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主席汉斯•胡格沃斯特(Hans Hoogervorst)于2014年4月10日在澳大利亚悉尼发表的肯•斯宾塞(Ken Spencer)纪念演讲。
引言
女士们、先生们、尊敬的各位嘉宾,能受邀出席肯•斯宾塞先生的纪念活动并发表演讲,我感到非常荣幸。
这些年来,会计界出现过数位创新大师。这些行业先驱们除了高瞻远瞩的眼界外,还具备非凡的魄力,能将想法转变为现实。他们所取得的成就流传后世。肯•斯宾塞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人。
虽然我与肯•斯宾塞先生未曾谋面,但我深知他是我所领导的IASB至今继续存在的原因之一。他将自己投身于国内及国际财务报告的改进工作之中,经年如一日。
除了担任澳大利亚会计准则委员会(Australian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主席外,肯•斯宾塞先生还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IFRS Foundation)和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的创建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与同为IFRS基金会受托人的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前美联储主席)一起创建了IASB,在全世界范围内为其筹集资金,并任命了首届理事。
人们告诉我,肯•斯宾塞先生坦诚正直。他言语谨慎,却言出必行。虽然肯•斯宾塞先生在2004年离开了我们,但他的精神长存。在他离世十年之后,IFRS基金会的使命几乎得到了全世界所有国家的认同,而这一使命正是在肯•斯宾塞先生的帮助之下确立起来的。如今,全球已有100多个国家要求采用IFRS,而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允许以某种形式采用这一准则体系。
虽然我们尚未实现IFRS全面和彻底的采用,但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取得上述成就,令人侧目。正是肯•斯宾塞先生和国际会计领域其他先驱们的努力和付出,今天,我们距离这一目标越来越近。
我今天发言的主题与此相关,我想探讨一下会计和道德风险之间的关系。
道德风险
正如你们所了解的,我大部分的职业生涯都投身于政治领域。我曾担任几个政府部门的部长一职,致力于荷兰福利体系的精简工作,改变其臃肿状态。这是一项非常困难且敏感的工作。我们不得不持续应对挑战,以打消荷兰民众对国家福利不切实际的期望。
2007年年初,在政坛浸润多年以后,我离开了这一舞台,转任荷兰金融市场监管机构——金融市场管理局(AFM)主席一职。能将纷繁复杂的政治世界抛之脑后,我感到非常高兴。然而更让人兴奋的是,我自此迈进了一个相对理性的金融世界。
就在这一当口,金融危机全面爆发。
我必须承认,我对金融市场了解不够,对市场失效的程度认识不深。在金融危机期间,我们清楚地看到,就如社会公众依赖政府提供福利一样,银行业寄期望于政府救助。银行家们的奖金比失业救济金多得多,但在许多情况下,最终是政府为其买单。
此外,AFM还发现业内存在许多不当行为,虽然这些行为没有直接引发金融危机。许多颇具声名的保险公司将复杂的投资产品大量销售给不具相关认知力的消费者。会计师事务所质量控制欠缺。多起上市公司向股东提供不完整或误导性信息的严重事件。
我们前任部长曾自认为掌握了一切情况,但此刻却深感震撼。而我不得不承认,金融市场爆出的丑闻一个接一个,这让我大为震惊。
所有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金融市场所存在的巨大道德风险。在资本和信贷市场上,代理人——委托人利益冲突不断。当人们利用他人资金时,发生利益冲突的可能性更大。尤其当信息不对称,代理人比委托人掌握更多资讯时,这种道德风险更大。
缺乏透明度是金融市场的危机根源,它并不仅是金融产品和市场固有复杂性的必然副产品。有时候,人们积极寻求不透明之处以便创造寻租机会。
二战之后,更多的人开始替其他人管理更多的资金,道德风险爆发的潜在性激增。在信贷市场上,杠杆倍数成倍增加。银行业以30至50倍的杠杆倍数开展运营,信贷出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繁荣之象,而金融危机却暴露了繁荣背后的风险。
其次,在过去30年左右的时间里,全球资本市场相对于GDP规模几乎翻了两番。养老基金、共同基金和保险公司将民众通过制度化储蓄形成的资金投入市场,为投资提供了更多的可用资金。
随着经济复杂程度的不断增加,投资者与投资对象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大。投资者将资金委托给投资管理人管理,但却没有多少投资者能够对经理人的行为加以密切关注。
所有这一切为短期行为提供了理想的温床。基金经理很容易做出受市场趋势驱动的投资决策。从短期来看,不管市场趋势多么不理性,追随市场大流通常是最安全的赌注。只要市场趋势向好,基金经理就不会受到指责;但当市场趋势难以持续,基金经理又可以将这一切归咎于市场。
其三,在上市公司中,与绩效挂钩的薪酬大大增加了。虽然这种做法可以将管理层的利益与投资者的利益较好协调起来,但它也会诱使管理层片面追求盈余管理。2005年的一项调查显示,400名受访企业高管中,75%以上的受访者承认为了维持收益平稳,他们可能会放弃某些经济价值。这些高管表示,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取悦投资者。那么,绩效薪酬是否也会极大地诱发短期行为?
会计与道德风险
在这种容易诱发道德风险的环境中,会计准则应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我们的章程规定,IFRS基金会的宗旨是“制定一套符合公众利益的、高品质的、易于理解、便于执行、基于清晰原则的全球公认财务报告准则。这些准则应该要求财务报表和其他财务报告提供高质量、透明和可比的信息,以帮助投资者、世界资本市场的其他参与者、财务信息的其他使用者做出经济决策”。
就我个人而言,我更喜欢大卫•泰迪爵士(David Tweedie)对会计角色简明生动的表述——“会计就是为了让资本保持诚实”。事实上,如果非得让我用五个英文单词来概括我们组织的使命,我会说这是“为了建立对金融市场的信任(building trust in financial markets)”。对于我们的工作而言,维护公众利益不仅是提供投资者所需信息,更在于保护和加强公众对市场经济的信任。
有时候,人们认为我们不应该从防止滥用的角度出发来制定准则。我并不赞同这种观点。我们工作的核心就是应对道德风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准则要设定纪律并严格执行。消除信息不对称是尽量减少道德风险的关键所在。我们应该做到无愧无此。
多年以来,为应对道德风险,IASB已做出了一系列的努力,成绩斐然。在此,请容许我举例一二。
几年前,IASB和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与既得利益者的斗争聚焦于是否将授予股票期权作为一项费用记录。庞大的游说阵势,巨额的游说开支,无非都是为了维持原有的不作为费用处理的方式。但是有一个问题这些游说者们不能做出回答:如果这些股票期权真的不涉及任何成本,那么为什么不把它授予每一个人呢?差不多十年之后,对于将股票期权记录为一项费用,已经很少有人质疑其逻辑合理性了。这一会计处理方式已经成为一个良好的商业惯例。
退休金的会计处理曾面临同样的问题。过去,企业未将退休金负债纳入资产负债表。在通常情况下,企业认为那些无法计量的会计要素也不需要进行管理。最终,这种处理方式让一些公司的管理层能够放弃公司价值,而股东对此却一无所知。当时,是否将养老金负债纳入资产负债表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如今,养老金负债已成为例行讨论事项,企业需就此与董事会和投资者进行沟通。
今天,我们在租赁问题上面临相似境况。通常租赁合同包含重大的融资事项,但绝大部分租赁合同未能在资产负债表中得到反映。对于航空公司、零售连锁店等企业而言,它们的表外融资金额可能相当可观。
究其根本,租赁项目无非是为了防止少计负债。有些人可能认为这个项目是为了增强租赁会计处理的审慎性。一如既往,我们遭遇了巨大的阻力,相当多的企业反对将此类负债计入资产负债表。也许五年之后回头一看,许多人会疑问将租赁负债计入资产负债表值得如此大惊小怪吗,对此我毫不怀疑。
有时候,我们也未能探索出正确的解决之道,比如减值金融资产的已发生损失模型。我们开发已发生损失模型是为了防止银行操纵收益。我们的前辈希望该模型能防止银行进行“洗大澡式的大量计提减值准备”,以免它们在经济低迷时期用这些计提准备来粉饰收益。
金融危机期间,已发生损失模型已被证明能以另一种方式来操纵收益。该模型允许企业在损失无法避免之时才加以确认,这就为企业拖延确认损失提供了合法的依据。我们新开发的预期损失模型应该可以杜绝这种操作,同时能充分避免收益操纵。
我们一直致力于建立纪律并加以严格规范,但当有时候看到讨论之中,公众对“审慎”所持的敌对态度,我感到大为惊讶。正如您们所了解的,直到2010年,我们的概念框架依然包括“审慎”概念,将其定义为“企业面对不确定情况需做出估计判断时,应秉持一定的谨慎态度,以防止资产或收入的高估以及负债或费用的低估”。
有些人认为“审慎”概念容易被人误解,而且也与中立目标相互冲突,因此,IASB取消了这一概念。从此,审慎成为一个颇具争议的话题。有些人甚至认为,2010年将“审慎”概念从概念框架中移除可以说在一定程度引发了2007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真相究竟如何,诸君不妨探究一二。
我曾经说过,我相信审慎概念在我们制定的准则里依然得到了充分体现。在审议概念框架时,IASB将认真考虑是否恢复审慎概念以及如何恢复。
但是,我同时希望业界能够明白“审慎”作为一个概念所不包含的意味。它并不是指恢复老式的,隐藏储备的会计处理方法。同时,“审慎”概念也不会导致出现倾向于与中立性对立的保守主义的系统性偏见。正如沃伦•麦格雷戈(Warren McGregor)日前所说的那样,审慎概念不应该凌驾于准则之上。如果一项准则不够审慎,那么,我们就应对其进行修订。最后一点,各方不能将审慎作为借口,借以阻碍现有计量方法的采用实施。就好比按成本计量衍生工具或按历史利率计量保险责任,再没有比这更不审慎的处理方式了。
另一方面,如果审慎概念与我们限制道德风险和收益操纵的目标相一致,那么,我们就应该正视它,给予它相应的地位。
治理和道德风险
现在,我想谈谈道德风险的几个相关问题,以及它对IASB治理和工作方式的影响。
有些人或许觉得难以理解,对于IASB这类明确具有维护公众利益职能的组织,为何却是一个私营组织。IFRS基金会和IASB肩负着维护公众利益的使命,它们作为公共部门机构难道不是理所应当么?IASB作为一家私营机构,难道就不需要面对私营部门的压力么?这些问题都很合理,需要认真对待。
首先,我想指出,准则制定机构采用公共治理结构本身并不能保证杜绝道德风险。我们就拿公共部门会计来加以说明吧。
在大多数国家与地区,公共会计准则是由政府部门制定的。这些准则是否总能全面地反映一个国家的财政状况还有待考证。
公共部门会计最明显的短板就是养老金负债的会计处理。目前,只有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少数几个国家将公共部门养老金债务完全合并到了公共账户之中。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国家在保证养老金体系的务实性和可持续性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
然而,其他许多国家仍然未将退休金负债纳入资产负债表。一些研究发现在许多国家,这些负债是官方公共负债额的两倍还多。将这些巨额债务完全合并到资产负债表之中,我们立刻清楚地看到如果不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这些养老金负债将难以偿付。作为前财政部长,我可以明确地告诉各位,政客们具有相当大的动力将这些麻烦的真相一直隐藏在暗处!
所以,在政治环境下生存的准则制定机构很可能带来次优结果。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理事会(IPSASB)的治理检查工作小组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与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共同主持工作。最近,该工作小组指出,“国家准则制定机构常常面临尴尬境地,一方面它们为公共部门制定准则,另一方面,它们却又在财政部的指导下工作,而该部门受制于公共会计准则”。
在世界各地,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的组织方式各有不同,一些作为私营机构,而另一些则属于公共部门。我深信,一个准则制定机构成功与否的关键并不在于治理形式的性质;为公众利益服务的关键在于它是否能抵制住某些特殊利益要求。准则制定机构想要规避道德风险,其秘诀在于在独立性与责任之间寻找到适当的平衡点。
在13年的发展历程中,IFRS基金会的治理形式几经演变。最开始,我们是一个纯粹的私营准则制定机构;在设立治理监察委员之后,我们的治理形式融合了私营和公共元素。此外,大多数国家与地区在决定是否采用我们的准则时都有既定的批准认定流程。
我相信未来,我们的治理形式将继续演进。我同样确信,IASB已制定并落实一流的程序,可以确保我们的责任得到履行。
在我的公共部门从业生涯里面,从未有任何一个环境如我现在工作的环境这般透明。我们的应循流程是一流的,并得到持续监控。我们所有的准则制定活动和文档都对外公示。
最近,我们发起了会计准则咨询论坛,这将进一步加强我们工作的包容性。
但是,为了抵制特殊利益要求,我们还需强化独立性。我们所寻求的并不是不受约束的独立性,而是一个屏障,可以用来抵制特殊利益集团主导的政治化流程。我们需要在听取成员意见与特定利益集团高压之间划定清楚的界限。我们的独立性并不是用来保护IASB,而是为了保证我们工作的质量。
结语
女士们、先生们,我的演讲已接近尾声。
我本次演讲的中心主旨围绕道德风险以及如何应对道德风险。道德风险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全球金融危机已经彻底动摇了公众对市场经济及其体制的信任。这种信任的缺失,将对经济及政治造成持续性的不良影响,时间可能长达数年。
IASB的使命是建立公众对金融市场的信任。随着IFRS在全球各地的传播和采用,我们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我们的使命尚未完成,一些非常重要的国家与地区尚未采用或者未完全采用IFRS。所以,我们需要20国集团继续支持我们的工作,为实现全球统一会计准则共同努力。
作为20国集团的现任主席国,澳大利亚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帮助我们一路前行,不断向使命推进。虽然在澳大利亚的主席国任期内,我们的目标不太可能完全得以实现,但澳大利亚可以做很多事情,推动这个长期项目不断前行。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曾有一句名言,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件事情值得拥有或者值得付出,除非这件事情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痛苦,也为之困顿。非常高兴,澳大利亚能站在我们身后,与我们一道品尝个中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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