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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的鞭炮声仍然在耳边回荡。千家万户饺子飘香，人们围坐在一起，谈论着今年的春晚。大人们笑着，孩子们闹着……这本该是大年初二的正确打开方式，然而对于我来说，却是跟家人、朋友、祖国说“再见”的日子。

2010年的大年初二，我登上了去澳大利亚留学的飞机。

初到澳大利亚，走出飞机场，我看到了预定好的车来接(家里的长辈辗转托朋友安排的)，顿时一路的忐忑都烟消云散。当时心想，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真是至理名言啊！怀着激动的心情，我跟司机大叔一路走一路聊，一边看着澳大利亚如画般的美景，颇有种自驾游的畅快感觉。司机大叔送我到家，热情地帮我把行李搬到屋里，大手一摊：“机场接机、搬行李，共100澳元，谢谢！”

这是我第一次深切体会到，我真的离开家了。

在国内，如果是朋友，哪怕是朋友的朋友，远道而来，机场接送，甚至请吃饭，似乎都天经地义。不过在澳大利亚，朋友归朋友，生意归生意。同学同事之间，出去哪怕是喝杯咖啡，肯定也都是AA制的。如果两个人已经跨越了AA制，那绝对是两肋插刀的感情，或者即将结婚的节奏。

在我们看来，这似乎不近人情。不过在澳大利亚，这种行为非常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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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硕士时，有个澳大利亚的博士生师姐，一边怀着宝宝，一边做具有放射性威胁的实验。作为师弟，我强烈要求替她做实验。第一次，她婉拒；第二次，她不开心地拒绝我说：“我确实是怀孕了，但是不代表我什么都干不了。”当时我还觉得有点委屈。不过认真思考后，我觉得确实是自己不对。

由此我也明白，不要把自己的思维方式强加给别人，而是先去真心地了解别人的需求，然后再看自己能提供什么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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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过得很快，我渐渐了解了澳大利亚的生活。比如，到任何公共场合，人们都自觉排队。而这种公共秩序的建立，不只是源于较高的公民素质，更是源于有效引导。即使有不排队的人挤到了前排，在没有合理理由的情况下，工作人员是绝对不会为他办任何事情的。在物质生活方面，收入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不再与工种挂钩。不管你是搬砖的，还是收垃圾的，收入跟大学老师差不了多少。

因此，人们上大学不再是追求幸福生活的选择，而成了个人精神层面的选择。

初来乍到时，我是怀着矛盾的民族自豪感和自卑感的。

自豪是从小学到的“中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自卑是来自于网络上有些键盘侠的指导：“外国似天堂。”但当我在澳大利亚生活了几年之后，自卑感逐渐消失了。

这来源于我确切地感受到了祖国的快速发展！在澳大利亚，绝大部分商店在18时后会关门。而一旦到节假日，更是全城闭店。初次经历公共假期的我，因为没有提前储备食物，跑了很远的路，才在一家加油站的便利店里，买了一些面包、泡面之类的，勉强度过了3天假期。

这种事情，绝不可能发生在中国，中国的小伙伴儿们在家动动手指头就能有好吃好喝好东西送到家门口，简直不能更幸福！各种互联网工具，比如网购、网络叫车服务等，中国更是走在了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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