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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农村印象—养牛场实现电脑化农场主具有新理念

从伦敦出发，乘了3个小时的火车到达位于伦敦西南方向的德文郡巴德里小镇时已是晚上7点多。第二天，前往巴德里附近的德文郡“克林顿领地”。这片领地最早形成于1299年，是当时英国国王为奖励约翰．克林顿1298年率兵战胜苏格兰人给他的封地。这块土地也是德文郡中最大的家族领地。

目前，这块领地的管理机构管理着近1万公顷农村土地、1900公顷林地，并为1500人提供住房，包括为当地家庭提供经济住房。领地所得收入用于维护历史遗产，并从事各项环境保护计划。领地管理机构还投资商业房地产，目前已有120家企业入驻。这些企业又反过来为当地提供就业和财政收入。这些收入再被投入到领地中的农场、林地和当地的环境保护事业，形成一种有益的循环。

农业是这片领地中的重要行业，这里共有40家租赁农场，3家合股农场和两家家庭农场。但所有农场的雇工加起来一共才只有76人。

参观了其中的一家养牛场，那里饲养着150头奶牛和900头肉牛，每年可生产300万升牛奶和18万公斤牛肉。由于生产几乎全部由电脑控制，整个养牛场加上场主佩罗特只有9名员工。在这家养牛场中的挤奶房记者看到，所有挤奶工作全部由电脑控制完成，平时只需一个人管理。

养牛场的场主佩罗特大学毕业，学的就是农业学。先进的农业科技和管理知识使他有了一套自己的农场发展理念。他重视技术和科技领域投资，认为在农产品价格不如从前的今天，加大面向未来的投资力度尤其重要。但在具体投资过程中，他又非常注重成本效益，事先进行严格核算。他认为，只要能做到这些，投资就能够赢利。

关于农业的未来，领地中专门从事“绿色”奶生产的蒂德韦尔农场的主人彼得认为，一味追求产量的传统农业在市场化程度日益提高的今天越来越显得徒劳无益。他的农场就是要使产品位于市场高端，追求最好的回报。

然而记者也在采访中了解到，近年来，英国农村的发展遇到了许多新问题。以英格兰西南地区为例，这里现已成为英国发展最快的地区，20多年来，这里的人口增加了12．5％，达到约500万，其中外来人口的大量进入是当地人口增长迅速的重要原因。外来人口的大量进入及非农业经济的迅速增长也给当地的方方面面带来了很大冲击：收入差距拉大；住房价格迅速升高；家庭垃圾以高出全国平均水平一倍的速度增长；就业、健康、教育和享受各种服务的机会等社会指标愈加参差不齐；农产品价格偏低，进而导致不少偏远农村地区的居民总体生活质量难以提高；而局部地区的这些问题又在很大程度上被周边地区的相对繁荣所掩盖。

面对这些问题，克林顿领地主管瓦利希望，政府能够在对农业和农民给予补贴的同时，加强对农民的知识、技巧等方面的培训，帮助他们成为新一代农民，使农业获得持续发展的后劲。

针对上述问题，英国政府已经提议，设立农村经济适用房委员会为农村居民提供帮助。新近成立的农村社区委员会也在致力于解决农村弱势群体遇到的实际问题，并就有关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向政府提出建议。与此同时，英国各级政府也在通过多种途径鼓励英国消费者购买英国自产的农产品，并利用补贴等措施保护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但收效尚不明显。如何改变这种局面，也是英国政府面临的一个课题。

瑞士农村美如画

瑞士是发展农村经济比较成功的国家之一。瑞士政府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限制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及别的地区，同时还采取了一系列鼓励农村劳动力自愿留在农村的政策。主要包括农业补贴、关税及进口限额、购买剩余农产品、道路建筑、农村住宅更新等等。因此，在发达的交通运输设施基础上，非农产业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广泛发展，大量的劳动力在中心城市以外找到了工作。长期以来，瑞士的城市化始终保持在低水平上，其小型企业遍布全国，制造业绝大多数集中在小镇上，全国经济实现了城乡均衡发展。

虽然农业在瑞士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逐年下降，瑞士的农业人口也日益减少，但是，瑞士政府对农村地区的发展与建设却一直没有忽视。这主要体现在农村的生态环境改善、基础设施建设等诸多方面。也正是由于一贯的重视，瑞士农村地区成为适合人们居住和旅游的好地方。

瑞士乡村风光的特色是：别致的小村落和农舍自然地分布在绿色的田野和山坡之上。瑞士人曾一度离开乡村，到城市中去寻找更多的工作机会和更好的生活方式。但是现在，人们开始逐渐回归自然，人们从城市搬到近郊居住的趋势，蔚然成风。

村庄里大部分居民是城里人

前不久，记者专门到瑞士沃州的一个名叫“费稀”的小村庄考察，惊异地发现这个村的村民居然大部分是城里人。据村民巴库介绍，这个村共有７００多名居民，其中从事农业活动的（主要是葡萄园种植）只有１７家，其余都是在村里买房定居的城里人。城里人之所以选择到这里居住，有以下几个原因：一、这个位于山坡之上的村庄风光秀丽，特别是夏季各种花草和大片葡萄园生机盎然之时；二、与城市的嘈杂相比，村庄异常静谧，住在这里是一种放松和享受；三、瑞士不同地方的税收标准不同，村里的税收比城市里低很多，地价物价更是便宜；四，村子虽小，但基础设施齐备，交通便利，从这个村庄开车到日内瓦和洛桑都只需几十分钟时间。巴库说，城市居民到来给村庄带来收入，同时也把城市文化和文明带入村庄，从而推动其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

要想富，先修路。费稀村尽管位于半山腰中，但有一条非常平坦的双车道柏油路把它与高速公路连接起来，从村庄到高速路大约只需１０分钟。村里面的一条主街道依地势而起伏，但柏油路面也非常平整。而且引人注意的是，在街道的两侧划着整齐的停车位。

据巴库介绍，村里人看病非常方便，因为附近医院非常多。这些医院大多已存在了好多年，当初之所以建这么多医院，是因为交通不便，去大城市看病比较难。现在去大城市方便了，这些附近的医院反而显得太多了，因此它们只能进行更细的专业化分工。

巴库说，村里孩子入托和上学以及居民用水取暖等也都非常方便。村里甚至还有一个小的警察局。村里各种基础设施的建设资金一部分出自州政府，一部分出自村民的税收。

村子虽小，但也实行标准的民主管理。据介绍，小村的管理机构是一个由５人组成的村民委员会，包括一名村长和４名委员。这５人任期四至五年，由全村人民主投票产生。该机构为服务性机构，主要负责管理土地、森林等，并就一些建设项目组织村民进行投票表决，也调解居民纠纷。该机构还负责管理税收的使用，但另有两个独立机构对其进行约束，一个是年度预算编订委员会，另一个是预算监督执行委员会。

葡萄种植兼酿酒

据巴库介绍，村里从事农业活动的人主要是种葡萄。而大部分人已不是单纯地从事葡萄种植，而是在种葡萄的同时，也从事葡萄酒酿造和销售的工作，因此收入较高。巴库带着记者参观了他位于村口附近的酒窖，并介绍说，他自己的葡萄园面积达１５公顷，每年所产葡萄可酿酒１５万瓶左右，收入约为１０万瑞郎（１美元约合１．３瑞郎），这个收入水平在种植园主中算较高的了。

巴库还说，在瑞士，葡萄园主的身份很受人尊敬，这是因为葡萄酒受到瑞士人的普遍喜爱。谈到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他说，葡萄酒酿造业的竞争日趋激烈，此外物价高、劳动力成本昂贵也是问题。他说，要保证收入，就必须不断提高产品质量，使自己的葡萄酒品牌独树一帜。

单纯从事农业生产的人越来越少

巴库感觉到，瑞士单纯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日益减少。他说，像他这样的人已经不能再称为农民，因为他的主要收入来源其实是葡萄酒的产销。他说，目前瑞士单纯从事农作物种植的人已非常少，占全国人口的不到３％，而且还会日益减少。他认为，政府农业政策的调整是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

二战期间，瑞士曾吃过粮食不能自给之亏，因此在战争结束后的几年里，瑞士政府非常重要农作物生产：每一寸可以利用的土地，包括市中心的花园里，都要种植农作物，以保证供应。１９５１所颁布的农业法的目的是：无论何时，既使在灾难突然降临时，也要保证供应。

但是，这样的政策鼓励了过度生产。由于国家保证全部农产品的销路，不得不处理多余部分，造成浪费。上世纪９０年代晚期，这种情况开始发生转变：瑞士面向自由的国际贸易开放经济，逐渐向欧盟的农业政策靠拢。按照新的农业政策，价格由市场决定，补贴制度逐渐取消。

如今，由于政府对农业补贴的日益减少和对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视，农民的负担日益加重，因此越来越多的农民在逐渐脱离单纯的农作物生产活动。据调查，目前，瑞士三分之一的农场经营只是副业，农民的大部分收入来自其它工作。农民们希望种植国外的特殊作物，如瓜类等；或是养殖不寻常的动物，如鸵鸟，犁牛，北美野牛，高地牦牛等。农民同时为农场寻找第二用途，如提供农场度假，甚至骑美洲驼等服务。但无论如何，农场经营和工业收入的差距越来越大，因此，越来越少的年轻人选择从事农业。

韩国农村看不出城乡差别—不见“炊烟”和“厕所革命”

韩国自古以来就有“农业天下之大本”一说。记者来韩国时间不短，一直想到农村去看看。韩国朋友告诉记者，要采访农村，最好不要到城市郊区，因为城郊的农村已同城市连成一片，城乡一体，根本分不清哪是农村，哪是城市。于是，记者驱车从首都首尔（汉城）出发，奔向韩国粮食主产区忠清南道的牙山市仙掌面镇竹山里二里村。

竹山里二里村是个很普通的韩国村庄，全村70户，150多人，主要栽种水稻，另外种植一些葡萄、苹果以及人参。记者进村时天色已晚，正是烧火做饭的时间，但奇怪的是村里见不到一处炊烟。村长权明周告诉记者，韩国农村已告别烧柴、烧炭的历史二十多年了。如今，村里取暖做饭跟城里一样，有的用电，有的用煤气。不必烧柴火，也就没人砍树、拾柴，这使韩国山林繁茂，既保护了森林资源，也保护了环境。

许瑗老汉今年75岁，住在一栋有4个房间的传统“韩屋”里。屋中的家具和电器不比城市家庭差，彩电、冰箱、洗衣机、煤气灶、吸尘器一样不少。家中的厕所也同城里一样，有盥洗池、抽水马桶、淋浴器。在韩国农村，家家户户的厕所都很干净，臭味熏天的露天茅厕早已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抽水马桶，即使是远离村庄的单独农舍也不例外。村里的每家每户都安装了“粪便化解器”。这是一个长、宽、高均约2米的四方形塑料容器。容器内分成多个格子，并有一个化解粪便的电器设备。建房时将其埋在地下，与厕所的管道相连，粪便进入容器后，通过电器设备化解，不仅可消除异味，而且还能发酵成为优质肥料。

许瑗老汉家中的墙上挂着一幅《阳川许氏家训》，上面写有汉字：“家传忠孝，世守清白。持身勤俭，友爱敦睦。接人恭谨，教子义方。处事必公，不求名利。仁智忠信，博闻礼节。”许老汉十分重视家教和做人准则，他精通儒学，曾担任过村长，现在仍是村中那座百年“乡校”的负责人。“乡校”是中国儒教创始人孔子为普及农村教育而建立的教育机构。“乡校”传入韩国后，虽经几百年，目前全国仍保留了340多所。许老汉告诉记者：“农村普及教育后，‘乡校’的作用在减弱，但我们每年都会利用寒暑假，向孩子们教授‘忠、孝、仁、义’等做人的准则。”由于村民们受过良好的做人教育，村里从来没有出现过打架斗殴，家家户户也都夜不闭户，村民们友好相处，邻里间互敬互助蔚然成风。许瑗老汉的子女都在城里工作，但只要有空就都经常回家看看，帮这帮那，孝敬老人。

“新村运动”让农村旧貌换新颜

记者与村民们聊天时，村民们都说：“农村之所以能够过上好日子，还得归功于三十多年前开展的‘新村运动’。”上个世纪70年代，韩国经济起飞，工业迅猛发展，城乡差别日益突出。为扭转城乡发展不均衡的局面，韩国政府决定将“工农业均衡发展”、“农水产经济的开发”放在经济发展三大目标之首，并发起了“新村运动”。

村民们回忆道：“当时，村里很穷。当政府把免费向各村提供的300袋水泥送进村后，我们高兴地跳了起来。我们用这些水泥修桥、修渠、修路。经过10年的努力，各村不仅建起了公路网，实现了村村通车，水利建设也很快，家家都用上了自来水。”

1971年，“新村运动”刚开始时，全国80%以上的农舍都是茅草屋。为改善农村居住环境，政府采取了“政府出大头、地方出中头、农民出小头”的建房政策，即中央政府出建房资金的55%，地方政府出30%，每家农户出15%，用这种方式向农户贷款帮助建房。农民以秋后向国家卖粮，按比率逐年返还的方式还款。茅草屋变成了砖瓦房，油灯变成了电灯。韩国农村目前约有260万农户，从平原到山区，从城市周边到海岛渔村，农民和渔民的住房基本都是砖瓦房，设计新颖，舒适方便。

竹山里二里村昔日的茅草房也不见了踪影，处处都是漂亮的砖瓦房和砖木混合结构的“韩屋”。权明周村长家的砖瓦房就很别致。记者来到他家时，正赶上他在房前用机械选苹果，筛选后的苹果经分类后，装上卡车。权明周高兴地说：“今年苹果丰收，我家苹果园可收1.2万公斤苹果，仅此一项就可收入3000万韩元（1美元约1050韩元）。”除苹果外，村长家还有葡萄园，又种了水稻，养了12头肉牛（每头牛价值600万韩元），家里还有一辆货车。他告诉记者，他家7口人，大女儿在清州师范大学读书，二女儿明年就上大学，家里已准备卖头牛，作为女儿的学费。他说，全村目前平均每户收入已达5000万韩元，农业生产已实现机械化，50%的家庭有汽车，吃穿不愁，最大的支出是子女的教育费用。

最年轻的农民46岁

由于韩国农村已逐步实现了机械化、电气化、水利化以及交通网络化，教育普及也落在实处，城乡差别已基本消失。据了解，韩国农村居民的平均收入约为城市居民的92.5%。目前，韩国农村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人口的急剧减少。农村人口在全国人口中的比例，已从1962年的57%，下降到目前的8%。农村空巢化和老龄化问题十分突出。

在忠清北道丹阳郡大沺米村采访时，46岁的村长郑文灿告诉记者，全村现有的39户共68人中，数他最年轻。目前，大沺米村村民的平均年龄已超过60岁，村里都是老人。竹山里二里村也一样，最年轻的农民已经51岁了。农村普及高中教育后，村里的年轻人都去城市找工作，农村成了“老人村”。过去乡里的学校办得红火，现在由于学生急剧减少，许多学校只好关闭或者和其他村的学校合并。农村孩子朗朗的读书声，现在已很难听到了。权明周村长叹息道：“10年后，谁来务农，真令人担心。”

公司帮农村，大家一起富

面对农村的新问题，韩国正在探索新的解决途径。“一社一村”支农运动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一社一村”，就是一家企业自愿与一个村庄建立“姊妹关系”，对其进行“一帮一”的支援。这项运动自去年6月提出以来，迅速发展成为全社会参与的支农运动。目前，参与该运动的企业、政府部门和民众团体达到6000多家。

三星集团是“一社一村”运动的带头企业之一。三星所属30家公司已与195个村庄建立了“姊妹关系”，仅去年一年，支农资金就达46亿韩元。三星创始人李建熙说：“企业是树木，社会是土壤，土壤不健康，树木必消亡。”

三星集团下属的三星康宁精密玻璃公司积极参与了这项运动，并与两个村庄建立了互助关系。社长李锡宰告诉记者，企业支农不只是提供资金和物资，“除了给他们‘鱼’，更重要的是教他们‘渔’———‘捕鱼’的方法。”

喜安村原来以种植玉米、葡萄为主，生活水平长期难以提高。三星康宁精密玻璃公司与该村结成“姊妹关系”后，社长亲自带队帮助农民播种、收割，还建起了“村文化会馆”。根据喜安村的特点，公司聘请韩国农业研究所的专家帮助村民改良玉米品种；玉米丰收后，又帮他们寻找销售渠道。公司还建起葡萄加工厂，直接收购村里产的葡萄。喜安村去年农副产品销售额猛增到1亿韩元。

大沺米村是三星康宁精密玻璃公司的另一个姊妹村，由于它地处山区，农业生产条件十分恶劣，公司与村民协商后，决定走“农村体验观光”的致富路子。公司向村里提供了一辆小型旅游车和8台最新式的电脑，帮助村里建起了“农村会馆”和网站。随后，村里推出了“农村生活体验游”、“生态环境游”等项目，游客到此既能采摘山菜、野果，还能下河抓鱼、熬鱼汤。村长告诉记者，去年全村的年收入翻了一番，旅游收入占到了总收入的40%。全村各家各户都有了电脑，通过网络，村民们不仅掌握了农副产品的供求信息，还开展了网络销售和旅游推介活动。

韩国政府十分重视“一社一村”运动，还将其纳入农村发展“五年计划”。今年5月，韩国总统卢武铉来到大沺米村，亲自驾驶拖拉机帮助播种，并称赞他们闯出了一条致富的道路。卢武铉总统说：“农村和城市不是两家而是一家。农村发展是国土均衡发展的主轴”，目前“城乡合作空前活跃，给农业带来了希望。”

“农家人”合作社——— 瑞典农民的合作组织

在瑞典，只要开车离开首都，不出10公里，农村社会的景象就会展现在人们面前：一座小教堂，几间涂着传统红色的小木屋，村子外的田野上歇闲的拖拉机。以前，教堂是凝聚瑞典农村社会的核心。如今，各种由农民自己组成的合作社则成为瑞典农民表达他们经济和政治意愿的代言人。

瑞典的农民合作社是农民在自愿基础上建立的经营性合作组织，其中规模最大的合作组织叫“瑞典农民产品销售合作社”，瑞典人称之为“农家人”合作社。合作社的标志是一颗正在发芽的麦粒。在瑞典南北各地的农场乡间，从巨型粮仓、肥料车间到负责粮食检验的实验室和宣传科学种粮的研究所，到处可以看到有这个标志。

瑞典全国有5万多农民加入了“农家人”合作社，合作社的目标是为农民提供市场信息、技术和质量监测等多方面的服务，建立农产品收购和销售的网络。加上“农家人”合作社自创的品牌产品的销售，这个合作社年营业额高达31亿欧元，是欧洲最大的农民合作社。

去年秋天，在“农家人”合作社的一座粮仓，记者看到农民将满载着收获的大卡车开上粮仓的地秤，让粮仓的工作人员取样测量粮食的水分和品质，之后拿着检验好的报告单，到会计处领钱。这座巨型粮仓还拥有配套的面粉厂和大型面包加工厂，一条龙服务可以让农民的产品在最短时间内到达消费者手中。从巨型粮仓伸出的架在空中的管道，直接把晒好的谷物运送到面粉厂加工，减少了中间运输环节，也保障了产品质量。

“为消费者提供高质量的农产品”是“农家人”合作社努力的目标。尤其在瑞典这个环保意识深入到各个层次的社会，不仅农民提供的产品是否安全健康，就连其生产、运输过程是否环保，都成为消费者在选择产品时考虑的因素。“农家人”合作社自创的许多品牌已成为瑞典消费者信得过的产品，绿色的正在发芽的麦粒也成为质量保障的标志。

“农家人”合作社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后期瑞典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时候。随着机械化的发展，小户经营的农庄面临经济上的难题，他们的农产品价格在市场上无法和大农庄竞争。为了保护地区小户农庄的经济利益，一个由农民组成、由农民经营管理的合作社诞生了。最初是一个地区的小户农庄单纯经济上的合作，随着合作社的发展，地区之间也联合起来。今天，“农家人”合作社不仅是全瑞典农民最大的经济利益合作社，它还成立了各省“农家人”合作社的联合体，以越来越主动的市场战略，保护和提高瑞典农民的经济和政治利益。

合作社能有效经营的基础是民主公平的管理方法。“农家人”合作社从成立那天起，就遵循着一人一票的民主程序，通过选举，用理事会的形式管理农民的事务。进入合作社的农民根据自己的经济状况，向合作社交纳会员费，这成为理事会成员工资和管理资金的来源。今天的“农家人”合作社已经拥有众多有限公司，用最有效的方法推销农民的产品和服务。这些企业年终的赢利和分红都会反馈到交纳了会费的农民手中。

美国农村发展政策

在美国，所有的农村机构都关注于经济和地区开发，然而，这些发展项目和政策的目标却大相径庭。在部分农村地区，发展战略瞄准激励经济和社团的增长以解决与人口和就业率下降相关的问题，还有的地方，取代增长为目标的是：通过改变就业性质或增加基础建设和公共服务来改善工资和生活标准，一些地方干脆阻止增长来限制农村的扩大，从而鼓励有利于环境和谐的持续发展。

在所有农村区域最重要的发展项目是联邦基础设施建设、商业、房地产和一般的辅助性项目，美国经济研究处对这些项目最近的发展进行研究监控和评估。此外，经济研究处对资助这些项目的地理模式进行分析以确定哪些地区最受项目建设影响。其他的经济研究处的研究为人们提供信息，以便让大家更好地理解联邦项目和政策怎样运行，效率怎样，它们怎样与联邦和地方政府的政策相关联。

基础建设主要包括通过公路、铁路、码头、空港管路和线路为公众服务的运输、电力、通信、供水和卫生水设施。今天的经济增长因为更加依赖以信息为基础，所以比以往更依赖有效的基础设施，通讯网络尤为关键。相似的是，在一些快速发展的区域，比如美国西部和南部，因为高速公路和空运能力的紧张，需要运输网络的急剧扩张，毫无疑问，大多数的联邦增加的资金已经集中到这些基础建设项目上了。

与此同时，环境问题在这些年变得越来越重要，因此在基础建设中也更加强调环境因素。这样，净水规章极大地影响了供水和下水系统，而对于联邦净化空气的要求需要政府减少高速公路投资以惩罚其不符合防止空气污染的要求。最近的对于规章制度的一些改变也影响到了电力和通讯基础建设和相关服务。1996电信条款为了补贴对高成本的农村、城市区域中心、学校、图书馆和医院的服务，在电信工业服务业中制造了很大的竞争。与此同时，许多州开始因为联邦电力条款的修订而不再管制它们的电力工业。然而，伴随着加利福尼亚电力危机的发生，这个趋势已经减缓，同时一些州回到以前的计划管制电力市场。

因为基础设施建设联系着农村机构和其它地方的货物和服务，一个健康的农村经济体系依赖于为市场通畅和人员流动进行的基础建设。当农村经济越来越依赖有效的基础设施系统，美国经济研究处的研究集中于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相关的联邦计划和规则怎样更好地服务美国农村，也检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对于美国的重要性。

其他农村发展计划和政策虽然重要，但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并不是联邦和州政府培育农村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惟一方法，两级政府当然也提供改善公众和私人在农村社团中经济活动效率的科技资助和直接或间接(税收或政策优惠)金融资助以增加在农村的房地产、新科技和人员的投资。

近年来，美国制定了许多与农村发展有关系的联邦计划。与此同时，州和乡村政府在农村发展政策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经济研究处也监测和分析这些政策大部分的发展。

经济研究处也检查联邦计划、税收和规章中隐含的农村部分，包括收入税中最低工资的提高，联邦福利改革、贸易自由、基础建设项目的膨胀、给农民的应急补助、公共居所和培训计划的修补。例如，几篇研究显示工资收入所得税和最低收入标准的增加已经帮助许多农村贫穷人口提升到贫穷线以上。

我们每年对联邦政府开销的分析致力于显示联邦政府对于农村和城市之间花费和贷款的发放怎样不同，它们怎样在不同类型的乡村显现区域性改变。例如，在《2002美国农村》一书中的文章《美国农村联邦资金因农村类型和区域改变》，指出农村得到每笔投资都少于城市区域，但这不包括类似津贴、直接贷款、退休金和伤残赔付金和其他的一些直接付款。

不作为其首要关注的焦点还有，经济研究处的分析也涵盖州和地方政府的发展政策中非营利性质的部分和私人部分，州、地方政府和农村发展的研究也可以在其他农村发展政策出版清单中找到。

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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