咖啡店，我爱咖啡店。在上海时，我和咖啡店最大的交集，便是抱着笔记本去码字的时刻。它对我来说是暂时逃离生活的出口——谁曾想到，在南半球，我在咖啡店又回到了生活本身。我没有任何咖啡经验，老板娘决定聘用我，仅仅因为我英语能力不错，“咖啡可以学，招待客人的本事可不是那么好学的”，她说。

傅真曾经在文章里说，咖啡店是无用的场所，人们在咖啡店里的交集或许本身就没有意义。我认同这种说法。国内的咖啡店尚且还与小资、“网红地标”挂钩，人们去那里谈生意、会友，工业风、厂房风、暗黑风，概念推陈出新，力争成为朋友圈里最酷的那一家。而我所工作的这一家咖啡店相比之下就无趣得多了：开店十年，装修不忍细看，常客为上了年纪的澳人大爷大妈。他们自然是不在乎噱头的，一杯价格为三块五的Flat White足矣。他们希望你永远记得他们要什么温度、几勺糖、牛奶是否脱脂，却总也记不住你的名字。

这家咖啡店是我在珀斯的第二份工作。第一份工作，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街头慈善募捐, 开始以为是NGO性质的工作，到头来发现劝说路人为XX项目筹款的款项多数是进了自己的工资，有种“变相乞讨”的感觉。呵，资本家游戏。虽然工资挺不错，还是辞职了（辞职的第二个原因是需要在大太阳底下劝别人捐款，对皮肤实在太伤了，宁为肤全）。这种慈善募捐的工作人员构成大概80%为背包客，六个月的雇佣限制，来来去去，谁也不欠谁。

投递这家咖啡店没有什么别的原因，无非离家近。在没有车举步维艰的珀斯，它离家近20分钟的步程已经足够让人满意。虽说是咖啡店，店内还售卖各种炸物小食，五花八门，来自亚洲各个国家：印度Samosa，越南春卷，马来咖喱炸饺，油炸版港式小点心……亚洲食物不假，但全用澳式煎炸、酱料包裹，一口下去，只听脂肪滋滋生长。

不知是不是幸存者偏差，即饮食健康的人都不会来我们店消费，我总觉得澳人在饮食上口味奇重：咖啡像不要命地加糖，每天听到最多的问题是“还有更多酱料吗”。而“无糖可乐”，更让我觉得是世界上最大的自我安慰。一段和客人之间的对话至今记忆犹新：

“你好，我要一听可乐，谢谢。”

（没听清）“你是说无糖的吗？”

“哦天哪，你看我像是要喝无糖可乐的人吗？我看上去有那么胖？”

“……好的，您的可乐。”

看看，澳人的逻辑，无糖可乐是给胖人减肥用的。而这是我能想到的最具自我欺骗的事情了。

推特上有个热门标签叫“First World Problems”，顾名思义，第一世界人才有的烦恼（Compared to third world problems, First World Problems don’t mean shit）——煮菜的时候要选大蒜，还是新出的这款大蒜油呢？；这杯咖啡我明明要了2 shots, 怎么才给我1 shot呢？；网速居然降到了一兆以下，让我怎么活？诸如此类。它们无聊、琐碎、简单得让人想翻白眼，而笑过之后又泛起一些心酸：果然是从小被富足物资宠坏的人，区区这点屁事，都能称之为烦恼。（题外话，我贡献一个Third World Habit吧：上厕所习惯带纸）

在这家咖啡店工作的日子，我充分体会到什么第一世界人民的“娇生惯养”：“这薯条是给人吃的吗？都冷成这样了”——明明还是温的；“地很滑，来往路人会摔跤！”——我忙跑出去看，原来是地上洒了零星几点水（只要客人在你们店的管辖区域内摔倒，店主将被罚款天价赔偿费）。有时看到澳人对着一些分明还过得去的食物惊声抱怨“这还是人吃的/用的吗！”我竟生出些许羡慕的情绪：他们的人生，一定是被粉红泡泡包裹起来的吧。

当然，全民吹毛求疵的结果，便是一个个越来越不敢怠慢卫生、温度、洁净度的环境。下有高标准的客人，上自然更有严厉到变态的监管部门。若是一个不小心没通过卫生抽查（他们随机、不定时前来考察店家的厨房卫生情况），商家要交的罚金也足够白做两天生意的。在一次被罚八百澳钞之后，老板娘幽幽地说，“我们已经很注意了，每天清扫啊，还是被他们抓到墙角脏……你不知道啊，刚结婚的时候David是一个卫生习惯多差的人，吃饭要漏一桌子米饭的，现在硬生生给逼得对卫生有要求了！”她又叹了口气，好像在自我安慰，“算了算了，八百块买个生活习惯越来越干净的David吧！”

老板娘是位越南人，二十年前拿着学生签赴澳读书，后来终于……嫁了个已有身份的越南老实男人——也就是现在的老板，David.咖啡店旁的餐饮店则主打健康和清淡，仿佛什么都和这家越南咖啡店反着来，顾客觉得炸物油腻，便挪两步去旁边吃。不过你大概想不到的是，钱最终还是落入了越南人的口袋：餐饮店老板，是咖啡店老板娘的叔叔。若你再往前走一段，会看到一家超市，老板则是餐饮店老板的儿子……勤奋能吃苦的越南人几乎承包了这一整个社区的生意。

珀斯是个移民城市，除了因地理位置而吸引的大量马来西亚移民，越南人更是这里亚洲老一代移民的主力军。据说三四十年前，许多越南人以越战难民的身份漂洋过海来到澳洲，累积了一定资本的老移民开餐馆、开农场，再一个个把亲戚接来，亲属则被安排在手下做经理，累积了一定资本后再去开餐馆，逐渐形成一条生意链。老板娘的叔叔则是那个“上岸”的人，随后在此安家生子，亲戚间互相帮衬，终于在这里立下根基。他们就像生命力顽强的蒲公英，飘来一朵，之后呼啦啦全随风飘来。就连他们后厨的帮工，都是亲人介绍来的越南阿姨，一个养育了六个孩子，一周七天，全年无休；另一个只在双休日工作两天，其余五天则在其它面包店做工。我有时不解，既然已经拿到了身份，为何还是苦苦奔波于生计，拼命赚钱呢？他们已然能够享受和其他澳人一样的福利，为什么看上去还是有一种被生活压迫着的疲惫感呢？

“难道你不累吗？我是说，难道就没有某个时刻，因为早上想多睡五分钟，萌生出不做生意的念头了吗？”某次洗菜间隙，我问David。

“我有五个兄弟，全部做生意，一个兄弟每天凌晨两点就要起床准备摊位，其它几个最晚也是四点半，我在我们兄弟里，已经是最懒的了。”老板的话并不多，只会默默做事，我对他的印象是稳重。

在这样的勤奋生计下，这对越南夫妇养育了三个孩子，并全送入私立学校。放假的时候，还会把双胞胎儿子带到店里，我注意到，他们之间用英语对话。

“你和你的孩子怎么不用越南话交流呀？”我知道我很多管闲事，但是手里的洋葱实在是切不完，必须得说点儿什么来打破这充盈着洋葱味的空间。

“他们听得懂，只是不愿意讲，我也就随了他们。不过，双休日倒是让他们去上语言学校了。”老板娘手上动作也没停，不过她比我麻利多了。

作为在澳洲生活了二十多年的越南人，老板娘既有西方父母对孩子尊重而又无可奈何的那一套，也仍一定程度上保留了亚洲人的保守。澳洲近日的爆炸新闻是将取消新生儿档案上的“性别”一栏，意欲让每个人从出生起就不受“传统性别定论”，有性别意识后再统一登记。“我真的很不喜欢这条规则，”老板娘向我大吐苦水，“我的女儿最近大概是被影响了，吵着要剪男生头，居然还声称自己喜欢女孩，”她手上的动作依然没停，“我的意思是，我试着尊重她，但我们毕竟是传统人家，这对我来说太难了。”

在这家咖啡店工作的期间，我去了一次越南，并被那里的低物价彻底折服。澳洲和越南，时薪水平几乎是世界范围内的两个极端。听住在那里的朋友说，服务生一个月的工资在300美元上下。回来告诉老板娘，她瞪大眼睛说：怎么可能！现在怎么会这么高！300美元！我不敢相信！

我对她的惊讶表示惊讶，我知道越南人民工资水平不高，但怎么会低到连300美元都会让人惊叹“太高了”的地步呢？我忽然有点理解即使拿着高工资、能够享受澳洲福利、但却仍勤于生计的越南移民了。或许对他们来说，经历过一个极端之后，才会异常珍惜另一个极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