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一锅鲜】8月26日（周三）堪培拉热点资讯
由于将近三分之二的联邦公务员（或93,000名工作人员）在家远程上班，高级官员对于在家工作政策的可持续性，对纳税人造成的成本增加以及良好的政府能力感到担心。高级官员担心，由于员工行动不足，办公空间浪费，散漫的初级员工缺乏指导和人际网络，以及在Zoom会议下可能会产生低于标准的工作建议，这会导致公务员的生产力下降。在低人口密度，没有COVID病毒的堪培拉出现了这些新问题，这促使澳大利亚公共服务局（Australian Public Service）领导搜寻硬数据以评估远程工作对生产力，文化，服务交付和成本的影响。根据联邦财务部（Department of Finance）的数据，办公室租赁每年花费联邦政府13.4亿，或约合每名公务员$9575。“询问人们对在家工作的感觉如何是好事，”一位政府高级官员说。“但是，如果我们要以更好的状态摆脱大流行，我们就必须严格衡量成果，交付和对纳税人的真实成本”。澳大利亚公共服务委员会（Australian Public Service Commission）的一项人口普查发现，8月11日当天，在145,000名澳大利亚公务员中有64％的人在家里工作。在堪培拉首都领地，55,000名APS堪培拉工作人员中有55％，即30,600人在家远程上班。离群工作可能适合财政部里的埋头工作者或不常进行会议的人，但对于总理，内阁或外交与贸易部的大人物，领导类型的人则可能感到像离开了首都伯利格里芬湖（Lake Burley Griffin）的红鳍鱼一样。“鉴于堪培拉已经连续数周没有社区传播，这么多的堪培拉公务员在家中工作真是荒唐可笑，” 一位前机构负责人说。
这项对机关机构的新审查进行时，350万澳大利亚人正在接受JobKeeper薪资补贴支持，还有另外超过一百万人正式失业。财政部估计，首都地区的有效失业率为5.2％，而全国的有效失业率为9.9％。周一，联邦议会在休会九周后重返，联邦众议员和参议员首次被允许在两周的“远程”开会期间拨号连线议会厅。总理Scott Morrison将澳大利亚公共服务局称为“任何成功的政府履行对澳大利亚人的承诺必不可少的动力房”。然而，首都的公务员前辈越来越感到员工对工作的冷漠，担心部分机关可能正在失去火力。正如一位高级管理人员所说，在家工作“在灵活性方面进行了大胆的尝试，但问题是，在这场健康危机过去之后，这样开展业务的可持续性如何呢？”公务员们表示，他们喜欢远程工作的自主权，也喜欢减少为洗衣成本，托儿和停车费用以及去上班的时间。许多人的工作时间更长，并在疫情期间被部署了前线服务职位。
但是六个月后，州和领地的健康建议的“局限性”，疲劳和缺勤正在破坏改革项目和长期政策工作，缺乏沟通的工作人员和不习惯于松懈监管的人员陷入了一种大流行恐惧。一些人私下向州和领地卫生官员表达了对在家工作的建议的沮丧，特别是在无病毒地区，并寻求量化在家工作的成本。虽然对员工的幸福感调查可以代表生产力，但部门首席运营官委员会，澳大利亚公共服务委员会和财务部正在收集有关绩效，工作产出，服务交付和工作时间等问题的硬数据。澳大利亚政府的行为经济学小组（BETA）是总理和内阁部的一支精干小组，他们已被要求评估两次调查中的员工体验和态度。根据一名部门发言人的说法，总理和内部部“将与BETA一起利用回应来优化员工的参与度，生产力和健康福祉”。
一位熟悉这次评估工作的高级官员表示，堪培拉实际上正在做私营部门正在做的事情，以了解将来如何最好地向政府，法规和服务提供建议。这次演习的目的是鉴于澳大利亚公共服务人员所从事的不同角色以及在地理位置上的分散，制定机关机构如何最佳运作的高层指导原则。“政府渴望从我们这里得到更多建议。”这位官员说：“每间机构负责人都在认真考虑他们的生产率水平和租赁成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推动公务员返回办公室。”根据财务部的年度办公室占用报告，每个“工作点”——办公桌，封闭式办公室或服务台——的平均成本为每年$8000。联邦政府在大流行期间造成25,000个“工作点”空位。从表面上看，这意味着要多付2亿租金，尽管这些租赁已纳入应对员工激增的富余空间。
但是大流行期间的办公室空置成本高涨，可能导致对岗位的位置以及工作的方式进行重新思考。财务部长Mathias Cormann说：“联邦将继续研究其物业资产以确保（办公）入住有效益并且适合目的”。根据财务部的办公占用报告，联邦政府的目标是其占用的每个工作点有14平方的可用办公空间，但密度通常为16平方。如果每个员工都去上班，澳大利亚工作安全局（Safe Work Australia）要求的4平方米的工作场所“规则”将很容易满足，尽管政府在全国568个租约下的装修，布局和用途各异。在一间大型政府机关中，由机构负责人提出的返工过渡计划通常采用A和B团队交替形式，每两周回办公室工作五天，并确保实施社交距离规定。负责协助公共服务事务的总理兼内阁助理部长Ben Morton说：“在堪培拉首都领地，机构负责人做出在家办公的决定。但是在家工作不应影响部门达到其运营要求。堪培拉目前的建议仍是鼓励在家工作。”3月份，堪培拉首都领地政府的建议是“如果可能，在家工作”，但到5月下旬，该建议改为“如果对您和您的雇主可行，在家工作”。堪培拉雷累计有113例确诊COVID-19病例，三人死亡。自上个月初以来，首都领地没有本地感染，自四月下旬以来只有三例社区传播病例。
堪培拉首都领地首席卫生官每两周审查一次限制规定，包括在家工作的安排。堪培拉政府发言人表示，“能在家中工作的领地公务员被鼓励这么做”。3月，Morrison政府对APS高级人员实施加薪暂缓措施。在接下来的一个月中实行了冻结工资的措施，这让即将到来的加薪推迟六个月。于去年12月启动的，为获得更快速响应和更负责任的服务的APS改革工作已经推迟。5月初，总理曾设想只要抑制新冠病毒的社区传播，就可以在7月份重返工作场所。但是，公务员们声称他们在COVID-19引发的从办公地点的解放中表现良好。上个月，新南威尔士大学堪培拉分校以及CQUniversity对6000名APS员工进行了一项调查，发现近三分之二的人同意在家工作比在常规工作场所能完成更多工作。
社区和公共部门工会（Community and Public Sector Union）全国书记Mellissa Donnelly说：“最近几个月的成功表明，APS应该信任其员工”。距离10月6日发布联邦算只有六周之际，国库部长Josh Frydenberg表示，他对远程办公的政府人员感到满意。司库/财政部的1000名员工中约有57％的人在家上班。总理和内阁部发言人表示：“自6月中旬更新了健康建议以来，大约有一半的员工返回了办公室，另一半则继续在远程工作”。参议员Cormann说，财务部正在制定其工作安排，以管理COVID-19带来的持续风险。他说：“在办公室上班的财务部人员的比例根据业务需求而波动。”澳大利亚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ACCC）和澳大利亚能源监管局（Australian Energy Regulator）在墨尔本和悉尼的办公室均关闭，而包括堪培拉在内的其他七个办公室则采用COVID安全计划开放。在首都领地仍有70％的ACCC和AER人员在家中工作。
ACCC首席运营官Scott Gregson表示，员工在危机之前已经习惯于灵活地工作。“我们已经接受了新的协作技术，相信在大流行结束后，这将使我们更加有效，” Gregson先生说。根据一名政府高级官员的数据，维多利亚州第二波COVID-19感染已使该州25,000名APS工作人员几乎全部留在家中上班。在新州，28,000名联邦雇员的情况参半，许多管理人员推动让员工留在家里上班。在无感染的西澳州， 6700名APS工作人员中的大部分都回到了办公室。
新闻来源：澳大利亚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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