收，扩大政府赤字，扩大政府债务。

自由党的指责有没有道理？

但即便有道理，为什么还有那么多澳洲人仍然支持工党的政策？这只能从“身份政治”的角度解释：很多澳洲人认为自由党不属于他们，而工党“杀富济贫”的政策代表他们的利益。 根据2018年11月维州大选的结果和各种民调推算，工党很可能在明年的大选中获胜。

有人会说这是澳洲人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但讽刺的是澳洲人对国家管理体制的信心正在逐渐减弱。根据2017年一项社会调查，只有34%的受访者认为议员能够称职地面对复杂棘手的政务。73%的受访者抱怨政客们只关心他们的短期利益而不是国家和选民的长期利益。只有60%的选民认为澳洲政治制度好于其他的制度选择，而这个比例在18-29岁的年轻人中只占52%。

当前西方，包括澳洲，在社会管理和社会道德水准上的确比中国高一头，但这是建立在西方和澳洲拥有的更多的物质基础上的，既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但关键的是随着发展中国家的追赶，支撑西方“礼仪荣辱”的基础在缩水，任何人长期观察西方媒体，都可以体会到西方社会对此的担忧无奈以及对“美好的旧时光”的怀念。

很多澳洲评论家认为：社会的分化，政治的扯皮，政府的短期行为或许就是澳洲，包括墨尔本，手握一手好牌而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

资本主义经济具有天然的分化社会的功能。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政治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培育中产阶级和形成稳定的社会。

这些条件包括技术，市场，金融，军事，法律和话语权优势。当这些优势条件被削弱或不复存在时，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矛盾就会显示出来乃至激化。

在中国建立市场经济是极为复杂的事，40年来这个过程利弊纷呈。

有利的一面可以规纳为：

但不利的地方也很明显和尖锐。

中国市场经济的资本初始积累主要来自政府主导下的对国有和集体资产的转化，权钱交易发生在各个层面，导致广泛的分配不公，大面积官场腐败和人心涣散，道德滑坡，欺诈横行。

政府对政治的全面控制以及政府直接参与国有和集体资产资本化使得政府对社会上的各种现象负全责。政府成为各方面发泄不满的对象，这对政府造成很大压力，逼迫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经常采取不可持续的方式发展经济，形成过度依赖房地产，货币超发，债务过度的局面。缺乏安全阀的社会一旦局面失控有可能造成全局性的混乱。

今天的中国，对国有经济的处置，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关系，如何把“权力关在笼子里”，如何对待市场化已成为社会辩论的焦点。这里不可能对以上问题作全面表述，但仍有几点要提出。

第一，不能借发展市场经济为名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

伴随特朗普上台对华全面围堵，中国不断有自由派的各种教授和名人发表文章，公然要求在中国实行全面彻底的政治经济改革-既全面实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甚至扬言为了”民主自由“可以放弃对台湾，香港和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国家主权。

为什么会这样？这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开始正值西方鼎盛时期有关。中国好多人从那时起，就种下了对西方顶礼膜拜的种子，以为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西方民主政治搬到中国一切问题都能解决了。

其实西方自己都有点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

从撒切尔和里根开始，西方祭出的一套套理论，包括新自由主义的哈耶克，里根时期的供给学派，新凯恩斯主义的萨缪尔森，货币学派的弗里德曼都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并没有根本扭转西方的衰退，凭什么把西方的一套搬到中国就能把中国搞好。

第二，中国要珍惜社会主义传统。

纵观世界，在建立市场经济的同时又防止社会分化做得较好的是北欧国家。瑞典经济制度基本属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但瑞典个人所得税加上销售税使得瑞典人的税务标准达到收入的70%左右，瑞典的高税收政策使瑞典在社会财富再分配上保持了很高的社会主义元素。

在对待国有经济上，不要相信“为了效率放弃一定的公平是值得的”说法，不能在中国搞撒切尔式的国有资产私有化。

另外也要看到，市场经济和民营企业在中国已经不可或缺，但只要有合理的工资，税收，劳动保护和社会福利制度，应能防止大规模两级分化。中国分配不公和两极分化的根源主要发生在国有和集体资产流失和特权阶层对资源的垄断。

当今大国之间的竞争不再主要通过军事力量进行战争，而更多是通过能否建立一种有吸引力的制度来扩大国际影响和势力范围。中美之争归根到底是哪国能向世界提供更好的发展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国际上被人称道的是快速发展，大规模脱贫，基础设施建设又快又好；但在社会公平，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上被人诟病颇多。中国今后即便发展速度慢一些，也一定要走全国人民共同富裕的道路。

中国古代从春秋到战国的几百年间，群雄并起，霸主轮流，而只有当商鞅变法以后，偏居一隅的贫瘠秦国才得以脱颖而出，一统天下。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来，世界范围的春秋战国已经持续了五百多年，人类一直在寻找一种方式达到天下大同。旧式的社会主义和当今的资本主义不能完成这种人类使命，也许当今的中国能提供新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