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的报道，鸡蛋又要涨价了。

原因很简单，干旱天气影响了农作物的收成，导致全澳谷物价格暴涨。由于谷物占蛋农浮动成本的比例高达65％，因此，澳大利亚蛋农协会组织（EFA）开始向各大超市喊话“涨价”。

目前，包Aldi和Coles在内的超市都回应愿意提高采购价格。

为此，不少澳大利亚居民开始直言伤不起，电费涨、学费涨、医保涨、鲜奶涨、这回连鸡蛋也涨，感觉生活成本压力又升了不少。

在过去一年中，由于负担不起悉尼日趋上涨的生活成本，超过2.7万人逃离悉尼，选择前往其他城市定居。

然而，经济研究和预测机构BIS Oxford Economics发布的报告指出，因为贷款成本降、通讯和交通成本下降、工薪家庭的“生活成本”涨幅仅为同期工资涨幅的1/2。

为什么通胀率数据和我们实际感受到的“生活成本”呈现出截然相反的态势？

同时，如果通胀率无法如实反映居民的生活成本变化，澳大利亚央行（RBA）为什么又要依据该指标来做出利率决策呢？

在对澳大利亚统计局（ABS）数据进行研究后，BIS Oxford Economics指出，由于贷款、通讯和交通成本下降，澳大利亚工薪家庭的“生活成本”涨幅仅为工资涨幅的1/2。

这一点似乎和我们实际感受到的生活成本上涨压力“截然不符”。

然而，ABS的数据的确显示，截至今年9月的一个季度内，工薪家庭的生活成本上涨了0.1％，较上年同期则上涨了1.3%，低于同期工资2.3%的涨幅。

另外，自2014年6月起，通讯成本已大幅下降。在过去四个季度中，交通成本有三个季度录得下降。

从数据来看，的确如此。但是，认为这一数据并未如实反映自己实际生活成本变化的居民不在少数。

对此，BIS Oxford Economics首席经济学家莎拉·亨特（Sarah Hunter）说道，尽管很多生活相关成本已经出现下降，但是相比价格下跌，但人们可能更倾向于关注价格上涨的部分。

她说：“我认为，价格上涨的时候更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以电子产品为例，几乎一年比一年便宜，但是除非涨价，不然很少能够引起真正的关注。”

截至今年9月份的一个季度内，对于工薪家庭而言，保险和金融服务的成本下降了4.5％。通讯成本下降了1.1％。医疗和交通费用也相应出现下降。与此相反，工薪家庭中涨幅最大的是烟酒，第三季度上涨了1.9％，另外文娱成本也增加了1.6％。

不同人群中，自管退休人员（Self- funded）和养老金领取者的状况最糟。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的一个季度内，自管退休人员生活成本上涨了0.9%，涨幅最大。截至9月底的一年内成本上涨了1.9％，高于整体通胀率。

当采用一种简单通俗的方式来形容通胀率时，经济学家往往会采用“生活成本”来指代通胀率，即消费者价格指数（CPI）。这样一来，很容易给人们形成一种错觉。

因为澳储行（RBA）一再强调通胀率持续低位，未能回升至目标区间，同时我们又能深刻的感觉到生活成本非但不低，反而持续高涨。

自2016年年初以来，澳储行设定的基础通胀率预期目标为2-3%的区间，但是迄今为止，澳储行从来都没有达到过这一目标的下限。

最新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底的一年内，澳大利亚基础通胀率录得1.6%（不计食品和燃油），较上月持平。

之所以造成这种情况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澳大利亚统计局公布的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并不包含购买二手房的成本，而只是简单的衡量新建住房成本的价格变化。

二手房被视为一种资产，而不是消费品。当然租金是计入通胀的，但是近期的租金却偏偏略有下降。

这样一来，CPI基本上就排除了土地价格上涨对生活成本的大部分影响。然而，在人口快速增长的国家中，这是一个很大的影响。随着人口的增长，位置优越的土地变得稀缺，价格自然变得更贵。

特蕾西·莱恩斯（Tracy Lines）一家于近日卖掉了他们在悉尼内郊的一套小房子，搬到了布里斯班的一所大房子里。当初卖掉悉尼房子的时候，莱恩斯一家获得了足够的现金来购买新房和支付装修费用。

据了解，莱恩斯夫妇位于悉尼的二居室房子卖了170万澳币，相比九年前不到100万澳币买进几乎翻了一倍。他们新买的五居室独栋屋位于纽马克特（Newmarket），距布里斯班中央商务区（CBD）不到六公里，设有路边停车位和游泳池，成交价大约为130万澳币。

事实上，莱恩斯只是悉尼很多家庭的代表。他们希望以较高的价格兑现房价升值部分，“逃离全澳拥堵最严重、生活成本最高的首府城市，以获得更好的生活方式。

澳大利亚统计局（ABS）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过去12个月中，悉尼净流出人口（即流出人口减去流入人口）超过2.7万人。与之相反，布里斯班成为最受欢迎的人口流入目的地。

悉尼买家经纪人帕特里克·布莱特（Patrick Bright）说道：“从悉尼迁往布里斯班的人越来越多。悉尼一套三居室公寓的价格在布里斯班至少可以买两套。”

房产研究机构CoreLogic提供的数据显示，悉尼的住房中位价为776,000澳元。以每周存400澳元为例，存够10%的首付款需要超过5年的时间。这还不包括房产交易成本。相比之下，布里斯班的住房中位价为48.5万澳币，同样的方法只需3年时间即可存够首付款。

除了不包括现有住房交易成本变化外，CPI相对很多家庭的实际生活成本涨幅要低还受以下因素的影响。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必需品（尤其是服务）的价格上涨趋势比非必需品要快得多。富达投资专家安东尼·道尔（Anthony Doyle）说道：“家庭必需购买和想要购买商品/服务价格的涨幅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富达对澳大利亚统计局的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在过去19年间，中学教育和医疗费用上涨了三倍，而汽车和游戏的价格却下降了。同期，电话通讯费、电视和计算机等电子产品的价格便宜了近90％ 。

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好处。在过去的40年左右的时间里，很多消费品的生产从劳动力成本贵的发达国家转移到了成本相对廉价的发展中国家，同时大多数进口商品的关税出现削减，甚至完全取消。

与这些不同，服务成本不得不随着澳大利亚不断上涨的劳动力成本而上升。相比采矿业繁荣时期可观的工资涨幅，过去五年的工资涨幅却几乎停滞。

人们感到自己的生活成本上涨的速度超过CPI还存在另一个原因。

澳大利亚统计局公布的CPI数据是基于整个社区家庭支出模式的一篮子商品，并且这个篮子需要一定时间才会更新。因此，它并不一定能准确反映出大多数人目前的钱都花在了哪里。

并且，就其性质而言，CPI必须捕捉我们不经常购买的商品和服务（例如汽车）以及我们每天购买的商品和服务（例如公共交通票价）的成本变化。

如经济学家安东尼·道尔（Anthony Doyle）所指出的那样，许多价格涨幅最大的商品和服务恰恰是人们必须不断购买的必需品，而大多数价格下跌却影响了CPI数据的却是您偶尔购买的商品，例如新手机或汽车。

那么，当CPI很有可能低估人们实际生活成本的上涨时，为什么澳储行会继续依赖它作为确定利率设定的标准呢？

道尔的回答是：“因为没有更好的选择。”

本周公布的零售销售数据令人沮丧和不安，反映出澳联储降息和联邦政府减税收效甚微。

数据显示，在过去一年中，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和/或信心已大大降低。由此也引发了人们对澳储行进一步降息、以及未来实施非常规货币政策有效性的质疑。

事实上，澳联储（RBA）行长Philip Lowe曾在多个场合表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降低了。原因在于居民针对降息政策的回应方式发生了变化。

他说：“以前，当我们降低利率时，人们会跑到银行借钱去度假、买家具或进行其他消费。但是，他们现在会选择进行储蓄或偿还房贷。”

年内至今，澳储行已经三次降息，将现金利率从1.5％降至0.75％。这在以前是无法想象的。11月6日（周二），澳储行宣布将11月现金利率维持在历史低位0.75%不变。

尽管如此，市场预期澳储行至少还会有一次25个基点的降息。此外，澳储行仍然有可能采取非常规的货币政策，即量化宽松。

但是，如果连续降息都不足以刺激消费者支出需求，那么如何相信接下来的降息或其他货币政策可以提振经济，继而推动工资上涨，提升居民生活水平？

在目前的低利率环境下，澳大利亚很多居民家庭的谨慎、避险情绪非常明显。

尤其是在各种必需品价格纷纷上涨之后，居民家庭生活成本压力明显上升，尤其是中低收入家庭和无房一族。

在最新的一次的经济预测报告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下调澳大利亚经济增速低至1.7％，并建议政府实施经济刺激措施。

IMF表示称：“货币政策不能成为唯一的游戏。在有财政空间的情况下，各国政府应追加财政支持。并且，目前的财政政策也没有过分扩张。”

但是，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和财长乔希·弗雷登伯格均表示不会冒着财政预算盈余风险去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