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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3日，《南方周末》刊登报导"刺死辱母者"，使这一案件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刷屏"，瞬间引起轩然大波。 

舆论的哗然，主要集中在判决与警察是否无作为上。人们将焦点放在“为何民警未能阻止这场羞辱？”“什么叫不能正确处理冲突？”“为什么对于欢判处无期徒刑？”“那以后当有人威胁、侮辱家人，警察又不介入的时候，让我们怎么办？”

显然，这是一起以暴抗暴的悲剧。

让我们来看看，如果这件事发生在美国，又会是什么样子。

图为约翰·康罗伊。来源：网络

同样是出于保护母亲，类似的案情，一样对方未有人使用工具，但最后的判决却是天壤之别。

类似的案件在得州也发生过。

地区检察官和警方召开新闻发布会，交代案件来龙去脉。来源：网络

我们再来看看另一个案例。

图为萨拉和她的孩子 来源：网络

 我们对比一下两个案例的警方行为。

萨拉一案的警方（接线员）告诉萨拉保护好自己和孩子，做该做的事情，派警力赶去现场救援。而“刺死辱母者”的警方甚至还到了现场，但仅仅留下一句“要账可以，但是不能动手。”先不讨论警方对错，如果当时警方把众人带去警察局多加了解，或者留在现场帮助处理这件事情，是不是“刺死辱母者”的悲剧就不会发生了？

再来说美国对正当防卫的基本判例。

美国是判例法，其中，对正当防卫的判定标准，也曾有争议。加微信wnel22看猛料！阐述和发展正当防卫原则的是美国大法官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 Jr.）。

美国大法官霍姆斯 来源：网络

1921年，一个叫布朗的人曾两次被赫米兹用刀子袭击，一天，赫米兹再次提刀攻击他，布朗跑向自己脱下的衣服，从中拿出手枪，连击四枪，打死了赫米兹。

初审法院认为布朗既然可以去拿枪，自然也可以逃跑，所以他的正当防卫不成立，这源自英国的撤退原则。英国法律中有所谓的“撤退到墙边”传统，即如果出现斗殴，一方退却到后背已经抵到了墙上，那么他就有权反击。其中隐含的意思是，除非无路可逃，否则就不该使用暴力。

然而，霍姆斯大法官挺身而出，说出了一句名言：“面对一把举起的刀，不可能要求一个人进行冷静的思考。” 也就是说，受害人没有义务从他有权待的地方撤退。这也就意味着，一个人即便有退路，他也可以选择维护自己的尊严，以回击的方式制服对方。

这就是美国。在自卫案件方面，美国与他国的最大不同是，美国法律强调依顺人性，所以会反复推敲当事人的处境和状态，不会恪守法条。而他国的自卫案件往往认为法律就是法律，不管当事人的情况是否特殊，这就成了人性受制于法律。另一方面，美国法律系统更倾向于耗费大量精力、金钱和时间去探讨细微的情节，而不是草率做出决策，他们的较真精神也是别国难以想象的。

这个案件给民众带来的愤怒和失望也许只会维持一阵子，就像是一个石头掉进海里，只会激起一个小浪花和点点涟漪。热点过了，自然会有新的话题成为报道主流和茶余饭后的谈资。但对于于欢一家，却是一辈子抹不去的伤痛和阴影。

可是难免以后还会有这样的“追债人”，和这样的“于欢”，他们又该怎么办呢？这个案件的来龙去脉在日后会成为一个典型，只希望它能带来更多的思考，让道德得到维护，让正义得到伸张，让更健全的法律保护公民的权利。没有人会想碰到于欢这样的遭遇，但如果事情真的来了，只希望自己还能有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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